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很多作者的人情债一辈子都还不完，本书的完成更是如此。首先，这本书不仅仅关乎我的家庭，它更关乎千千万万同样经历着去工业化的人们。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母亲阿琳·沃利（Arlene Walley）与我的姐妹乔伊琳（Joelyn）和苏珊·沃利（Susan Walley），感谢她们愿意分享我们共同经历的故事。虽然出于隐私保护，我没有将她们作为核心对象展开讨论，但她们的支持是本书写作的根本。多年来，她们滔滔不绝地和我聊着过去的事情，参与我正式或非正式的访谈，帮我安排对其他人的访谈，留意并给我发送相关的信息和报纸文章……她们竭尽全力地帮助着我。虽然我知道这是从我口中说出的故事，不一定符合她们对我们家族历史的看法，但我希望她们能从中找到一些自己的认同。虽然公开讲述不愿回首的记忆难免会产生一种脆弱感，但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因为我坚信：无论是对他人还是我们自己，这些故事都很重要。如今，美国梦对大多数人来说越来越缥缈，我们的下一代该怎么办？我的侄女琳妮娅（Linnea）和我的儿子楠楠（Nhan）将活在一个怎样的未来？这或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劳动人民的角色，如何思考社会阶级的问题。我感谢你们！妈妈、苏茜（Susie）、乔乔（Jo），现在还有洛基（Rocky），谢谢你们给我的爱，我也深深地爱着你们。

我也要感谢汉森（Hansen）和沃利（Walley）家族的其他亲戚，你们让我在芝加哥东南部的童年充满了家的温暖。特别是汉森家的亲戚，包括：我的姑姑帕特（Pat），叔叔鲍勃（Bob），还有我的表亲谢里尔（Cheryl）、博比（Bobby）、戴维（David）和马希（Marcie）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时刻准备着帮助我，与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也感谢我的朋友克里斯·索瓦（Kris Sowa），以及她的父母阿尔伯特（Albert）和格雷斯（Grace）。从我少不更事到写作本书，他们一直陪伴、支持着我。杰克·贝宾格（Jack Bebinger）、比尔·汤普森（Bill Thompson），现在还有安妮（Annie），也都是我十分珍视的人。感谢我在东区的发小们，是他们让我青春期的青涩岁月趣味无穷。他们是：丽莎·萨拜蒂斯（Lisa Sabaitis）、道恩·卡兹米扎克（Dawn Kazmierczak）、约翰·德切罗（John DeCero）、戴夫·德切罗（Dave DeCero）、丽塔·兹卡（Rita Zicca）、黛安娜·查斯维兹（Diane Czasewiscz）、玛丽·朱卡什（Mary Jurkash）和帕蒂·弗里西亚克（Patty Flisiak）。我和姐妹们成长的世界中心就是母亲和她在芝加哥东南部的终生挚友们。我感谢她们为我们展示了强关系网络建立起的生命价值，以及这种纽带所能提供的各种支持，尤其是在困难时期。我特别要感谢与我们亲如家人的朋友杰克（Jack）和莱斯利·彼得卡（Lesley Peterka），他们总是散发着风趣幽默，而且敏锐地洞察着卡鲁梅特地区（Calumet region）的生活。在我父亲生病期间，他们也应了我和丈夫曾经的玩笑话，成了我们“最爱的房东”。杰克在不久前去世了，我们非常怀念他。

这个项目最开始并不是现在这样。作为我1993年在纽约大学人类学系的硕士论文，它在纽约大学教授费·金斯伯格（Faye Ginsburg）和欧文·林奇（Owen Lynch）的指导下完成。当我母亲知道费也在东南部的老钢厂社区附近长大，自己和他们夫妻俩还在同一所高中上学后，她高兴极了。在纽约大学，费对我的影响是奇妙而深远的。在美国的人类学研究尚非主流时，她带我进入了这一领域。也是她用自己的研究，为我展示出这一领域的无限潜力。欧文则为城市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此我仍然感激不尽。正如本书将提到的，费关于女权主义和身体政治的鼓舞人心的课程可能真的挽救了我的生命。(1)尽管这听起来很夸张，但它让我第一次拥有了主动求医的信心。

