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伊拉克：昔日的辉煌与魔咒

战争废墟带领我们走进历史。

——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大众眼中的帝国》（An Ordinary Person’s Guide to Empire）

在1991年之前，大部分欧美民众对伊拉克及其人民知之甚少，甚至可能漫不经心，无动于衷。他们也许知道，伊拉克与邻国伊朗曾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战争。他们肯定听闻过伊朗的宗教激进主义政权，这个政权曾由1989年去世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领导，此人在西方人眼里就是个恶魔。在这位伊朗毛拉（mullah，穆斯林宗教和圣法的教师）的带领下，其支持者在1979年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扣留美国外交官及其平民长达一年半之久。美国人对此恼怒不已，备感羞辱，所以在伊拉克与伊朗的战争中，他们希望伊拉克人（其时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才开始进入他们的视野）能够彻底战胜伊朗，从而可以削弱或清除伊朗阿亚图拉的势力。两伊战争期间，如果美国人密切关注战争形势，他们也许知道他们的总统罗纳德·里根已经派出特使进行斡旋，承诺美国将会援助萨达姆，尽管一开始是萨达姆发起挑衅，入侵伊朗，发动两伊战争的。美国人或许早就知悉两伊战争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惨死在战场上，或是无辜牺牲在双方对彼方城市的轰炸中。这些美国人可能只是凑巧翻阅到报纸的中间或后面版面时，顺便获得了这些战争信息，要知道报纸编辑们通常将此种遥远的战争冲突新闻置于简要报道一类，并不放在头版头条。众多读者常会把这类消息视作阿拉伯人之间的相互杀戮。可悲的是，许多人对伊朗人一无所知，他们至今还不知道大多数伊朗人就是波斯人，或者是土耳其人，但绝不是阿拉伯人。

两伊战争刚刚结束，萨达姆·侯赛因就作出令人讶异的重大决定，即于1990年夏天悍然发动战争，侵占科威特，极大地改变了时局。几乎在一夜之间，萨达姆从一个反伊朗的美国波斯湾地区利益的半代理人变成了一个危险的敌人，迅速成为国家支持野蛮行径的象征，化身为邪恶代言人。而就在12年后，美国总统向世界宣称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所谓“邪恶轴心（Axis of Evil）”的创始成员国。

1991年1月，在时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老布什）的领导下，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发动了第一次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代号为“沙漠风暴行动”。以美国为首，涉及众多西方盟友，最终依靠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将萨达姆军队赶出了科威特。

然而，美国并未选择继续派兵进驻伊拉克，布什这个重大的决定对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和他自己的儿子乔治（小布什）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因为在接下来的12年里，伊拉克处处受限，美国人步步紧逼，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发动的小规模的军事打击接连不断，加之灾难性的经济制裁让伊拉克雪上加霜。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策划了对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恐怖袭击，史称“9·11”事件。其后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下，小布什总统操纵民意，利用公众的愤怒、恐惧，以及被蛊惑的复仇欲望，于2003年3月对伊拉克发起了第二次军事行动。由此，优势明显的美英联军外加“自愿同盟”国的小规模先遣军队对伊拉克展开了大规模军事入侵，紧接着便是占领伊拉克。这场鼓噪为“伊拉克自由行动”的攻势，对外宣称是通过军事上的“政权更迭”来解放伊拉克人民，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盟军很快将萨达姆赶下了台，不久后又抓住了他，并捕杀了他的两个儿子，随即又任命了一位美国总督来管理盟军占领下的伊拉克。接下来的数年里，伊拉克致力于新宪法的起草、地方与国家官员的选举和组建一个由伊拉克人领导的新政府等事务。与此同时，暴力叛乱、抵制外国军事占领、派别内战等活动此起彼伏，充斥着这个国家。

2011年12月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宣称的那样，持续20年的伊拉克战争（1991—2011年）正式结束。

尽管外国军队离开了伊拉克，但这些昔日的入侵者已将伊拉克推进了集体苦难记忆的深渊。他们当中，只有少部分人受到了军事行动的直接影响，对大部分战斗人员或其家属来说，伊拉克的死活无关紧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又绕回到了原点，即20世纪90年代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之前的那个伊拉克。

