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问学与治学（代序）

一、读书

我的读书生涯大约是从四五岁开始，当然是看现在差不多成了文物的小人书。那时候最常去的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地址在帅府园胡同口的拐角上，清楚记得店堂中间有一道高台阶，台阶下边是幼儿读物，台阶上边是青少年读物。大概没有过很久，我的阅读就上了台阶。当时读的书，现在想来大体可以别作两个系列，一是以曹雪芹为代表的古典系列，一是以浩然为代表的红色系列。后者的影响至于七十年代，前者的影响则恐怕是一生。

遗憾的是青少年时代给我的读书时间太少太少，在没有书读的时代里，只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总在手边，成为随便翻开任何一页都有兴趣看下去的书。当然我至今仍对它充满感激，它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会经常出现字音读错的过失。

我是七〇届初中毕业生。过来人都知道，与“老三届”相比，七〇届是尤其不幸的一代，因为小学只上满四年，一九六六年进入五年级的时候，课堂里已经不平静了。一九六八年“复课闹革命”，就直接成为初中生。初中两年半，学工、学农、学军，挖防空洞，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不多。七〇年夏天开始提前分配，根红苗正的同学优先分配到工厂和医院，留下的同学年底分往北京远郊区插队。我分到当时的房山县史家营公社会青涧生产队。史家营位于深山区，长途汽车只能开到柳林水，再往上就没有汽车路，要步行四十五里山路才能到我们所在的会青涧。虽然插队时间只有一年半，但我把所有的农活都干遍了，包括最苦最累的“下煤窑”。一九七二年秋北京市二商局招工，从我们这些知青里招了一批，我被分配到王府井果品店。先是售货员，半年之后，去学开“小蹦蹦”，取得驾照后便成为司机。过了两年又去“增驾”，即由小车改为大货，在有机厂学习了一段时间，又改到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后来这段经历被简化为“开过卡车，卖过西瓜”，其实准确的说法是：当过售货员，也当过司机。

本应在学校受教育，却被抛入社会，乃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其中七〇届年龄最小，底子最薄，因此七七年恢复高考，考取的绝大多数是老三届。我老伴七八年考上大学，在他的鼓励下，我七九年参加了高考，因为数学不行，故报了外语，——外语系数学不算分，清楚记得高考成绩超过分数线五十四分，然而忽然出来一个新规定：年龄超过二十三岁，外语系不再招收。而我已经超了两岁，自然被卡在线外。不曾料到第二年春天第二外国语学院又补招了一批，补招对象就是我这种情况的超龄考生。天公却是再次捉弄人：这时候我已经成家并怀孕。此生与大学无缘了，从此走上自学的路。

自学的路很漫长，但漫长的路途中不时会出现指点迷津的师友。

这个漫长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七九年我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进入疯狂读书的阶段。这时候的问题是不懂得怎样读书。有一位常来借书的同事，是“文革”前的北大毕业生，年纪不很大，但大家都称他“老傅信”。他告诉我说：新出版的钱锺书《管锥编》，你一定要好好读。于是我马上买了来，从此成为我的入门书。以《管锥编》为入门书，并不是说我读书的起点有多高——实际上我的读书生涯已经开始得太晚了——而是说，在高人的指点下，我遇见了一部好书。《管锥编》当然不是能够一下子读懂、读透的书，它对我的意义，在于使我看到了一种读书的眼光，读书的方法和境界，知道了如何把书读活，从此就不再一本一本读书，而是一片一片读书。这是求学路上一部书给予我的一把开启宝库之门的钥匙。

买书的生涯当然更早，现在有证据留下来的是四十七年前买下的《宋书》，至今还包着牛皮纸的书皮——那是当日买书时候的原包装——书脊上写着编号，从“1”到“8”，直到今天不曾更换。版权页的内容是，“宋书（全八册），中华书局出版（北京人民路36号）”，“1974年10月第1版，定价7.60元”。就在刚刚查看版权页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还夹着当年的发票，时间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椭圆的红印上有“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门市部”的字样。王府井大街，在“文革”期间改作了“人民路”。所谓“新华书店王府井门市部”，乃是王府井南口新华书店开设的一个“早晚服务部”，面积很小，不过是书店前面辟出的一个窄长条，“早晚服务”的时间，依稀记得是早七点至九点，晚七点至九点。模糊的印象中，“早晚服务部”的时代，新华书店好像尚未恢复营业，但是这里居然经营“古书”了。那一年我二十一，正在王府井果品店开车，月工资四十块零五毛。以后我又在服务部里陆续买到《史记》《曹操集》《陆游集》等。《曹操集》书皮上的编号是“27”，保留至今的编号到此为止。