多年后，在东非结束博士研究的我，再次回到了这个项目。从硕士论文到后来的研究和反思，最终形成了这本书。在这一过程中，芝加哥东南历史博物馆的资源是无可比拟的。那儿的现任董事罗德·塞勒斯（Rod Sellers）给了我巨大的帮助。罗德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当了卡车司机、推销员。而他本人不仅拍摄了许多关于芝加哥东南部的老照片，出版了各类摄影书籍，还曾是东区著名的高中历史老师。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个地区的过去与现在。他以敏锐的头脑和精心的收藏，将居民们爱不释手的纪念品、文物和文件等杂乱无章的老物件都放置到这个拥挤的单间博物馆中，这种做法是史无前例的。在教堂地下室和当地图书馆，他举办了关于芝加哥东南部历史的影像讲座，吸引了众多参与者。这一活动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对历史的集体缅怀。虽然博物馆为偶尔前来的研究者提供支持，但这实际上是由现在和以前的居民共同管理的纯志愿性活动，直接面向它所生长的社区。我曾经很喜欢和父亲一起参观博物馆。他会定期和其他的老钢铁工人及其家属聚在那里，和那些同样了解、关心这些旧事的人待在一起，“闲谈”一下芝加哥东南部的“旧时光”。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罗德不仅分享了他对芝加哥东南部及其工厂的透彻认识，还仔细地阅读并评论了我的书稿。

麻省理工人类学的同事们也给了这个项目莫大的帮助。现在已经离开麻省理工的休·古斯特森（Hugh Gusterson）很早就影响了我。他和凯瑟琳·贝斯特曼（Catherine Besteman）曾在麻省理工组织过一场工作坊，而我的报告《芝加哥的去工业化》就是本书的基础。这篇文章后来也收录于他们编辑的《不安全的美国》一书中。感谢休和凯瑟琳给我的建议和鼓励，感谢他们的作品给我带来的启发与灵感。麻省理工的人类学项目一直支撑着我，我在那里结交了一群超乎想象的同事、朋友。现任人类学系主任苏珊·西尔贝（Susan Silbey）最近开创了一个书稿研讨会的传统，麻省理工的同事们也几乎都在研讨会上读过本书的全部草稿，并提出了精辟的批评和敏锐的见解。我衷心地感谢苏珊·西尔贝、让·杰克逊（Jean Jackson）、吉姆·霍伊（Jim Howe）、迈克·费舍尔（Mike Fischer）、斯特凡·赫尔姆莱希（Stefan Helmreich）、希瑟·帕克森（Heather Paxson）、埃里卡·詹姆斯（Erica James）、曼杜海·布扬德格（Manduhai Buyandelger）和格雷厄姆·琼斯（Graham Jones），以及同样参与讨论的凯特·杜德利（Kate Dudley）和艾米莉·齐默尔（Emily Zeamer）。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希瑟和斯特凡（Stefan），不仅是我们之间的友谊，还有他们在很多非正式场合给予我的支持和肯定（比如一起带孩子出去玩时）。

多年来，通过麻省理工的各类教师科研奖金，这个项目有了经济支持。除了玛丽安（Marion）和贾斯帕尔·怀特（Jaspar Whiting）基金会的科研经费外，学校的支持让本书有机会进行更多的补充研究。麻省理工的研究生玛丽·伯克（Marie Burke）和卡特琳娜·斯卡拉梅利（Caterina Scaramelli）作为后期加入的研究助理，帮忙收集了很多经济统计数据和芝加哥东南部各种污染物生物特性的信息。我在麻省理工开设了“美国梦”课程，与克里斯·博贝尔（Chris Boebel）合开了“DV实验室”课程。感谢来上课的同学们，他们对本项目的文字和视觉形式都提出了很好的见解。在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圣十字学院、哈佛大学和汉普郡学院的研讨会上，听众的反馈也对本书部分内容的写作有所启发。