不过，（对西方来说）伊拉克依旧至关重要。自那时起，作为单一国家的伊拉克无论存在与否，它都将影响世界格局。本书目的之一是解释这个原因。要想达成此目标，必须向上回顾伊拉克的历史，追溯到那个没有“伊拉克”的过去。事实上，伊拉克对现今的西方及数千年来的西方文明可以说至关重要，所谓“伊拉克”只不过是伊拉克历史的一部分，相对而言其并不那么举足轻重。

2003年，美英联军开赴伊拉克战场进行作战，其时他们的耳边回响着激动人心的话语。的确，他们理想“崇高”，想要在伊拉克干一番事业。他们自诩为伟大国家的开路先锋，来自自由、民主的故乡，他们的国就是“善良”“文明”的化身。他们被赋予的使命便是要“解放”这个被奴役的国家，以刺破黑暗的阴霾，让那些在暴政、压迫、贫穷，甚至野蛮合力打压下的人民提升他们的福祉。有些美国士兵甚至相信，他们的使命更为崇高——是在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中为着神圣的目的而战斗。从他们小时候起，国家就教育他们，这个国家的目的与事业都会得到全能上帝毫无保留的庇护。

可进入伊拉克后，他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他们的是一大片高温酷热炙烤和沙尘暴肆虐的土地。这片土地贫瘠而又荒芜，这里的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居民在恶劣的条件下艰难求生，城镇上的露天污水池已尽数被污染。这一切主要“归功”于早在12年前美国发动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制裁。许多士兵对这些悲惨的伊拉克人一概而论，将其归为“阿拉伯人”（或者又叫A-rabs，阿-拉伯人）、“裹穆斯林头巾的人（rag-heads）”、“毛巾头（towel-heads，中东人的贬称）”、“阿里巴巴（Ali Babas，阿里巴巴，在阿拉伯人口中是小偷的意思）”、“哈吉（hajjis，朝圣者）”，抑或“沙漠黑鬼（sand niggers）”——这些绰号有可能是他们从参与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的老兵那里学来的。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所有的伊拉克人都是穆斯林——因此，在一些人眼中，他们是一群尚未开化的宗教信徒。为了调和伊拉克人中的异己力量，美国司令官向他们保证——当然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向他授信之后——已经有无可争议的有力证据表明，伊拉克的狂热分子拥有了萨达姆·侯赛因多年储备起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信不久之后美军就会发现并销毁这些武器，从而保护好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的福祉。

这些士兵受到了这种信念的驱使，确信了他们使命的正义性，很快就击垮了伊拉克军队完成了任务。然而，就在他们开始侵占伊拉克不久，许多士兵便诧异地发现，报道中所谓落后倒退、一贫如洗的伊拉克人民热切需要美国大兵给予他们自由与民主，而现实并非如此；相反，这些伊拉克人对他们的解放者根本不领情，反而敌意重重。

也许这些美国大兵在中小学时代的老师或“圣经营”的师长，抑或他们自己在国家地理频道、探索频道或英国广播公司看过的电视节目，向他们灌输了关于伊拉克的一孔之见。他们兴许早已接触了一些关于伊拉克的陈言肤词，肤浅地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浪漫传奇，有着异国情调和《圣经》中提及的圣地。

这里还留存一些古老的废墟，在这片废墟中曾诞生过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如今，这里是一片荒芜死寂，早已被处在象牙塔内的历史学家们遗忘，只是偶尔出现在迪士尼创作的动漫电影，或是在YouTube播放的粗糙的纪录片中。

如今为什么还有人关注这些事情呢？伊拉克人又为什么还在乎这一切呢？

试想一下吧，在伊拉克的街道上，那些面带愠色、闷闷不乐的“哈吉”们愤怒地盯着肆意巡逻的悍马军车和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完全觉得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文明人，而不是这些西方大兵。这些所谓解放者如果看到这一切，该是多么惊讶啊。其实，早在2003年，许多伊拉克人就清楚地意识到——事实上，在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时代就有人刻意地提醒过他们——他们才是伟大文明的继承者，相比而言，他们的文明比那些占领伊拉克的西方人的文明要古老得多。而且，伊拉克历史悠久，在文化、文学和宗教上迥异多元，内容丰富深邃，结构错综精巧，各种思想源远流长，绵绵不绝。而所有这些是西方占领者绝不可能去理解或欣赏的。这些刚来的西方入侵者，只不过是伊拉克历史上一连串入侵者中最近的一批。历史上，这些侵略者打断了伊拉克自古以来的数千年历史，但最终总会融入这块土地，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合为一体，最终拥抱它，接受它，由此也丰富了它的古老传统。

