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説明

《詩經》的産生，根植於周代的禮樂文化。它結集完成，逐漸形成了詩性文化，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一支，並進而深深地影響着中國傳統文化的走向。《詩經》自結集以來，就一直作爲一部重要典籍，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先秦時期，《詩三百》雖無“經”之名，卻有“經”之實，這從當時其他典籍稱引中即可窺知。我們還可以從其中窺知，當時的《詩三百》有一個内容上比較穩定的文本，只是目前我們還無法據現有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推知其原貌。

歷秦至漢，《詩》於武帝時被尊爲“經”，立於學官，從而得到了廣泛傳播。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代傳《詩》者“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其中以《齊》《魯》《韓》《毛》四家爲著。《齊》《魯》《韓》三家爲今文經學，逐漸亡而不傳。據《隋書·經籍志》記載：“《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也就是説，當時惟古文經學的《毛詩》獨傳。三家《詩》文本早已不全，宋人亦只能見到他書中僅剩的殘句。《魯詩》因熹平石經殘石而存片言，至今可見，頗爲可寶。自宋儒王應麟起，以至諸多清儒，有輯《三家詩》佚文之作，只是諸儒於三家各自的歸屬，多有妄斷之嫌，難稱定讞。我們現在所説的《詩經》，究其實質是《毛詩》，因其文本是源自《毛詩》的。《漢書·藝文志》著錄“《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經、傳單行。東漢時期，鄭玄箋《毛詩》，一般稱鄭《箋》、《毛詩箋》或《毛詩傳箋》。從敦煌《毛詩》寫本和後世刻本來看，經注合鈔或合刻本爲其主要文本形態。所以學者於《毛詩》白文、《毛詩》經傳或《毛詩傳箋》，往往只籠統地稱作《毛詩》。

《三家詩》文本與《毛詩》多有差異，阜陽 漢簡《詩經》文本與今本《毛詩》亦多有差異，而《毛詩》文本之間亦有差異。鄭玄箋《毛詩》，對其中部分文字有所校正，故鄭《箋》較之毛《傳》，於經文文本上當有差異。《顔氏家訓·書證篇》記載了江南本與河北本之間的差異，敦煌《毛詩》殘卷也可以反映出《毛詩》文本上的差異。至唐代，爲彌合南北經學之間的差異，太宗令顔師古作《五經定本》，其中就有《詩經定本》。後孔穎達作《毛詩正義》，於經文多參考師古《定本》。唐代又有開成石經《毛詩》，亦對《毛詩》文本有所校正。《詩經定本》和開成石經《毛詩》既然對此前《毛詩》文本有所釐定，則亦與此前的文本有所不同。陸德明《經典釋文·毛詩音義》亦著錄《毛詩》及《韓詩》異文。

可以説，自漢至唐時期的《毛詩》文本一直處於“變”與“不變”之間。由於經師改動、輾轉傳鈔和字體演變、用字習慣等原因，總體上穩定而“不變”的《毛詩》文本，細節上仍處在不斷地“變”之中。宋代起出現的《毛詩》刻本，已非唐時面貌，亦非六朝時期面貌，更非漢時舊貌。而刻本出現，雖然可以解決鈔本産生的不必要訛誤，但也不能避免自身産生的新的版刻訛誤。事實上，後世《毛詩》諸刻本中的版刻訛誤是大量存在的，再加上“鈔本時代”已經産生的異文或訛誤往往不能得到有效解決，《毛詩》文本的訛誤越積越多。前儒，特别是清儒對此做出了不懈努力，比如，阮元組織校刻《十三經注疏》，並撰成《校勘記》；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馬瑞辰、陳奐等《詩經》學者做了大量的理校。儘管如此，因無精善之本《詩經》存世，《詩經》文本的校勘還需要今人及來學不斷探索與研究。

