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我14岁那年的一个清晨，妈妈走进我的卧室，摇醒了我。“别担心，”她轻声说，“没事，他们把矿石船叫回来了，但会没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担心桨船去了哪儿，但在半梦半醒间，我应了她的话，又继续睡去。(1)现在想来，在那个寒冷的3月清晨，两眼一抹黑的母亲是既想让我放心，又想安慰自己一切都会好的。那时，她甚至都不愿意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从密歇根湖心召回矿石船，意味着威斯康星钢铁公司倒闭了。换言之，在芝加哥东南部工厂当剪切工的我的父亲，失业了。工厂的主要贷方预判工厂财务即将崩溃，已经收回了对货船上铁矿石的所有权，敦促海岸警卫队拦截这艘船并阻止其停靠。这令工厂的其他贷方纷纷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导致威斯康星钢铁公司破产。当时一片混乱，[1]工厂的破产严重割裂了我和家人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顷刻间分割成了“工厂倒闭前”和“工厂倒闭后”。事实证明，母亲迟迟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是因为召回矿石船引发的重大变局，将改变我们所有人。

1980年3月28日，威斯康星钢铁公司突然倒闭，预示着世界上曾经最大的钢铁生产区之一——芝加哥和印第安纳州西北部的卡鲁梅特地区，将有大事发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芝加哥东南部的其他钢铁厂也陆续倒闭。在鼎盛时期，这些钢铁厂的工人曾达到3.5万人。与此同时，在印第安纳州边境附近，另有5.5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即使是在印第安纳州幸存下来的小部分钢铁工厂，其工人数量也不断减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这里的钢铁工业倾覆时，我的家人和其他居民全都傻眼了，大家都拼命想要弄清楚眼下发生的一切。一些人痛苦地讲道，这比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糟糕。他们说，至少在大萧条之后，钢铁厂还会重新开工，人们还能继续生活。而这一次，钢铁厂已经永远消失了。它们的倒闭也将肢解支撑几代人的社会结构。

我现在生活在一个宜居的大学城，是以中产阶级教授的身份在写这本书。威斯康星钢铁公司倒闭后不久，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16岁生日那天，我离开芝加哥，前往东海岸一所富裕的寄宿学校读书。我是学校的奖学金学生，而校园里满是长春藤覆盖的砖瓦建筑和非富即贵的学生们。那时我的家庭状况急转直下，而我自己的生活却似乎在蒸蒸日上。对于一个芝加哥东南部工人阶级背景的女孩来说，这种转变是非常艰难的。正如威斯康星钢铁公司的倒闭彻底颠覆了我和家人原本的世界，后来的求学经历再次颠覆了我的人生。在一个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谈论社会阶级的国家，我很难将自己在家庭和学校之间来回奔走的断裂感表达出来。这两个本就截然不同的世界，似乎正加快脚步，渐行渐远。

尽管美国人相信个体有能力自我重塑，但我发现要放下自己的过去并不那么容易。所属世界的崩塌和去工业化对家庭、邻里的冲击，一直都让我诚惶诚恐；十多岁时的艰难过渡仍令我惴惴不安。当时我在美国阶级的两极穿梭，而此前我却对此一无所知。我甚至现在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阶级出身在塑造我：我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说话或缄默，我的人生观，乃至在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现已治愈）我体内的化学成分。[2]

但我放不下这段历史并不仅是出于个人原因，还因为这段经历异常尖锐地反映了一些更大的问题。它一方面揭示了美国长期以来阶级分化的代价，另一方面也揭露出近几十年来有关经济不平等加剧的问题。我父母那代人是二战后不久就出生、长大的，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壮大。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缩小贫富差距是未来的趋势。事实恰恰相反，许多观察家指出，这一时期才是历史的反常。近年来，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达到了自20世纪20年代甚至是1890年“强盗大亨”时代以来的最高水平。[3]越来越多的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在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长期辩论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影响。自由派倾向于认为高度不平等本质上是不公正和反民主的，而保守派则认为，只要伴随着社会流动，不平等就能带来更大的活力。但有研究者表示，美国的社会流动已经停滞。虽然美国曾以向上流动和“美国梦”著称，[4]但时至今日，曾经被视作阶级固化代表的欧洲反而比美国有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那么，二战后扩大中产阶级的愿望是否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两个镀金时代之间的历史插曲？我认为，这种转型反而意味着我们需要停下来，重新评估并思考美国是如何走上这条道路的，又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在本书中，我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些问题。首先，我思考美国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如何与去工业化的后果相联，这是与华尔街金融过度行为相反的阶级现象。其次，我反思自己的跨阶级之旅如何反映美国社会阶级的普遍影响。