曾经狠狠过了一把买书的瘾，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在民间文艺研究会做资料员的时候。我负责编目，做索引，借阅，更兼采购。当时为资料室买了不少好书，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那批书很有价值，只是后悔许多好书没能给自己也买下来。书不能不拼命买，重要原因在于我的驽钝，首先是记忆力不好，因此书不能不尽量把它“圈养”，一切只为使用的方便，就狭义的藏书而言，那是欣赏玩味的境界，为我永远不能及。图书馆当然也常跑。图书馆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大量浏览不值得买的书（值得与不值得，当然仅仅就个人兴趣而言）。开卷有益的话真是说得太好了，跑野马式的泛览从来不会令人无获而归。然而另有一个严重后果，便是把看到的好书再想办法买回来，终究还是“圈养”。

第二阶段，是为组稿而读书，更是广结书缘。一九八四年春，新成立的光明日报出版社招聘编辑，九十多人参加考试，录取了九人，我是其中之一。编辑，自然要组稿；寻找选题，自然要海量读书。一年半之后，我进入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与寻找书稿选题相比，杂志编辑需要寻找的作者就更多。我负责外国部分，包括哲学、文学、音乐、建筑，因此这方面的书都需要涉猎，从中寻找作者，寻找话题。此外还有写书评：当时有不少出版社给编辑部寄书，希望《读书》做宣传。那时候常去的书店是西单绒线胡同的内部书店，这里的书全部开架，而且品种很多。再有出版社的门市部，如建工出版社、农业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社门市部的好处是书的主题比较集中。当然还有中国书店：灯市口、隆福寺，更少不了琉璃厂。琉璃厂有个机关服务部，熟悉的人都称它为“三门”。经常是周四在那儿和杨成凯碰面，向他请教目录版本方面的知识。写一篇两千字的书评，往往要买来一大摞相关的书。买学术方面的书，会看一下印数，如果印数少，就考虑买下，因为怕以后用到的时候就买不着了。

这一时期的另外一项修炼，是在主编确立的“《读书》标准”影响下，一面训练了鉴赏的眼光，一面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顶头上司老沈是一位喜欢读书并且很会读书的人。《读书》十年，主编对勤恳工作的奖励，就是赠以我喜欢的书。由平日的闲聊，逐渐明白了主编心目中的择稿标准，便是有创见，有韵致，题目不俗，总之是不仅有思想，还要文字好看。大雅久不作的时代，能够填词作赋固然教人佩服，然而凭着古文修养把白话写得好看，才更是本领。当然，有发明有见识是好看的前提，此见识也包括了通达。八股文章，一律不取。顺带说一句，那时候阿拉伯数码的使用已经开始多起来，但还远没有到当今的泛滥程度，《读书》的规则是除引书页码之外，行文中的数字表达一律用汉字。这一原则沿用至今。

在《读书》的时候，还参加了主编为几个年轻编辑组织的德语班，老师是两位德国神父。我是这个班里年龄最大的，所以学得很认真很拼命。后来德语班因故停办，如同我曾经努力学习过的英语，德语也很快忘光了。

第三阶段，是师从孙机遇安先生，开始名物研究之后。在遇安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完成了《诗经名物新证》。师生二人都把它视作毕业论文，于是先生认为我应该认真选择一个专业方向。答道：名物研究。师曰：这个词，今人已经很陌生了。我想，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个词为人所熟悉。其实我也是受到先生的研究方法的启发。先生学的是考古专业，做的是文物研究，研究方法，则是在实物、图像、文献三者的结合处揭发研究对象的本质。这岂不就是名物研究？而相对于传统的名物学，它的研究层次更为丰富。在考古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情况下，今天完全有条件使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解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中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