引论

从今年（民国三十四年）逆数一百年，是清代道光二十五年，即公元一八四五年。那时中国在外交上，刚缔结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国内，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正在萌芽。此后的中国，便开始遭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的国家，就在这狂风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挣扎；到今年，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的历史，从此又将走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新旧交替的当儿，我们回顾过去一百年中的中国文化，不禁感慨系之：这一百年中，中国人虽不能说绝无进步，但是进步得这样的慢。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

但是，话说回来，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我们在现在——这新时代开始的时期，对于百年中最有成绩的学术——史学来作一个总结算，怕不是件没意义的事吧！

这百年来的史学，可以分作前后两期，大致民国成立以前为前期，民国成立以后为后期。前期的史学界，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继续前此学者的工作，对历代正史，加以补作或改作，对历代正史的表志，更用心地加以补充或修订，同时那时的史学界，还有三种新的趋势，就是：一、金石学的考索，二、元史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三、经今文学的复兴。

金石学的考索，一方面固然是继承宋人的余绪，另一方面，却也是乾嘉汉学的支流，那时研究经学的人亟于获得实证，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就都渐渐地展开了。元史与西北边疆史地，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元史的研究，是继承前此的成绩；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一方面固由于元史研究的影响，一方面又由于西北边事的紧急，许多学人要求获得实际的知识，以资应用；又要求获得历史的知识，以明彼此强弱的积因。经今文学的复兴，是乾嘉汉学迷信汉人的一大反动，要求直接得到春秋战国时的经籍的原本，并直接看到春秋战国时的人物的面目；虽然他们所求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原本，所看到的，也并不是真正的面目，但终比从前人前进了一步。

后期的史学，方向更多，大要言之，除继承前期的成绩，加以发展外，又多出：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这六项当中，社会史的研究成绩较少，我们将并在“史籍的撰述和史料的整理”一章中叙述，不另列一类了。

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此外如新的考据论文，多能揭发各时代历史的真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这都是科学方法之赐。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在近百年中，新史料发现很多，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这批史料，主要的是：各地发现的史前遗物，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古铜器，西北发现的古代文物，内阁大库与军机处保存的档案，与新出现的太平天国史料。这许多新史料，给予后期史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这在中西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上，最有帮助。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这是使小说、戏曲、俗文学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

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材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这并不是我们随意瞎吹，大家只须去查一查近人著述和论文的目录或索引，便可明白了。

兹为方便起见，把近世前后两期史学的关系，列表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