我目前居住在波士顿附近的大学城，有幸加入了一个被珍妮弗·科尔（Jennifer Cole）戏称为“坎布里奇写作圈”的团体。它是一群很年轻的女性人类学家在2000年组建的。虽然一些成员已经搬走了，但多年来，它陪我们一起走过事业、个人和家庭的里程碑，在智识上和私人生活中坚实地支持着我们。我衷心感谢安·玛丽·莱什科维奇（Ann Marie Leshkowich）、阿詹塔·苏布拉马尼亚（Ajantha Subramanian）、希瑟·帕克森、斯米塔·拉赫里（Smita Lahiri）、珍妮特·麦金托什（Janet McIntosh）、伊丽莎白·费里（Elizabeth Ferry）、珍妮弗·科尔、卡伦·斯特拉斯勒（Karen Strassler）、洛里·艾伦（Lori Allen）、萨拉·弗里德曼（Sara Freidman）、桑德拉·海德（Sandra Hyde）和曼杜海·布扬德格（Manduhai Buyandelger）。正是因为写作小组里的大家对本书初稿的阅读，敏锐的洞察与批评，以及热情的支持，这个项目才得以持续推进。在那段时间，我常常很担心这本书会像我曾外祖父的回忆录一样，最终被尘封在阁楼里。我求学时期的朋友，也是现在的同事阿亚拉·法德（Ayala Fader）和贝丝·爱泼斯坦（Beth Epstein）阅读了本书的完整初稿，并提出了关键性的意见。纽约大学的导师，也是我长期的良师益友莱拉·阿布-卢戈德（Lila Abu-Lughod）的作品作为民族志实验写作的典范，确立了独树一帜的流派。她还细致地评论了我早期关于父亲的写作——也向我分享了她当时正在写的关于她已故父亲的文章。他们所有人慷慨为我付出的时间、给我的建议，我无以为报。

在项目过程中，工人阶级研究让我找到了新的视角，也借此为这个特殊的作品觅得另一个知识家园（intellectualhome）。感谢杰克·梅茨加（Jack Metzgar）的支持和热情，他也是钢铁工人的孩子。我还要特别感谢大卫·本斯曼（David Bensman）和罗伯塔·林奇（Roberta Lynch）。他们的著作《生锈的梦》（Rusted Dreams）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生锈的梦》是一部关于威斯康星钢铁公司（我父亲的老东家）去工业化的经典著作。阅读《生锈的梦》对年轻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关键节点，它让我开始理解当下发生在我的家庭和芝加哥东南部的一切。

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大卫·布伦特（David Brent）和普里亚·纳尔逊（Priya Nelson）的合作令我难忘。他们的热情以及对这本“四不像”的怪书的信心，使它有了一席之地。同时还要感谢他们睿智而有益的编辑和制作建议，以及在最终定稿时的包容和善意。我也要感谢一位热心的匿名评审，并再次感谢凯特·杜德利详细、敏锐、发人深省的评论，这启发了我更深入的思考。此外，还要感谢出版社的埃里克·卡尔森（Erik Carlson）和山口亮（Ryo Yamaguchi），感谢他们在本书付梓时的幽默和出色工作——特别是埃里克编辑的耐心和细致。以书的形式传达芝加哥东南部的历史感和戏剧性景观，既要重视文字，也要关注视觉。我深深地感谢利兰·比勒（Leland Belew）制作了芝加哥东南部手绘地图，也感谢我的母亲阿琳·沃利分享了成箱的家庭照片。书中的其他图片大多是芝加哥东南历史学会的藏品，为此我要再次感谢罗德·塞勒斯。

