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重建文学批评与文学出版的良性互动

文学批评与编辑出版的关系，我是个门外汉，简单地谈谈我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林赛·沃特斯2004年出版的一本书：《前途的大敌：出版、出局和学术研究的衰落》。他在开头引用了沃尔夫冈·泡利的一句话作为题记：“我不在乎你思维缓慢。我看重的是你出版比思考快。”沃特斯在书中提出“不出版，就出局”的学院体制与某些编辑、出版单位的一些不合理规则合谋，给学院中的学者们，特别是年轻学者，造成了巨大压力，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术研究的衰落。就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考察新世纪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出版，“市场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文学出版在市场原则特别是消费主义观念主导下似乎表现为完全按照市场逻辑运行，出版成为“文化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化”使出版社发生了根本转变，比如文化事业变成了文化产业、文化工业，传统的出版由单纯生产转为生产经营性的，传统的纸质媒介转为大众传媒。这些不但改变了文学出版的外在环境，同时也使得文学出版原则、理念、价值、导向、评价，以及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等内在因素发生重大转变，效益、市场、影响等成为主导型的因素，消费价值压倒了审美价值、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从出版社到编辑到作者，都表现出对文学本身的轻视和忽略，文学批评的格局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一方面，是“批评的危机”“批评的缺席”“批评正在退化”的慨叹，大家觉得文学批评在转型的时代愈来愈艰难，批评的失语症愈来愈严重。另一方面，是批评话语的膨胀，后现代、后殖民等批评概念、名词、话语急速膨胀，批评众声喧哗，体现出严重的不及物、不在场的尴尬。我们觉得批评找不到自己的根据，批评无言的痛苦和有言的空洞成为我们这个文学时代深刻的精神主题。近年来，随着新型电子媒介的勃兴，以纸质为媒介的印刷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出版已经到了边缘化的位置。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专业化和小众化的文学批评更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然我们也不乏有责任和有担当的出版机构和刊物的坚守，比如《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专栏（年初结集为《批评的初心》）、《文学报》的“新批评”专栏（2012年出版的《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系列文丛共五辑八十万字）、北岳文艺出版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2017）、云南人民出版社周明全策划的“‘80后’批评家”系列以及他的《“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等，都用坚韧的努力，体现出文学批评与出版的良性互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艺批评的生态。但这种努力和互动就庞大的中国文坛而言，还是太少了，还远远不够，可以说仍是一种不平衡的微弱的互动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文学场域当中，文学批评和文学出版如何建立良性的互动呢？我觉得可能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在市场化的出版环境下，文学出版机构要有自己的出版理念、出版追求，能够建立自己的出版规则，确立自己的出版品牌，树立自己的出版精神，形成稳定的出版风格，开拓出自己的出版阵地；同时能够体谅文学批评出版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考虑到其主体性，通过其他出版物的反哺，保证文学批评出版的质量。当然，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即使专业性的文学批评出版，也会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行业内当然也有例子，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社。这里我想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为例。我们都知道，这个1896年创刊的刊物有很高的权威性，在美国乃至全球都有重要的影响，它强有力地影响着图书的销售乃至出版社的命运。首先是源于办刊人严肃、严谨、认真的作风。其次，它们有一个公正的、科学的选书和分书系统：出版社在图书出版前的四个月，将要评介的校样送到该刊。该刊组织编辑“预读”，并写出“阅读报告”，一般每个编辑平均每天阅读两本书。每逢星期日，刊物执行编辑召集编辑讨论，最后决定评价哪些书，并确定谁来撰写书评、谁来做书评的编辑，即集体讨论选出适当的书、适当的书评人、适当的编辑。再者，他们的书评撰稿人遍及全球，都是相关领域内的专家，基本上避免了圈子批评；接到书评约稿后，一般在一个月内完成任务，时间也较为充裕。如此一来，保证了书评的质量，使其具有一定的公正性、客观性和权威性，这就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成功法宝。我们的文学出版也可以借鉴其经验，对文学批评的时代趋向、风格趣味、探索追求等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打破前工业时代单枪匹马的手工作坊的做法，使得我们的出版形成充满活力的内在机制。

二、文学出版机构要给编辑自由的空间和成长的环境，使得他们能够成长。在出版社企业化以后，编辑的收入与出版物的效益直接挂钩，使得他们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编辑的作用，正如罗贝尔·埃斯卡皮所言：“同助产医生的作用相似，并不是他赋予作品以生命，也不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血肉给它们并养育它。但是，如果没有他，被构想出来并且已临近创造的临界点的作品就不会脱颖而出。”编辑参与作品意义的建构和最终完成，其责任和义务是将作者的作品引向集体生活，从而获得社会意义。他们同作者以及读者是一个文学利益的共同体，市场、效益只是附加的产品。如果本末倒置，将这精神的共同体置换成消费的共同体，就完全纳入了文化工业生产的逻辑，那么，出版的精神效益往往会降到最低点。九十年代以来，强大的市场力量改变了以往编辑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成为主要的追求目的。

三、编辑也要不断完善自己，培养自己的识见、眼光，朝着学者化和专家化的方向发展。编辑绝不是文化审美场域中的“陪衬”，他们的审美选择和文化判断对出版物的质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与作者的交流互动具有互补性，会达到出版物价值的最大化。当他们作用于社会群体时，在双向维度上最能建构起互动效应。本来，编辑的学者化、专家化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产生以来的一个特色和传统，比如茅盾与《文学月报》、郁达夫与《创造》、徐志摩与《新月》、林语堂与《宇宙风》、张中行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傅璇琮与中华书局等。编辑的眼光和水准往往决定了出版物的水准。这些编辑，自己也是著者，将文学与文化的生产、助动、校正、传播等诸多功能集于一身，使得出版品趋于完美。由于出版的市场化和效益化，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传统已经丧失殆尽。我们呼吁我们的编辑和出版机构能够有所为有所不为，能够在时代的风浪中占稳自己的领地，为文学批评的出版、为文学出版，提供厚实温暖而又舒适温馨的精神产床。

四、出版机构既要垦殖大片的绿地，也要善于栽种培育单个的批评苗木。既要建立诸如“今日批评家”“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新批评文丛”“‘80后’批评家文丛”这样的批评阵地，推出大批优秀的批评家，同时也要不择细流，通过批评书系等形式，为优秀的批评个体提供生存的土壤。当大量的单个树苗蔚然成林时，我们的批评生态也就逐渐趋于健康完善。其也会以巨大的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反哺出版机构，形成文学批评与文学出版的良性互动。虽然电子传媒对传统出版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我觉得对文学批评这个很小众化的领域影响并不是很大，纸质出版依然主导着专业性的阅读。未来，依然属于那些风格鲜明、立意卓远、真正能够影响文学批评和文学发展的出版物和出版机构。

以上是我的几点浅见，请各位前辈、老师、专家、同仁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2016年5月26日 于武汉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