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学

能够拜在遇安师门下，是靠了王世襄畅安先生的绍介，畅安先生给了我电话号码，说：给你介绍一位最好的老师。在此之前，我先已有了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系海上陆君推荐。挑着读了其中的几节，便觉得实在太好，竟好像得获一部“汉代大百科”。第一次通电话，因为太紧张，张口就说：“请找陆机先生。”

先生治学的观念和方法，首先是“问题意识”，即特别有着发现问题的敏感。遇安师的全部著述，可以说都是由“发现问题”而引出，著述的分量，也正在于“解决问题”。初从先生问学，师即告诫三点：一、必须依凭材料说话；二、材料不足以立论，惟有耐心等待；三、一旦有了正确的立论，更多的材料就会源源涌至。第一、二两条虽苦，却因此每每可得第三条之乐。我把它视作自己取到的三部真经。

此外，是更为具体的指导。首先要通过大量阅读使自己立足于学术前沿，明白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心里不能只有一个问题、两个问题，而是要有很多问题。好比同时点火烧着十几或几十壶开水，不断添柴的过程中，发现哪壶快开了就加添一把火。先生特别强调通识，当然日本人深井式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不过日本的大学问家也都涉足很广。

论文的写作，则分作两步。第一步，是做长编。先生的办法，是备下若干个牛皮纸信封，封皮上写明类别，然后把相应类别的卡片装在信封里。每一类卡片有了一定的数量，就开始做长编，亦即材料的整理和罗列。如果能够通过比较充分的证据而解决某一个问题，就可以写文章了。到了第二步，即写文章的过程，便是做减法，便是删汰枝蔓，“直指本心”，前提是大量的材料已为自己所理解、所消化（近年看到不少学术研究的书，都好像是罗列材料的“长编”，似乎缺少一个消化过程）。细微到引书的方法，先生也都有教授。比如古籍的引用，要选择好的版本（职官、地理、目录是研究的三把钥匙，有目录学的知识，自然懂得选择版本），只需要注明卷数。四库本，一般是不用的（宿白先生授课的时候即曾如此说）。再有就是要查找原书，引述原文，尽量不转引。

那时候会和遇安师一起去逛书店，不过更多的还是去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一般是在日文书库转，一面填卡片借书，一面到日文新书阅览室浏览。沿着书架走，先生会随时抽出一本书来，说“这个有用”，以及如何有用；或“这个重要”，以及如何重要。于是记下来，特别需要的就委托旅居日本的李长声帮忙购买。

这一阶段读的是两部书，一部是依然与此前相同的纸质书。撒下一面大网，有条件经眼的书尽量拿来过筛子，即所谓穷尽资料——当然这“穷尽”也只是理想中的标准。先是把《文物》《考古》《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大致配齐，接着是买考古报告。辗转联系到文物出版社的一位员工，正好因为搬家要处理一大批社里的书，于是买到不少考古报告。当时考古所门口有一个考古书店，常会出现一本两本早期出版的考古报告，不过都是加价的，每每数倍于原价，自然也在所不惜。还有一番幸运，是在杨成凯的帮助下，买到了章巽先生的一批藏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套《禹贡》杂志。这一时期是搜索式的读书，是带了极强的功利目的亦即解决问题，阅读的兴趣，差不多止剩了发现线索、发现证据的兴趣，而这种发现常常能够令人欣喜若狂。到了文学所，变成了全职读书。爱好变成了职业应该是很糟糕的事，不过幸好我对这职业也爱着。在电脑发达的时代，这种阅读依然不能以电脑检索来代替，也正如侦破不能靠电脑来完成。一桩疑案终于水落石出，设下的埋伏终于有了收获，其兴奋大约不过如此，只是过程中的一切，惟个中人冷暖自知。我曾经很想为当日正在炮制的“古诗文名物考”起一个侦探小说式的名字，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够表达破案过程的艰辛和快乐。

另一部书，是真实的“物”。追随遇安师问学，很长一个时期内，参观博物馆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以此深感这是一个几乎不可少的学习方式。不过那时候国内的多数博物馆都还是冷清所在，当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也不例外。基本陈列之外，很少举办各种专题的临时展览。印象中，参观都是要买票的，五元、十元、二十元不等。很多博物馆不允许拍照，便只能以画图的方式纪录所见，以至于养成习惯。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二〇〇六年。那一年一行二十多人往闽北窑址考察，参观博物馆，我依然驻足于展柜面前在本子上勾画展品，同行的李旻博士说：“为什么不用相机来纪录？”这以后方由画图改为拍照，也因此逐步积累起图像资料。虽然近年开展的“大众考古”为大家提供了了解考古实践的机会，但能够前往考古现场的“大众”实际上仍是“小众”。博物馆则不然，它不像考古现场那样不得不有诸多限制，而且还提供了免费开放、允许拍照的条件，因此走进博物馆的真正是大众。拍了照片，把“展品”带回家建立自家的“博物馆”，这是信息时代问学与治学的新途径，也是我们特有的幸福。近年博物馆的开放力度愈益增大，展览的学术含量愈益提升，今之寻“微”，比以往增添了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对治学者的辨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字词的训诂，依凭网络检索寻源讨本，可得前人不可想象的快捷之便，然而去伪存真，抉发诗意文心，究竟还要靠学者的综合修养。而涉及一器一物的定名，在目前却是网络搜索也无用武之地，于是博物馆参观以积累实物资料便成为一个新的治学途径。不过这却更具挑战性，真正把“物”读懂，必要有对图像之时代的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典章制度等等的深透了解，这一切，无不与对文献的理解和把握密切相关，即要使图书馆的书和博物馆的“书”相互发明，当然这也带来更多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快乐。卫星总体设计师胡海鹰说：“热爱是一时的，剩下的全是责任；喜悦是一刻的，剩下的全是投入。”（《文化报》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我认同这里的后一句。其实所有的投入，都是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