當下，對《詩經》文本的校勘，不外乎三個途徑：其一，探索《詩經》文本的原貌。這需要依靠新材料，特别是新出土文獻的發現，以豐富學界對早期《詩經》文本面貌的認識。相信隨着安徽大學藏《詩》簡和荆州《詩》簡的公佈，可以令學界對戰國時期《詩三百》文本及流傳的面貌有新的認識。同時，也期待六朝以至先秦時期有更多《詩三百》文本被學界發現。其二，梳理既有校勘成果。前儒對於《詩經》文本的校勘，儘管不可避免地存在自己的學術主張和理論預設，但是其具體成就值得今人去進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較少，尤其是對清儒的理校成果重視不夠，尚無有學者對此做出全面梳理，更談不上系統研究。其三，梳理現存《毛詩傳箋》《毛詩正義》的版本系統，做出校勘。這方面成果很有局限性，因爲它所能還原的，至多只能是刻本時期的《詩經》文本的形態，而較其原貌畢竟有着差異。但這種做法可操作性較強，是一種相對可行的辦法。目前，這方面的一些成果已經推出或正在推出，堪稱積極而有益的探索。當然，經、注、疏以及所附《釋音》，在合刻過程中，往往會因保持統一而隨意改動文字，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本。這一現象普遍存在，有些地方可以通過對校加以解決，有些地方卻無法得到有效解決。

至於最可行的整理辦法，我以爲，應該是將每一部《毛詩傳箋》《毛詩正義》的刻本分别加以標點整理，待有了深厚的積澱之後，再在此基礎上加以匯總整理。基於這個認識，我選擇國家圖書館藏宋巾箱本《毛詩詁訓傳》作爲工作本，以應商務印書館整理《詩經》古注之邀。張元濟先生編《四部叢刊》，所影印的《毛詩》即以此本爲底本。這次整理，同時也是對商務印書館這位先輩的紀念與致敬。此外，《中華再造善本》亦據此本影印；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於2017年將此本影印出版，題爲《宋本毛詩詁訓傳》，最便學者使用。至於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十三經》，其中的《毛詩》係據《四部叢刊》初編初印本影印，錯訛較多，出版時又有加工，使用時需謹慎對待。

宋巾箱本《毛詩詁訓傳》二十卷，板高十四點三釐米，廣十點三釐米。半葉十行，行大字十七字左右，注文小字雙行，行二十二字左右。白口，雙順魚尾或單魚尾，左右雙邊或四周雙邊。匡、筐、殷、恒、貞、桓、完、構、覯、慎等字以闕筆形式避諱，偶見不避諱者，是後來鈔配或鈔補時疏忽所致，並非此本原貌。此本歷經汪士鐘、于昌進、瞿氏 鐵琴銅劍樓、王體仁、陳清華等多家遞藏，鈐印頗多，如“汪士鐘印”白文方印、“閬源真賞”朱文方印、“平陽 汪氏藏書印”朱文長方印、“憲奎”白文方印、“秋浦”朱文方印、“于氏 小謨觴館”朱文長方印、“清奉買來”白文橢圓印、“于昌進珍藏”白文長方印、“鐵琴銅劍樓”白文長方印、“紹基秘笈”白文方印、“瞿秉沖印”白文方印、“良士曾觀”白文長方印、“筱珊經眼”白文方印、“郇齋”朱文長方印、“祁陽 陳澄中藏書記”朱文長方印、“子子孫孫其永保之”朱文長方印、“善本”朱文圓印、“有竹居”朱文方印等。這是一個南宋時期的坊刻本，刻印並不精善，且有遞修，其中存有大量俗字和異寫，以至經、注用字有異，甚至有一句話中的同一個字而先後用了兩個不同的字形；此、北、比三字，土、士二字及榖、穀二字等常因形近而混。此本有鈔配和鈔補，這部分字形與原版差異明顯，比較容易區分。據該書書前附紙所記，卷一，第十至二十一葉共十二葉爲鈔配；卷六，第九至十一葉共三葉爲鈔配，又有鈔補；卷七，有鈔補；卷八，第四葉共一葉爲鈔配；卷九，第一葉共一葉爲鈔配，又有鈔補；卷十二，第十七至二十一葉共五葉爲鈔配；卷十三，第一至二葉共二葉爲鈔配；卷十四，第十三葉共一葉爲鈔配；卷十五，第一至三及第十五葉共四葉爲鈔配；卷十六，第一、第三、第六至七、第十三至十四葉共六葉爲鈔配，又有鈔補；卷十七，第十六至十九葉共四葉爲鈔配，又有鈔補；卷十八，第一葉共一葉爲鈔配；卷二十，第十三至十四及第十七葉反面共二葉半爲鈔配。所鈔配的内容，對應的具體内容是：卷一，自《周南·兔罝》三章“（赳赳武）夫，公侯腹心”（經文）以下，至卷末；卷六，自“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以下，至《秦風·小戎》篇“勞，音潦”（《釋音》文）；卷八，自《豳風·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經文）以下，至《豳風·鴟鴞》“公乃（爲詩以遺王）”（序文）；卷九，自“毛詩卷第九”以下，至《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芩）”（經文）；卷十二，自《小雅·小弁》“（譏，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釋音》文）以下，至卷末；卷十三，自“毛詩卷第十三”以下，至《小雅·大東》“譚，音徒（南反）”（《釋音》文）；卷十四，自《小雅·賓之初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經文）以下，至卷末；卷十五，自“毛詩卷第十五”以下，至《小雅·角弓》“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箋》文）；卷十六，自“毛詩卷第十六”以下至《大雅·文王》“《箋》：猶（，謀。思，願也）”（《箋》文），自《大雅·文王》“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箋》文）以下至《大雅·大明》“在今同州 郃陽 夏陽縣，洽（，水也）”（《箋》文），自《大雅·緜》“父，音甫，本亦作甫”（《釋音》文）以下至《大雅·緜》“惶，一音皇”（《釋音》文），自《大雅·皇矣》“《爾雅》云：木自斃神”（《釋音》文）以下至《大雅·皇矣》“亦在岐山之南隅也，而（居渭水之側）”（《箋》文）；卷十七，自《大雅·民勞》“同。罷，音皮”（《釋音》文）以下，至卷末；卷十八，自“毛詩卷第十八”以下，至“姦，本作奸。宄（，音軌）”（《釋音》文）；卷二十，自《商頌·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經文）以下至“沈云：鄭《箋》云寘”（《釋音》文），自“（桷，）音角。梃，丑連反”（《釋音》文）至卷末。