我在大学里讲授关于去工业化的统计数据，包括了这样的事实：1960年，除农业劳动者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制造业工作；而到2010年，只剩下了八分之一多一点的人。更惊人的是，1960年，制造业从业者中有62%的人加入了工会；而到2010年，只有13.6%的人加入工会。[5]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研读的一些文献中的信息和大多数工人的认识是相似的：美国消失的制造业岗位比现存的其他工作有更好的薪酬、福利和保障。现存的工作几乎无法为工薪阶级和穷人提供通往中产阶级的阶梯。因此，这些岗位的消失是美国中产阶级空心化的一个主要因素。

这些统计数字是冰冷的，无法展现其背后的社会现实。我也是回家准备芝加哥东南部的田野调研时，才真正看到了这种转型之下的社会。记得小时候，卡鲁梅特的工厂日夜运转，厚厚的黑烟笼罩着整个地区。当人们驱车通过印第安纳收费公路进入该地区时，钢铁厂的刺鼻气味和烟尘都会扑面而来。而现在，尽管余下的小部分印第安纳钢铁工业仍在生产钢铁，但芝加哥东南部的钢铁厂已经全部消失了。“空气是清新多了，”居民们悲伤地说，“但这里蒸蒸日上的繁荣也没了。”尽管印第安纳州的滨水赌场呈现虚假繁荣的景象，一些社区也保持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这里大面积都是木板房、空地和荒废的店面。

通往芝加哥东南部老钢铁厂街区的高速公路出口匝道，编号是“0”。我父亲曾解释说，因为芝加哥东南部的地界开始于印第安纳收费公路与芝加哥高架路的州界处，所以出口匝道实际上位于零英里处。虽然如此，路标上巨大的“0”定格了一种感觉，即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地区。即便当年钢铁厂发展强劲，社区经济活跃，制造业被普遍视作国家的经济命脉，芝加哥东南部仍然被芝加哥其他地区所忽视。对于大多数芝加哥人来说，这是一个从高架路上飞驰而过的、鲜为人知的地方。当我在芝加哥生活时，有时会告诉其他芝加哥人我来自芝加哥东南部的一个社区——东区。有些人会不好意思地问：“什么东区？芝加哥没有东区！你住在密歇根湖？”这种印象在去工业化后只会变得更加极端，因为有毒的棕色地带已经取代了活跃的工业。0号匝道的标志非常贴切地概括了一种去工业化的无人区的感觉，无处可去。如今，芝加哥东南部的居民在出口匝道下继续着他们的生活。老居民往往坚持着对过去的记忆，而年轻一辈则带来了另一种历史和希望。不过，那些巨大的废弃工业空间，几十年后仍是空荡荡的。这是一个扎眼的提醒，展示着过去如何继续支配着现在。去工业化的半衰期正变得漫长难耐。[6]

我学习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理解人类差异的学科。我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理解自己曾经历的不同阶级世界间的重度失衡。虽然我现在是一名专业的人类学家，但我不打算以冰冷的学术语言来写这本书。相反，它是一本故事集。[7]虽然一些故事围绕着我的邻居、朋友和多年来与我交流过的其他人，但大多数故事都和我的家庭有关。我们家四代人都在芝加哥东南部的社区生活和工作，我们的生活几乎贯穿了卡鲁梅特钢铁工业的兴衰历程。蓬勃的工业经济吸引我的曾外祖父母来到芝加哥东南部，后来我父母那代人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创伤，接着我们这代人又散落各地。这是几代人与一个工业、一个既令人窒息又给人庇护的地方的共同故事。认识这里后来的转变，也是认识整个美国社会转型的窗口。

当然，像书中所有的故事一样，个人故事从来都不仅仅关于个人；它们也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息息相关。在美国，那些颂扬功利主义理想的人常常认为，个人自我改造的能力最终在于内心。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生活只存在于塑造我们的社会世界中。而只有通过与这个世界的往来，我们才能找到令人生充满意义的道路。我们的个人故事也总是公共的。因此，讲述个人故事不仅要向内看，还要向外看；不仅要找寻那些塑造和定义我们是谁的社会关联，还要发现我们所处的更广阔的社会世界。

