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刘东来十九岁了，还是没有说上媳妇。
这个夏天的中午，太阳像火一样热，烤得人们透不过气来。村子的大喇叭里，支书大声地喊着：“乡亲们，带着笔和纸，到村南的大柳树下集合！集合了哇！”
随着这声音，村南头的小河旁，大柳树下的绿草上，满是泥土的地下，坐满了村子的庄稼人。女人穿着短袖衬衣和短裤，像一群呱呱乱叫的鸭子，张家长李家短地瞎白话。男人穿着大裤叉子，光着脊背，爆出一层黑黑的皮。有人随意拔起地下的一把草，拽下头上挂满绿叶的柳条子，在脸前，不停地咕哒着，一张张漆黑的脸，掩饰不住本来的憨厚和纯真。树上知了的叫声，知啦知啦地响。树下百姓的说笑声，像呼啸的潮水，一浪又一浪，但明显地让知了的叫声压下去了。
这时，刘东来是生产队的饲养员，正在给牲口挑水。挑水的井，就在大柳树下。井边镶着有些呲牙咧嘴的砖。井的周围，洒满了一片片的水，在一个个低洼的地方，透着亮亮的光，还有一片片湿湿的泥。水洼和泥里，是刘东来那双黑帮的大鞋踩来踩去的一片片脚印。
村支书站在大树下，挥着草帽，大声地说：“公社让咱们村，推荐一个娃，去上大学，去读书。”
人们大声地叫：
“俺娃十二了，可以去吗？”
“俺娃十三了，可以去吗？”
支书说：“乱弹琴，还没有断奶吧，抱着你娃回家吃奶去吧。上大学是有条件的。条件是高中毕业，在村劳动二年以上，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进步。还有一条，未婚。”
有人问：“定了亲的，有婚约的，算不算结婚？”
支书说：“扯蛋，没有结婚证，当然不算。”
又有人叫：“没有领证，已经钻到一个被窝去了，算不算？”
人们大笑。
支书说：“又胡扯，你见过没领证，就钻一个被窝的吗？真有，不算结婚，可道德品质败坏，绝对不行。”
有人又喊：
“俺儿够条件！”
“俺闺女够条件！”
“我够了！”
“我也够了！”
“报上名就行吗！？”
支书说：“木头脑子吗？叫你们集中到这里干嘛了。得选呀！咱们讲民主，大伙选吧，投票！咱说好，奶奶的，谁也不能搞邪的歪的，大家都要凭良心，选出最好的娃！”
有人喊：“支书，俺不会写字！”
支书说：“猪脑子呀，不会写，叫会写的代笔呀。”
刘东来没有参加会，没有去投票，觉得这好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就站在井台上，提了满满的两桶水，拉开一扁担的距离，放在地上，两只胳膊，一前一后，搭在扁担上，半蹲下身子，勾上水桶，挺直腰板，挑起来，大步在村民们面前走过。
可是，票集中起来，拿到大队支部，一统计，得票最多的，竟然是刘东来。狗子得的票也不少，只是他提前得到消息，背后拉了很多票。狗子是大队支部委员，而刘东来只是一个白脖子。狗子政治条件，比刘东来要优秀得多，他又是参加大队支部研究讨论的人。估计全支部的人，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否定他，就开心地笑。没有想到，他这张笑脸，正像花一样绽放着，支书的大手就在桌子上猛地拍了一下，大声地说：“大伙有眼光，就是他了，刘东来！”
狗子生气，笑脸变成了哭脸，没有说话，却到公社告了支书。那以后，狗子对刘东来也有意见了，见了刘东来，也不说话了。从小在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深深的友情，就这样没有了。
刘东来的爸爸知道这个结果，既高兴又意外。爸爸穿着灰裤叉子，光着脊背，露出滴着汗珠子的前胸，坐在家里灰色的砖炕沿上，依着炕头的被摞子，那双方口的粗布鞋脱下来，光光的脚，一只蹬在炕沿上，一只耷拉到炕沿下，歪着头，两眼放光，满脸通红，看着他的儿子说：“小子，怎么会是你？不会是做梦吧？”刘东来说：“不知道。”爸爸说：“村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投你的票？支书怎么会看上你个秃羔子？“刘东来说：“不知道。”
可是，这时上大学，是实行大队、公社、县文教局三级推荐的。在公社刘东来就被刷下来了，没有戏。白叫爸爸高兴了一场。本来就是个意外，去不了，就算吧，也没有放到心上。
转过年来，也就是1975年，公社又给了他们村一个上大学的推荐指标。支书说：“不用再选了，还是刘东来。谁有意见，再到公社去告吧。”
在一个大热的中午，支书亲自骑着车子，去公社送刘东来的推荐表。出村的时候，支书头上戴着一个干净的草帽，还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褂子，车子虽破，但擦得很亮。村头树上的知了，在支书的头上，吱啦吱啦地叫，那么多的蜻蜓，展开翅膀，在他的头上飞，远处一棵大树上的花喜鹊，翘头摆尾，唱着欢乐的歌。田野里一串串“布谷，布谷”清脆的叫声，像一条清澈的小溪，潺潺地流向远方。
支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蛤蟆浮在清凉的小河里，隐蔽在黑黑的泥穴里，趴在潮湿的泥土下、草丛内、水沟边，全都向着支书呱呱地叫。在小河边上，支书看到刘东来正在给牲口挑水，走过去，说：“刘东来，推荐的大学，今年又给你报上去了。我对公社领导说了，这是个好孩子。去年俺们村报的也是他，因为有人告状，没有给俺推上去。今年还是他。希望你们开开恩，给俺推上去。今年公社要是再不给推上去，转过年来，再有指标，俺们村还报他。”刘东来只是傻乎乎地笑，也不知道说声谢谢。
狗子知道这事，更生气，又去告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