此本因係坊刻，其間的訛奪衍倒之處頗多。比如：《鄭風·清人》“二矛重英”，鄭《箋》“酋矛”，“矛”訛作“柔”；《周頌·小毖》 《序》下奪鄭《箋》“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己爲政，以救患難”三十六字；《大雅·江漢》奪《序》下《箋》文“召公，召穆公也，名虎”及經文“江 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共二十四字；《秦風·蒹葭》“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鄭《箋》“《箋》云”下衍一“云”字；《邶風·燕燕》“燕燕于飛，下上其音”，經文“下上”誤倒作“上下”，因之又將《箋》文“下上其音”改作“上下”；等等。此本多有鈔配和鈔補，其間也産生了一些訛誤。比如：《小雅·蓼莪》《小雅·角弓》《大雅·大明》《大雅·蕩》和《商頌·長發》五篇誤混入朱子《詩集傳》文，這是鈔配時所産生的訛誤。《詩序》下的鄭《箋》，宋巾箱本並無“《箋》云”二字，而是直接列出《箋》文。部分篇目中有“《箋》云”二字，這些都是鈔配時未能照顧到體例上的統一。至於鈔補産生的錯誤，比如：《鄭風·野有蔓草·序》“民窮於兵革”，“兵革”二字殘，僅剩“革”字下部一小半，被鈔補者誤寫成“蔓草”；《大雅·生民》篇鈔補時，奪《傳》文“故置之於寒冰”，而衍經文“鳥覆翼之”。當然，此本有較他本爲優之處，比如：經注中“遲”，多用較古的字形“遟”。偶見寫作“遲”者，都是後來鈔補的文字，並非原本。又如：《鄘風·墻有茨·序》鄭《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云云，“庶子”，他本多作“庶兄”。公子頑爲宣公庶子、惠公庶兄。《箋》文“其”若承“惠公幼”而言，指惠公，則後文不當再説“惠公之母”，句子當説成“庶兄頑烝於其母”。所以，這裏的“其”應當承前文的“宣公卒”而言，指宣公，這樣才不致於文義重複。“其”既指宣公，則《箋》文當以此本作“庶子”爲是。《衛風·擊鼓》“平陳與宋”，此本與殿本毛《傳》、鄭《箋》均作“與”，於義爲優；而足利本、五山本、相臺本、阮刻本均作“於”，於義晦澀。《魏風·汾沮洳》“言采其桑”，鄭《箋》：“采桑，親蠶事也。”“親”，相臺本即因形近而訛作“視”。《大雅·韓奕》“實畝實籍”，相臺本訛作“藉”。《大雅·生民》“時維后稷”，鄭《箋》“後則生子而養長之，名曰棄”，他本有“之名”誤倒作“名之”的。此外，此本文字，多有與阮元《校勘記》所斷相合者，亦可證明其文獻價值不可忽視。整理過程中，我參校了其他五個版本，撰寫了校勘記，並另行撰寫《宋巾箱本〈毛詩詁訓傳〉校讀記》（刊《中國語言文學研究》2020年秋之卷），就其中部分校勘情況做進一步説明。