就像过去几个世纪的入侵者一样，这些新来的西方军人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同一因素的蛊惑暗诱：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他们很有可能通过控制伊拉克的自然资源、占据其战略地缘的方式获得这一切，尽管这些优势曾被造福于勤劳而又智慧的伊拉克人民。数千年来，这种财富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两大河流——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这里五谷丰登，粮食满仓，主要得益于两河流域大片肥沃的灌溉平原和四通八达、利润丰厚的商业贸易——一直以来，伊拉克是这片区域交流的十字路口，更是贸易往来的终点站。到了近代，侵略者来往此处是想获得另外一种资源——伊拉克地下储量丰富的石油。它们像磁铁一样让那些潜在的征服者心驰神往，它们让那些贪婪的统治者跃马扬鞭。无论这些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疯狂追逐农业财富的最大化，最终导致了家毁国亡。最近几十年里，石油所带来的财富也被伊拉克的统治者用来安抚平息那些难以驾驭的人口，这自然也阻碍了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然而，这种自然的恩赐已然成为一架引擎，让伊拉克的领土扩张与帝国荣耀升到顶点，不断地将伊拉克推向政治权力的巅峰，将其社会与文化推向了极致，在科学技术上亦取得巨大进步。2003年的英美侵略者本可以有理由为其母国民主和人权的历史感到无上的荣耀，然而，这种民主观与价值观在伊拉克的历史上绝不陌生。 1 伊拉克人民所生活的地方让我们想到他们的土地曾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里有人类社会最早的城市，产生了最早的文字和文学；既定法律的治理原则与思想早已根深蒂固，远远早于英国的《大宪章》或美国的宪法；世界上最早的帝国诞生于此，大大早于大不列颠的世界海洋霸权抑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知识界所宣称的“美式和平”或“历史终结”。

那些英美士兵都是在犹太教和基督教这样一神教信仰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对被派往一个曾经孕育出中东地区最大又最为繁荣的犹太群体的国度，他们或许大为诧异，毕竟这个地方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古老的基督教社区也是在这里发展兴旺，其根源、传统和耶稣时代的习俗更为接近；相较于士兵们老家的长老会、浸礼会、圣公会或罗马天主教等教派群体的风俗，还是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在这些派驻伊拉克的士兵当中，还有少量的人熟悉或信奉兴起最晚的一神教传统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很快地意识到自己被派往了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度。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伊拉克曾经是一个由穆斯林统治的大帝国的心脏，它的君主，即巴格达的哈里发（伊斯兰教主）曾被公认为一个东起伊朗、横跨埃及和北非、西至西班牙，疆域辽阔的帝国的大帝。同样，那些部署在伊拉克南部区域或是巴格达附近的军官们大概已经告知他们的军队说，他们即将遭遇的伊拉克人不过是什叶派穆斯林，但是他们不可能知道，甚至也没有意识到伊拉克就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大本营，更不清楚什叶派穆斯林最伟大的圣徒安息地就在那里。

那些受过世俗人文主义传统浸润，或是看过一些根据中东地区民间传说拍成的电影的士兵们或许会感到更加踏实，因为他们可能在《一千零一夜》（也被称为《天方夜谭》）的故事中听说过巴格达，或至少听过像辛巴达、阿拉丁和阿里巴巴这样的人物。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著名的阿拉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公元764—809年，Harun ar-Rashid），其巴格达的王宫就是这些故事发生的背景所在地，国家在他的主政之下，一段时间里，商业繁荣，艺术兴盛，建筑发达，其时的伦敦和巴黎只不过是相当落后的肮脏小城。他们大概也不知道，有一个时期，巴格达的哈里发们推进了科学的巨大进步，倡导了学术的百家争鸣，当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成立都还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情。当这些大学的学者和他们在欧洲的同事们在知识上取得巨大进步的时候，巴格达的哈里发们已经为他们的成就奠定了基石，正是在这些阿拉伯和波斯科学家与翻译家的帮助下，他们保存了大量的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知识与学问（供欧洲人使用）。这些西方人会惊讶地发现，伊拉克才是文艺复兴的源泉，完全有理由被视为现代“西方文明”的诞生地。