除了上述友人，我还要感谢在纽约、波士顿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多年来倾听了我无数的故事，与我一路同行，还不断鼓励我完成项目后期的视觉化呈现。他们分别是：马蒂·贝克（Marty Baker）、劳拉·费尔（Laura Fair）、希瑟·柯克帕特里克（Heather Kirkpatrick）、亚当·伊德森（Adam Idelson）、迈克·普特南（Mike Putnam）、爱丽丝·阿普利（Alice Apley）、大卫·塔姆斯（David Tames）、丽莎·克莱格特（Lisa Cliggett）、彼得·特威曼（Peter Twyman）、罗布·绍伊纳西（Rob Shaughnessy）、艾伦·雷姆斯坦（Ellen Remstein）、比尔·比塞尔（Bill Bissell）、特雅·甘蒂（Teja Ganti）、维尔纳·帕拉维尔（Verena Paravel）、文森特·莱比奈（Vincent Lepinay）、文斯·布朗（Vince Brown）、卢西恩·泰勒（Lucien Taylor）和丽莎·巴巴什（Lisa Barbash）。我也要感谢贝卡·宾德（Becca Binder）勇敢地和我一起参加埃克塞特的高中校友会。

多年来，这个项目一直和一部名为《无地可依》（Exit Zero）的纪录片交织在一起。这部纪录片由我的制片人丈夫克里斯·博贝尔执导，我自己制作。在我们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后，克里斯也开始为卡鲁梅特生态公园协会（Calumet Ecological Park Association）制作一部关于芝加哥东南部环境问题的短片，我部分参与其中，所以两个项目之间有共用镜头。这部纪录片与本书不断对话，并引导我们去探索一些我作为人类学家永远不会去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正是项目的核心：垃圾填埋场的顶部罩盖，在工业废墟中穿插交错的湿地沼泽，以及火热炼钢的美国钢铁公司加里（Gary）工厂。同样，我们也欠下了许多人情，特别是对那些与卡鲁梅特生态公园协会有关的人：之前提到的格雷斯和罗德，还有朱迪·利霍塔（Judy Lihota），亚伦·罗辛斯基（Aaron Rosinski），以及已经去世的玛丽安·伯恩斯（Marian Byrnes）。对我的丈夫克里斯来说，他最重视的时刻是和罗德一起在直升机的头部架上一架相机，然后飞越这一区域的棕色地带(2)和工厂废墟。

我和克里斯·博贝尔在1994年相遇，此后便共同关注芝加哥东南部和社会阶级问题。多年来，他的情感支持与感性视角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考虑到他的隐私，我最后才提到他，但他对我的影响——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智识上的——全都跃然纸上。我之所以能够在书中客观地分析自己和我的家庭史，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对我的爱和直言不讳的真诚，这令我勇于直面那些不愿回首的时刻和脆弱。在我难以看清时，他就会成为一面镜子，供我参考。他不是牵强附会，而是以他为镜，让我重新审视他眼中的我的生活世界。他的想法和见解也渗透到本书的讨论中。例如，是克里斯建议将“说话”问题作为我们家庭生活的一个核心，并提出将其作为本书和影片的共同主题。对于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感激不尽。在我们多年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中（包括长达七年往返纽约和波士顿的双城生活），我们对各种旷日持久的创造性和知识性项目的热情逐渐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早已成为同事、合作伙伴以及夫妻，共同教授纪录片课程，并以这样的方式制作《无地可依》。正因如此，我们的声音已经融为一体。

最后，我要感谢楠楠，他的活力让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的快乐。本书付印时，你已经四岁了。你喜欢依偎在我的腿上，嚷着要看素未谋面的爷爷的视频片段，问我为什么“工厂倒闭”会让每个人伤心。感谢你，感谢你让我明白为什么需要重新思考未来。同样感谢你牵着我的手，拉着我在新英格兰夏日的阳光下打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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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曾患癌症，现已康复。——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不再一一注明。——编者）

(2) “棕色地带”也可称作“棕地”“棕土”，指被弃置后可以重复使用的工业或商业用地。这类土地可能在土地利用过程中被有害垃圾或工业污染物污染，需要经过土地清洁后才能再利用。“棕地”的概念最早在1980年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Compensation，and Liability Act，CERCLA）中被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