此外，還需要特别説明的是，《四部叢刊》本《毛詩》雖爲影印，卻時有描潤，並非宋巾箱本原貌。比如：《小雅·伐木》“相彼鳥矣”，鄭《箋》“相，視也”，“視”，《四部叢刊》本誤作“親”；《周頌·載芟》“匪且有且”，鄭《箋》“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先”，《四部叢刊》本誤作“兆”；《商頌·烈祖》“約軧錯衡，八鸞鶬鶬”，鄭《箋》“言車服之得其正也”，“正”，《四部叢刊》本誤作“王”；等等。這需要學者在使用《四部叢刊》本時特别注意。

本次整理，依照叢書體例，删去宋巾箱本《毛詩詁訓傳》原附的陸德明《釋音》，並予以重新排版，以便於閲讀。至於書名，則不沿用原來的卷端題名，而改稱“毛詩箋”，以合叢書體例。本次點校，參校以日本 足利學校本《毛詩正義》、五山版《毛詩詁訓傳》、清仿相臺五經本《毛詩》、清 武英殿本《毛詩注疏》和阮元校刻的清 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本《十三經注疏》之《毛詩正義》。至於經、傳文字，通校以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和竹添光鴻《毛詩會箋》。本書校勘，適當吸收了阮元《校勘記》的部分成果。本書標點，適當參考了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漢全書》本《毛詩詁訓傳》、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繁體標點本《毛詩正義》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毛詩注疏》。部分標點與前賢不同，是出於學術上的思考，比如：《周南·葛覃》“是刈是濩”，毛《傳》“濩煮之也”，無論是相臺本、武英殿本，還是今人標點本，均標點爲：“濩，煮之也。”如此標點，則是以毛公用“煮之”來訓“濩”。但是，這樣以動賓結構來解釋一個不及物動詞，顯然是增字解經了，當非毛公本意。我以爲這裏的意思應該是“濩以煮之”或“濩而煮之”，故不加點斷，標點爲：“濩煮之也。”《召南·鵲巢》“維鳩方之”，毛《傳》“方有之也”，一般標點爲：“方，有之也。”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於此有小箋云：“方有之，猶今人云正有之。俗本以方逗，以有之句，大失詩意。”此説可從，故標點時不加逗號。

《詩經》文本層次複雜，校勘並不能有效地解決《詩經》文本中存在的問題，而只能是盡可能地去完善它。希望我這次所做的工作是一個有益的探索，也希望這個整理本可以給讀者提供一個相對可靠且便利的《詩經》文本。至於標點方面，雖偶有一得，但錯誤難免。姚永概《慎宜軒日記》“戊寅十月十六日”條云：“讀《詩經》。《注疏》本雖點讀一遍，尚多謬誤，欲再取别本點一周。”姚氏爲桐城世家，曾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清史館協修，點讀《毛詩注疏》，自言“尚多謬誤”，後生小子，安敢稱是？囿於學識，這個整理本的標點和校勘難免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懇請學界同好不吝賜教，以便今後修訂。

陳 才

二〇一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