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文明的基本性格

一

上一章我们提到，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在青铜、小麦和马、牛、羊传入之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与其他几大古文明有明显的不同。

什么个性呢？主要体现在血缘家族和祖先崇拜这两方面。

西安市人民北路附近有一处文化遗址，叫姜寨遗址，是新石器时期的，距今将近7000年。这是一个村子，里面有100多座的房子。考古学家发现，这些房子的布局很有特点，它们分成5组，都围绕着村子中间一个很大的广场，房门都开向广场。这说明，这个村子是由一个先祖分下来的5个大家庭组成的。

中间的广场就是家族集会和祭祀先祖的地方。那么这个村子所有房屋都围绕着一个圆心，房门都朝着中心方向，这样的话无疑会使村庄中的相当一部分房屋采光不好。这种建筑布局说明了原始村庄的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全族的团结，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放弃生活上的舒适。特别能说明这个原始村庄集体大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一个事实是，在他们的公共墓地里，没有夫妻合葬墓，每个人都是单独地按辈分的高低和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死亡的先后顺序埋在墓地里。

所以姜寨古村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基因：家长制、血缘纽带和祖先崇拜。血缘网络把100多个小家庭紧密地编织成了一个大家族。在这个村子里，一切由辈分最高的男性家长说了算。在村子中间的广场上，每年都要举行祭祀祖先的盛大仪式。[1]

中国上古，人们到底信奉哪种宗教呢？有人说是太阳神崇拜，有人说是生殖崇拜。其实这都是生硬地套用西方的概念。

事实上，中国上古的信仰，除了新石器时代世界各民族普遍都有的萨满教崇拜之外，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之一，甚至今天依然如此。中国人最信什么？最信的是祖先崇拜，或者说祖先有灵。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认为人死后会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佛教认为人死后会进入六道轮回，但是中国古人认为人死后会去阴间，并且永远生活在那里。每年节日，中国人都要去上坟，给祖先寄去纸钱。他们一边烧纸，会一边念叨：“爸、妈，给你们送钱来了，你们在阴间保佑你们的儿子和孙子们日子过得平平安安、兴兴旺旺的。”如果梦到死者，他们多会认为这是祖先因为缺钱或者在阴间境遇不好而“托梦”，立刻到坟上去烧纸，或者找“算卦”“看相”“跳神”的巫师“破解”。“血缘祖先崇拜是由鬼魂信仰发展而来的。鬼魂信仰的内容大致有三：一是相信人死以后灵魂不灭；二是认为灵魂有超人的能力，足令生者畏之，但也能依赖之；三是也有一个类似人间社会的鬼魂世界。”[2]

我的舅妈曾经长期为一个事情焦虑，甚至达到了几乎患了抑郁症的程度——没有孙子。她的儿子的头俩孩子都是女孩，为了让儿子再生第三胎，她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包括喝农药。

为什么非要生孙子呢？因为没有孙子，就是“绝后”了。绝后有什么可怕之处呢？那就是在阴间没有人给上坟烧纸，会没有钱用。因此会沦为孤魂野鬼，永远以乞讨为生。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子孙后代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祖先。甚至一个部族、一个国家，最重大的事也不过是两件：一件是祭祀，一件是打仗。“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这个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开始了。新石器时代后期，部落规模越来越大，从原来的几十人变成了几千人，这样，祖先崇拜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能形成凝聚力，让部落里的人团结在一起。我们在考古遗迹中发现，越接近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文化中祭祀祖先的建筑规模就越大。

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很多部落转化为“邦族”，也就是原始的国家。这些原始国家都是以供奉祖先的宗庙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而且它们的政治结构也都是血缘结构，什么意思呢？谁是辈分最高的家长，谁就是首领，原始国家内部的关系完全是由血缘的远近亲疏决定，与家长血缘关系近的人，就处于社会的上层，距离远的人，就处于社会下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代的部落组织都属于这种社会类型。

这种原始国家的血缘结构，后来又直接演变为夏商周的政治结构。

我们看，夏商周三代的城市遗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宗庙都位于国都的绝对中心。而且兴建都城时，第一位要考虑的是宗庙。或者换句话说：建都，首先是为了祭祀祖先。《礼记·曲礼》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要建一座宫殿，首先要考虑的是把供奉祖宗的宗庙建好。

从考古发现看，夏商周时代，宗庙确实是都城中最中心、规模最大、建筑等级最高的建筑，建筑质量在王宫之上。国王住在宗庙的边上，他最主要的也最繁重的职责是祭祀。祭祀非常隆重，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陈梦家先生最早将之命名为“周祭制度”。“从上甲开始，以世代为序，在与其名字的十干相当的那一天顺次举行祭、、、彡、翌五种祭祀。（根据董作宾所言，这五种祭祀完成一遍大约需要一年。）”[3]今天挖掘出的甲骨文拓片中，有关祭祀的内容达数万条，“从卜辞数量来看，祖先祭祀方面的卜辞超过其他任何一类卜辞的数量。这是殷末重视血缘祖先崇拜的有力证据”[4]。