尽管这些士兵对伊拉克辉煌的过去及其对西方文明的贡献缺乏认知，但他们在抵达伊拉克之后就会了解到，大多数伊拉克人都有一种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身份认同——他们不仅仅是伊拉克人，也是阿拉伯人，尤其作为阿拉伯人，他们能感受到与整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一致的民族认同感和亲切感。他们可能还认为，“阿拉伯性”是构成中东民族的原始特征。这些人还可能会惊讶地发现，“阿拉伯”这个称谓长期以来就是个贬义词，一直用来称呼贝都因人（一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因为他们未经开化，常骑行骆驼，以放牧绵羊和山羊为生。到了20世纪，作为对土耳其和欧洲人统治的回应，才诞生出“阿拉伯”的新内涵，开始作为象征种族身份和团结的荣誉标志，具有了积极的意义，“阿拉伯人”便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西方列强错误地分裂成若干国家，但是他们认为自己与欧美国家一样有权享有政治主权，拥有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权利。后来的占领者在进入伊拉克时，便遭遇伊拉克阿拉伯人猛烈而又顽强的抵抗，这似乎在暗中告诫他们，不要无视这种阿拉伯民族主义观念在伊拉克历史上的作用。自1920年以来，这种观念生生不息，一直在抵抗着欧洲和美国的殖民统治。有人警告这些占领者，要警惕“邪恶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但是他们不会知道伊拉克有多少人在支持这个政党，将其视作一股激发阿拉伯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的力量，进而帮助伊拉克真正意义上摆脱欧洲的长期影响。历史上这种情形屡见不鲜，那些开放或强化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往往因为领导个体的失败而垮台。同样，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也要归因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兴起。不管怎样，伊拉克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本书中，我们将开启一段伊拉克历史的漫长之旅，从史前时代开始，直至21世纪初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就是一本简单肤浅的编年体故事书，仅仅记录从石器时代到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历史。它的主要目的是唤起读者的关注，伊拉克作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历史影响深远，却常常被我们漠视。另外，本书还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伊拉克的历史经验之于人类文明的贡献——无论是对西方还是对我们这个星球。我们将密切关注伊拉克的前世今生，探究这个国家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我书写本书的认识基础是：伊拉克这个国家举足轻重。在结尾部分，我希望能够充分表明，在伊拉克战争结束的20多年后，西方人撤离了伊拉克，并认为在伊拉克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将其置于“曾经去过那里，在那里打过仗”的国家范畴，而这样的认知对我们是极其不利的。其实，现在的伊拉克依然至关重要。伊拉克的未来——特别是长期饱受苦难的伊拉克人民对近几十年来的战争带来的破坏与纷争进行抗争——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非同小可，不可轻视。

我并不止步于此，还将深入探讨，通过不同的棱镜视角来审视伊拉克的悠久历史，以此给出参照，阐释人类历史的其他主题和问题。其中一个视角便是将西方的历史发展轨迹，参照伊拉克，形成鲜明对照。伊拉克历史上的巨大灾祸并不是伊拉克上层或伊拉克人民引起的，通常情况下，几乎每隔一段时期，就会有外来的入侵者打断伊拉克的历史进程、祸害伊拉克，此种情形相较于大部分欧洲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与美国历史相比更是如此，无可争辩，除非是站在美洲印第安人的立场来看。早在公元前3000年，伊拉克就受到外来移民、外国侵略者和征服者的侵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些外来者多来自公元前2250年左右的山地部落，是他们横扫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公元前4世纪时的亚历山大大帝加入了征服者的行列，他的军队方阵踏遍了整个伊拉克。1258年，蒙古可汗旭烈兀（Hülegü）建立的伊尔汗国也将伊拉克侵占。而欧洲和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持续到美伊战争（伊拉克自由战争）。千百年来，伊拉克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外敌入侵与破坏，总是引人关注，其原因在于伊拉克的本土资源对于那些外来征服者来说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然而，正是这些资源才让伊拉克成为伟大文明的摇篮。从历史上看，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到现代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这些民族都曾在文明的摇篮里经历过成长，走过辉煌，甚至荣耀，尽管常常以破灭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