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之间的土地

迄今为止，被尊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话语，他以极其简洁的语言描述埃及的土地，说道：“（埃及）是河流的礼物。”当然，这条河指的就是尼罗河。然而，他同样可以用这句话形容伊拉克，把美索不达米亚这片土地，尤其是其向南延伸的部分，说成是“河流的礼物”。如果没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的灌溉用水，伊拉克的古代文明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更不用说后来在巴格达施行统治的阿拉伯征服者及其继任者所做的一切。灌溉使（定居）生活成为可能，没有水源灌溉，伊拉克南部永远不会成就巴格达或巴比伦，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乡镇也不可能。而在伊拉克北部与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从如今的城市萨拉赫丁省萨马拉向北，特别是底格里斯河以东及其附近山区，每年都有足够的降水来维系当地农业的生产。50多年前，一些美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北部山区的丘陵地区（即今天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挖掘出了伊拉克最早的农业村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证据显示那里的降水量尚可，足以维持当地脆弱的农业经济。另一方面，伊拉克南部却没有足够的降水来发展它的农业。事实上，这种情形从未出现过。早在公元前5500年左右，伊拉克新石器时期的居民，就进入了底格里斯河沿岸地区，即现在伊拉克的萨马拉地区。一些具有积极进取意识的农民，满怀信心或急不可待地想要扩张他们栖身定居的地方，不断向南进行拓殖，终于来到这个降水能勉强维持农业生产的区域。他们开始尝试挖掘规模较小的引水沟渠，将底格里斯河的水引入他们的田里——这种引水的方式是当时伊拉克人取得的最显著成就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将这些淳朴的农民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垦荒者，正是这些规模较小、本质上还是本土的引水沟渠，一直在沿河流域发挥作用，使用了数千年。这些农民的子孙后代在其基础上不断革新，将小规模的引水沟渠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才会将伊拉克南部建设成为恰如受人尊崇的考古学家罗伯特·M．亚当斯（Robert M.Adams）所赞誉的那样——“城市的心脏地带”——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发源地。

公元前4000年左右，沿河流域最早的城市开始出现在伊拉克南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水系的沼泽地区和冲积平原上，这片地区被后来的阿拉伯人称为“萨瓦德（Sawad，意思为黑土）”。本书下一章节将会更加详细地阐述这些沿河城市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行文之始，我们需要厘清一点，即这些城市、不断涌入的人口和他们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灌溉平原所产生的巨大农业生产力，还有那些成千上万的农业生产者的辛勤劳动和汗水付出。这些农民大多籍籍无名，但正是他们挖掘并维系了河流灌溉网络，在沿河流域土地上不断耕作、播种和收获。当时有许多抄写员（实际上是掌握读写的官僚）管理着大量的古代伊拉克庙宇与宫殿的农业地产，他们对这些农业生产队伍做了翔实细致的记录：他们的监督员及队伍数量、耕种的土地面积、用于犁田的牲畜数量，以及播种的多少等。这些数据恰好为现代的研究学者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帮助他们计算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广阔的灌溉平原的土地收益，这里盛产大麦和小麦，相较之下，其收益比现代的美国中西部和加拿大的土地产量还要高。这些农业地产的收成大大超过了实际养活人口的需要。因此，远古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政权的诞生、军事征服的开始、帝国统治的出现、庙宇宫殿及清真寺建筑的辉煌，直至20世纪丰富石油资源的开采——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统治者对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所带来的巨大农业盈余的掌控。

然而，两条河流的赐福也有可能变成河流的诅咒。在早期伊拉克的居民眼中，这种诅咒有时来自河流本身的反复无常——在他们看来，这是遭到了主宰河流之神或上帝降下的天谴。两条大河中，底格里斯河的河床往往较深，因此它的水流速度更快，早期的灌溉技术在此无法施展。幼发拉底河的河床较浅，因而水流速度相对平缓。这使得幼发拉底河更容易被用来灌溉河岸附近的土地，河道也更容易变得蜿蜒曲折，甚至河床发生改道，产生新的河道。这种情形反过来又会带来另外一种可能，即那些生活在河流附近的人们会发现，（由于河流改道）他们无法靠近水源，被剥夺了维系生存的权利，从而被迫放弃他们的定居点，远走他乡。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磨难。同时，由于从河中挖掘出的引水灌溉渠道水流流速过慢，致使淤泥不断地沉积在河床上，因而对灌溉渠道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并且不断加剧。因此，为防止这些引水渠道堵塞，需要定期对其进行疏浚作业，其中就涉及耗费成千上万工时、累死累活的劳动运作。从历史上看，任何无视此项工作，或者受阻于环境因素而无法妥善处理这一使命的统治者，往往会因为灌溉系统的财富创造潜力欠佳而元气大伤，随之统治者自身的权力和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也大大地受到了限制。

