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

日本中世纪和近代史中，有五位军事天才被后人誉为武士之最。首先，是生活在12世纪的平清盛和源赖朝，后者开创了幕府政权体制（或者说世袭军事独裁制度）；其次，就是16世纪涌现出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了。本书描写的正是五人中的其中一人德川家康的生平。他进一步完善了源赖朝开创的体系，而他的后代也继承了他的遗志，直到1868年，德川家族才交出了日本帝国的统治权，让位于由人民选出的官员。

德川家康不仅建立了一个统治王朝，设计了一个政府，还在临终前美化了自己的功绩，为神化自己做了诸多安排，并且重新调整了国家的宗教制度。这样，他就在全国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作为神道教和佛教转世的大权现，德川家康具有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在日本，几乎在任何城镇都能找到他的神社。这些神社的总部位于世界著名的下野国旅游胜地日光市。在那里，柳杉掩映之下有一座布局精美、华丽无比的陵墓。已故的英国寇松勋爵（Lord Curzon）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哪怕是埃及法老，能有比这更壮观、更珍贵的墓穴。”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也开始在他的继任者——江户的将军们同样华美的神社中延续下来。他们的两组陵墓和他们生前宏伟的居城，仍然是现代首都东京的荣耀。

德川家康在战国乱世中一步步崛起，最终成为了日本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他的影响力延续了近三百年，为他的继承人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在他的庇护下，后继者们统治着这个帝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川家康是一个白手起家、靠奋斗成功的人。他生于乱世之中，他的家族虽然古老但领地并不大，周围环伺着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竞争对手，在这样的环境中，德川家康锻炼出了卓越的战斗技能和领导才能。他与织田信长结盟后，声望大增，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征程。他冷静、能干、无所畏惧，并且善于隐忍，这些优秀品质使得他所率领的家族日渐壮大。

当织田信长被暗杀时（这在当时并不罕见），丰臣秀吉，这位被提拔为幕僚长的天才步兵，通过外交和军事手腕，登上了独裁者的位置。但是，德川家康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势力，而是不断地巩固和扩展。他为了表明自己对织田信长的忠诚，不惜杀死自己的长子；他为了消除丰臣秀吉对自己的疑虑，也能放下身段屈尊为仆。

随着天才般的丰臣秀吉在62岁时去世后，德川家康特意将所有的反对派集中起来，并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中将其粉碎。然后，他登上了幕府将军的宝座，取得了他的先辈不曾取得的成就。[1]随后的15年里，他致力于管理国家、制定法律，并按照他认为最合适的儒家伦理体系开展教育，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同时，他派兵清剿丰臣秀吉的残余势力。他还特别抽出时间鼓励日欧贸易，加强对西方政治的了解，利用荷兰和英格兰的新教势力对抗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最重要的是，他花费了巨大精力来培养儿子德川秀忠。虽然他从幕府将军的职位上退休了，但德川秀忠却在他的监督下理政超过12年。通过英国人威廉·亚当斯，他获得了有关航海事务和政治的信息。在这段时间里，虽然他有许多政务需要处理，但他从不会忘记听他最喜欢的儒家研究的讲座，从不荒废监督收集和出版相关的书籍，对军事、历史和经济方面的书籍也十分关注。事实上，他非常热衷于出版，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在关注这些工作。此外，他对金融的兴趣也不遑多让，他监管着整个大家庭的开支，事无巨细。

德川家康有众多的侧室，这些经过精心挑选的配偶为他生下了十几个的孩子，其中有九个儿子。这对他的政府所依赖的家族制度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而他的对手丰臣秀吉则因子嗣稀少，成就远不如他。

在完成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德川家康在七十五岁的时候安详地、心满意足地去世了。直到临终，他一直忙着监督一本政治教科书的印刷，并不忘安排神化他的细节。德川家康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就像大多数的聪明人一样，但他认识到新时代需要各种神明，于是他果断地扮演了这一角色。他显然认为宗教对于劳动者和那些不够进步的人来说是一种慰藉，可以让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践行道德规范，但是，僧侣在他看来不是生产者。这样，在世俗政府的监督下，僧侣就不会得到太多的权力。在这一点上，他和其他的统治者十分相似，因为这不仅是日本统治阶级的惯例，更代表着一个贵族的统治效率。这与亨利八世的离婚事件形成鲜明对比：亨利八世就自己的婚姻问题与教皇僵持，然后又任性地拒绝教皇。亨利八世的自负与德川家康形成了鲜明对比，很难想象这位日本独裁者会在这种国家重要事务上去咨询他人，尤其是一位佛教僧侣。