然而，有些故事比其他故事更好讲。社会科学家指出，某些类型的故事线是“霸权的”——它们与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事情就是这样的”。[8]霸权主义叙事通过主流媒体、课堂教育、政治竞选活动、经济教科书以及无数其他方式影响着我们。它们塑造了我们思考世界的可能性，引导我们如何去解释自己的现实，如何去选择要讲述的故事。我们的个人故事往往建立在社会主流叙事的基础上，并通过参考这些叙事来获得意义。当然，人们也经常挑战霸权主义的解读，但我们的替代讲法通常缺乏吸引力，或者由于与主流故事线的脱节而令人尴尬和忽视。

在写这本书时，我想讲述的个人故事和普遍的故事线之间的尴尬乃至冲突，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些故事线鼓励我和许多其他人去理解我们的经历。卡罗琳·斯蒂德曼（Carolyn Steedman）对二战后伦敦工人阶级成长的经典描述，很好地揭示了关注这种紧张关系的意义。[9]当时左派的主流印象浪漫而神话般地表明英国劳工阶级的紧密团结，几乎忽视了妇女的经历。而斯蒂德曼以质朴的个人叙述，打破了主流的刻板印象。她讲述了像她母亲一样的边缘妇女的现实生活，指出这种生活与人们对工人阶级经历的假设，有着巨大的差距。尽管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们必然会参考更多的主流叙事，并借此增添意义，但这之间的张力与省略是我更希望表达的。当我们试着讲述自己的生活时，我们在什么地方感到拘谨？我们的故事和别人讲给我们听的故事之间有什么差异？这种差距对我们的社会世界有什么启示？

我在每一章都讲述了那些不“合适”的家庭故事。借助另一种思考方式，我试着呈现这些故事与更多主流理解之间的争论。第一章关于我曾外祖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故事，记录了芝加哥东南部的历史。这些故事既重现又挑战了20世纪初移民和劳工故事的通俗讲法，强调了左右两派的主流说法在讲述这些生活时忽视的东西。下一章借我父亲和家人在威斯康星钢铁公司倒闭后的经历，讲述了芝加哥东南部去工业化的创伤。这些故事并没有把国家“铁锈地带”的出现看作进化转型的一部分。所谓进化转型，是指去工业化的短期成本将让位于一个更有活力和扩张性的“新经济”。相反，本书的故事强调了去工业化如何严重剥夺劳动人民的权利。本章质疑了去工业化的既定原因，并思考谁在这种转型中受益，谁又在这种转型中受损，以及为什么某些公众的反应会胜过其他人。

在第三章中，我探讨了自己在芝加哥东南部和东海岸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之间的向上流动经验。保守派总是以强调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来回应对美国阶级分化的批评。他们把向上流动描绘成一个相对直接的过程，是美国梦的核心。然而，这种假设既淡化了向上流动可能造成的个人和家庭的矛盾心理，也未能解释为什么曾经作为芝加哥东南部等工业地区特征的集体向上流动变得不再重要，而孤立个体能否出人头地却成了焦点。第四章将重点从关于人的故事转移到关于地方的故事。它关注芝加哥东南部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以及该区域的有毒遗产如何成为居民身体的一部分，如何限制该地区将来进入后工业化的可能性。有一种假设认为，在许多像芝加哥东南部这样的老工业区，新经济必然从旧经济的灰烬中崛起。尽管这一假设已被证明是一种幻觉，但社区活动家仍持之以恒地为实现他们心中的卡鲁梅特而奔走。然而，这种努力充满了矛盾，仍然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简而言之，每一个章节都探讨了主流话语对20世纪劳动人民的阐释与芝加哥东南部居民自己的故事之间的矛盾。尽管我最初并不打算用这些家庭故事进行社会批判，但综合起来，它们就变成了社会批判。探究这一张力可以进入一个更大的视角，甚至是一种反叙述。它将社会阶级的多种表现形式置于核心位置。这一叙述所讲述的并不总是英雄的故事，也没有阐明一种容易识别的政见。不过，这些故事确实表明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打破了传统的刻板印象，为我们当代迫切需要的各种替代性解释提供了可能。

很多人虽然认为去工业化增加了向上流动的难度，但他们并不会因此浪漫化工业工作。工厂劳动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艰难且耗费生命的工作，也是全球高工资地区越来越难找到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公司经常将工厂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还因为自动化和计算机化正不断地取代工人。在我看来，重新审视去工业化问题，意味着去关注已经消失的工作类型：与这些工作是否位于工厂无关，而是要思考这些工作是否稳定、薪酬合理，是否可以建立强大的工薪家庭和社区。承认去工业化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沉溺于怀旧，而是要对一个国家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进行扎实的批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