统治者也有可能通过其拥有的土地上榨取更多的财富，这种利令智昏的做法无疑会削弱他手中的权力。在传统的农业系统中，那些管理土地的人们知道，土地必须定期轮作休耕，方可补充养分，恢复土壤的肥力。而灌溉模式农业中，诸如在伊拉克南部的冲积平原，就必须让部分土地免于灌溉，以防止其水分过于饱和（从而不利于农作物的生产）。另一方面，过度灌溉会使得地下水位抬高，从而导致土壤中的盐分以毛细血管的方式向上渗透。由此，地面上会结满盐粒——“土壤盐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土地不再适合人类的耕种。而在现代，农民已经能够利用电机驱动的水泵来清除田间多余的水，从而起到防止土壤盐碱化的作用。早在公元前2000年，人们就找到了农作物产量下降的原因，可能是过度灌溉和未能让土地定期休耕导致土地盐碱化。 2 这个问题经常周期性地复发，一直持续到现代社会，由此也使得粮食生产出现危机，给统治者的权力统治造成严重影响。

正如我先前指出的那样，河道与引水灌溉渠道被淤泥堵塞的情形需要进行持续性的管理与疏导，以保持土地的最佳生产效率，这种情形贯穿了整个伊拉克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泥沙沉积也会抬升河道水位，使其明显高于周围的田地。这些田地，以及由此支撑起来的居民定居点，在当时只能通过河道两侧的防洪土坝来抵御河水的侵袭。

古代居民的城镇通常都建在河流水道穿越而过的冲积平原上，绝大多数居民从未见过，甚至也从未知晓两大河流发源何处。当然，他们更不会看到冬天高山上的积雪，只有冬去春来，冰雪才会融化成水，奔涌进入河流，沿着河道流向冲积平原，势不可当，形成泛滥之势。但是，当这些山区春季洪水到来的时候，所裹挟的洪荒之力可能会冲垮灌溉渠道的防洪土坝，这种可怕的景象很容易被前现代生活在冲积平原上的居民归因于复仇之神的愤怒。这种神性格变幻无常，难以捉摸，对古埃及人来说，尼罗河每年一度的夏季洪水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和富足的预言——毕竟土地如神一般复活了。但是对古代的伊拉克人来说，春季到来的洪水毁坏了他们的田地，摧毁了他们的家园。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作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便是众神想要通过发洪水的方式来毁灭地球，惩罚人类。欧美的大多数小学生通常都知道诺亚方舟的故事，故事中，上帝命令诺亚建造一艘巨轮（即“方舟”），然后诺亚坐了上去，安然度过了上帝派来惩罚人类的洪水灾难。可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故事是《圣经》的作者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先驱那里借用而来的呢！这些先驱的事迹通常记录在史诗当中，其中一部《吉尔伽美什史诗》讲述了一个不死者乌塔那匹兹姆的故事，他告诉了吉尔伽美什洪水的由来，原来它是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最强大的神恩利尔派去毁灭邪恶的人类的。而乌塔那匹兹姆和他的家人则事先得到友好之神的警告，在神的授意下，他建造了一艘船，并带着家人乘坐它一起度过了洪水劫难。尽管有人会据此推测，这些洪水故事起源于史前时期黑海的灾难性洪水，此时，地球上最后一个冰川期结束，全球开始变暖。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些洪水传说灵感源自春季洪水的古老记忆，对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冲积平原上的早期居民而言，每到发洪水季节，洪水“覆盖了整个地球”，带来了灾难。

不过，总的来说，洪水带来的财富远甚于其所带来的破坏。在大规模的商业、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利润丰厚、效率更高因而也更为常用的时代，这些河流及其主要的灌溉渠道往往是交通运输的主动脉。在阿拉伯伊拉克的远古时代和古典时期，其所拥有的财富与发达的文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伊拉克境内的水路运输与贸易。尽管如此，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带来了丰富的灌溉用水资源，保持了肥沃的农业地力，给伊拉克带来了最大也最为长久的祝福——两河的福祉注定要让伊拉克成为古代城市文明的摇篮。同时也因其富足带来了诅咒，数千年来，它吸引了外来移民与征服者们令人憎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