当丰臣秀吉去醍醐寺参加游园会时，不仅带着他所有的配偶（大约六七位），还邀请了许多佛教僧人，这令他们倍感荣幸。而德川家康则更能让僧侣和教士安分守己，并更有效地利用他们。他们的任务是执行他的命令，以各种方式协助他的政府，如果他们听从号令，就能享受平静安宁的生活，获得相应资助以继续他们在美学和礼仪方面的工作。

但是，任何企图挑战军事当局权力的行为都会被严厉镇压，比如对一向宗的打击。这个名为一向宗的教派在制度上经常被拿来与基督教相对比，它与基督教一样，非常依赖于一个外部的救世主，只要信众重复口念“阿弥陀佛”即可得救——这与早期佛教的“自助”教义背道而驰。一向宗十分擅长宣传，也擅长管理财政；信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救赎，这对那些太累或懒于思考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它毫不犹豫地模仿基督教赞美诗或其他宣传方式来增加其影响力，并轻而易举地拥有最多的寺庙。这是除敌对贵族之外，德川家康不得不面对的最危险的威胁。一向宗长期违抗织田信长的命令或意愿，只有老奸巨猾的丰臣秀吉才能虎口拔牙，并有效地利用它。德川家康通过武力镇压，分裂并削弱了它的统治体系：尽管这个教派很受欢迎，但它必须是一个贵族家族的附属物。这个非常具有日本特色的教派，本来只有一个世袭的佛教“教皇”，但在德川家康解决了它之后，信众必须听命于两人了。

德川家康有一位相当于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的天海大僧和两位相当于克伦威尔（Cromwell）的本多，他们都是德川家康最信赖的人。这三位都比德川家康活得更久，前者直到1644年才去世，那时德川秀忠已经建立了日光东照宫，天海是这间神社的守护者和住持，同时还兼任德川家康的家庙上野宽永寺的守护者。在德川家康的计划中，宽永寺是和京都比叡山对应的宗教中心；而天海也被给予了足够的时间来安排所有细节，去完成他一生的使命——将德川家康完全神化。

德川家康从不因个人动机而处死任何人，所以他的朋友和侍从对他信任有加。如果他们忠心耿耿，肯定能得善终。德川家康非常精明，不会被诽谤所迷惑。同时，他平易近人，乐意听取他人建议。另一方面，如果自己的家庭成员或其他亲属有危及家庭团结和统治权力的行为时，他也绝不姑息。

总而言之，正是德川家康塑造了我们所知的日本的体制。各种资料、制度和文化都在他执政时出现，虽然它们当时并没有得到有效协调。直到17世纪中期，它们才相互渗透并逐渐融合。

16世纪，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伟大的独裁者。那是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弗朗索瓦一世、阿克巴、伊凡雷帝和苏莱曼大帝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即使教皇也是军国主义者。但在他们当中，除了阿克巴之外，应该没有人能像德川家康一样，兼具一流的军事指挥官和战略家的素质，同时又兼具政治家和行政官的素质。

德川家康生于1542年，这似乎也是阿克巴和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出生的年份。正是这一年，第一批欧洲人到达日本。虽然早期是由德川家康的前任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来处理涉欧事宜，但最终解决欧洲人问题的，却是德川家康以及按照他既定原则行事的儿孙们。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最先来到日本，他们已经按照教皇的圣谕瓜分了早先发现的新世界。他们可能希望在日本找到一个类似于他们在印度和南美洲遇到的民族。在印度和南美洲，他们依靠着优越的装备，以及对未知世界和淘金的热情，使得一切已经尽在掌握。尽管像其他未知世界一样，日本自马可·波罗时代起就被誉为“理想中的黄金国”，但当这些传教士和征服者到达日本时，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在军事素质上优于他们的民族，而且在其它大多数领域也与他们旗鼓相当。因此，他们发现自己自始至终是被用来向这些岛民传递他们尚未掌握的有关技术或科学信息的，而他们灌输自己的宗教思想和习俗的企图则被巧妙地规避了。没有人比日本人更能娴熟地识破他们打着传递知识的幌子欲行不轨之事的诡计。

与其他地方相比，来到日本的西方教士就像被链子拴着的狗。锁链越短，他们越是凶恶；锁链越长，他们越是温和和自在。但锁链始终牵制着他们，使他们无法施展自己的手段，也限制了他们的精神活动。德川家康生长在禅宗哲学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因此，他的思想和视野十分开阔，无论他有多么尊敬那些传教士，也不会去关注他们所强调的那些教义。