遇到日常事务，国王或者召集亲人们讨论解决，或者在祖先灵位前用占卜也就是烧牛骨头和乌龟壳的方式解决。今天考古发掘的甲骨文拓片就有大量的这类记录。国王或亲人生病，通常也要占卜，日本学者伊藤道治注意到“一期”卜辞里，就有问疾病是否由某祖先作祟导致的记录。

夏商周时期还没有出现后来的官僚系统，国王怎么治理国家呢？主要依靠血缘关系，也就是依靠自己的亲人。商代政治权力就是按血缘远近分配的，这从商王创立的分封制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这些其实都是起源于家族内部的称呼：“公”是指长辈，自然地位最高，“伯”是兄长，次之，“子”“男”是晚辈，所以属于低级爵位。

我们都知道，中国上古时期的玉文化非常发达，古墓中大量出土的玉琮、玉璧、玉圭、玉璜都非常精美，制作这些玉器显然花费了无数心血。那么，这些玉器是干什么用的呢？基本上都是用来祭祀。当然，这些祭祀中，既有用于祭祀祖先的，也有祭祀天地即用于萨满仪式的。[5]

我们上一章说过，西方的物种和技术介入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但是这种介入，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这典型地体现在青铜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青铜器虽然是从中亚传过来的，但是中国很快就后来居上，在制作水平上遥遥领先。“制造工艺极其先进，令人拍案叫绝，其工艺水平远胜于中东。”[6]当然，这种艺术水平也意味着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然而，中国的青铜器用途和其他地方不同。在世界其他地方，青铜主要被用来制造兵器和农具，也就是说，是实用的。“西方青铜器的主流传统，是那些制作规整、形体相对统一、区域特征明显的主要用于生产和战争的工具与武器，如斧、剑、矛、凿等，多是实用的器物。这些器物在天山北路墓地基本上找不到了。青铜之路由欧亚西部进入东天山地区，继而向东，远抵中原腹地，功能的变化日渐明显。”[7]在中国商周时代，人们费心费力地制造出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主要是用来祭祀祖先。那些巨大的青铜鼎，用来盛放献给祖先的牛和羊，那些精美的觚和爵，则是祭祀典礼上盛酒的器具，这些青铜器初期造型都是直接复制原来祭祀用的白陶器。老百姓平时用的工具，都还是简陋的石刀、石斧。

所以青铜文化的中国化，最典型地说明了外来技术的传入不但没有削弱中国文化特色，反而增强了这种特色，也就是祖先崇拜。

因此，祖先崇拜是早期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

当然，祖先崇拜其实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人类早期社会共有的特征。直到今天，世界上一些原始部族社会，比如南部非洲或者大洋洲的一些部落，还保持着祖先崇拜的传统。现存于非洲的祖先崇拜，其“理论依据”和“现实表现”与古代中国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李保平在《论非洲黑人的祖先崇拜》一文中说，非洲黑人“各族普遍认为，祖先出没于人间的村庄、茅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始终陪伴着生者，干预着尘世间的事情”，“祖先看管着家园，佑助着家族、部族成员，直接关心和过问家庭和财产方面的一切事情；他们使后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丁昌盛、福禄长寿”，祖先可以托梦给人，“祖先也会发怒和破坏，降下天灾人祸以惩罚后人。当祖先发怒时，人们必须设法抚慰，使祖先的精灵安息。比如，用饮料、家禽或牲畜等祭品进行祭奠”，“直到今天，非洲人还在互相叮嘱，不要忽略对祖先的祭奠。因为得不到祭品的人在死者世界中是穷人，是靠别人施舍过活的穷人。如果祖先的坟墓多年失修，那么不肖子孙就要负起修葺之责，以消除内心愧疚。既福佑于人又致祸于人的祖灵特牲，反映了各族黑人信仰意识中对祖先敬爱与畏惧交织的矛盾心理”。

相信每个中国人读了这段介绍，都会理解今天非洲黑人对祖先的那种虔信。其实，直到今天，中国大部分农民对祖先灵魂的看法与非洲黑人仍然毫无二致。

那么，既然是人类社会早期的共同崇拜，我们为什么说祖先崇拜是中国的独特性格，而不是人类文明的普遍性格呢？

这是因为其他发达文明在氏族制度解体时，通常打破了祖先崇拜观念，转求于与人类建立了契约的上帝，或者其他宗教。中国虽然也属于拥有发达文明的国家，却没有突破血缘社会的瓶颈，而是停留在祖先崇拜阶段。

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初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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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文物》1990年第12期。

[2]刘明：《先秦儒家生死观探析》，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4。

[3]范州成：《从殷墟卜辞看血缘祖先崇拜的由来》，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5。

[4]同上

[5]“萨满教”是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原始信仰，今天仍然遗存于中国东北、蒙古、北美、澳大利亚、北极因纽特人地带。张光直认为，“萨满式的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萨满“登天入地进行宇宙飞行”的观念和中国古代的“巫觋通天”观念一脉相承。商代文化中表现出大量萨满教的特征。商人起自东北（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商人的酒文化和占卜文化，明显地混合了萨满教和祖先崇拜。

[6]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477页。

[7]刘学堂：《彩陶与青铜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16，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