这里要特别指出作为神道教领袖的天皇与德川家族的关系。在欧洲，由于墨洛温王朝的宫相丕平的所作所为，教皇成为教皇领地的国王。教皇主动承认丕平废黜墨洛温王朝的君主的正义性，而丕平也将教皇领地作为回报赠给罗马教会的领袖。但是，幕府将军从来不会想、也不会做这种事：对他来说，天皇更像是神，而不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日本人一直反对将神塑造得高高在上，否则他在地球上的代表和使者就总是会显得十分傲慢。为此，政府专门设立了宗教专员，以保持所有非官方的信仰各自安好。在某种程度上，官方允许这些信仰成为民众的精神寄托，但绝不允许其干扰统治者。

有一幅著名的画，画面上是德川家康在享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做的年糕。这幅画象征着人们普遍的看法，认为德川家康是一个靠别人的劳动成果发家的幸运儿。的确，他有时确实很幸运，织田信长的胜利帮他摆脱了今川氏的威胁；明智光秀的背叛又帮他逃离了织田信长的压力；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互相争斗上，并在对德川家康最有利的时候死去；丰臣秀吉虽然几经辗转才夺取了所有成果，但他寿命不长；那些可能出于对这位天才太阁的忠诚而支持丰臣秀赖的贵族也早早离世，更是为德川家康消灭丰臣家族创造了绝佳机会。

但更多时候德川家康的幸运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没有他的帮助，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将无法迅速地战胜敌人：如果他转而与那些强大的对手并肩作战，历史肯定会有所不同。在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显然更适合继承这个帝国；太阁为了确保儿子丰臣秀赖的继承权，不惜一切代价，但这些注定徒劳无功；丰臣秀赖则被父亲的情感蒙蔽了双眼，没能看到这一点。即使德川家康是一个自我牺牲的圣人，也不可能把这个国家交给丰臣秀赖，因为这样一个年轻人和他的母亲很可能无法平息各种派系之间的内讧。更何况，德川家康并不是这样一位利他主义者（如果他是的话，他在那个时代就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了，因为当时连佛教僧侣都贪得无厌）。

德川家康从年轻的丰臣秀赖手中夺取帝国的方式并没有给他在后世留下好名声，反而让丰臣家族被后人美化了。有人认为，就算不利用这样的方式，他的家族依然能达到顶峰，而他的不择手段则会为他的声誉带来污点。但是，那本就是一个无所顾忌的时代，他也是一个无所顾忌的人，他当然希望看到自己的家族能够在他死前稳固地成为一个和平的帝国的统治者。

在亲眼看到家族的统治得到稳固后，德川家康欣慰而满足地离世了。可能没有哪个人在逝世时比他更安详。也许，如果德川家康能像他儿子松平忠辉一样活到90岁，他就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行事风格。

当时曾流行这样一种说法：若要让不愿啼鸣的杜鹃发声，织田信长会直接杀死它，丰臣秀吉会诱导它，德川家康则会耐心地等下去，直到它开始啼叫。

德川家康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有能力忍受任何事情，只要他相信结果是好的。尽管他以公正著称，但他具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他的这种公正是一种随时势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品质。史书上几乎没有他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的例子。他天生就是个不屈不挠的超人，当他确信某些举动将是明智之举时，他就会始终如一地顺从和屈服。他信奉“尺有所短”的箴言，清楚自己的劣势，因此即使他从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他也会小心翼翼地选择最合适的盟友。他依靠今川义元来对抗织田信长；反抗武田氏时，他与织田信长结盟；面对丰臣秀吉时他又会联合北条氏。他总是依赖外交技巧，而不是单纯靠武力来取得霸权。同时，他总是有着惊人的警觉性和源源不断的精力，当其他人对自己的地盘充满信心时，德川家康总是充满怀疑和保持警惕，所以当他和丰臣秀吉握手时，他也在考虑与北条氏结成更紧密的联盟。不过，他一直明白，灵活的外交总是需要一支准备充分、高效打击的军事力量的支持，而这支军队必须以最坚定、最无畏的决心为后盾。

有些日本人对德川家康持否定态度。比如尾池义雄就认为，命运选择了一个并非拥有最崇高的理想的人作为帝国的统一者，他对此表示惊讶和遗憾。他说：“德川家康丧失了所有的同情和诚信，挑起了一场叛乱，从孤儿寡母手中盗取了最高权力，为自己窃取了大片领土。他不仅长命百岁，还把统治权传给了子孙后代，延续了将近三个世纪。尽管他们在统治岌岌可危时才把权力移交给了合法的君主，但他们仍然享有财富、尊严和荣誉。这与圣贤们所说的‘天意只眷顾有美德的人’相悖。如果我们认为美德应该得到奖赏，狡诈应该受到惩罚，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做着人神共愤的事而且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的老贼，我们很难在历史上对他表示同情。”事实上，这样的批评并不客观。他同时代的织田信长、武田信玄、斋藤道三、福岛正则和上杉谦信等人不会去做的那些违背道义的事，德川家康也不会去做。相对于以“奸诈”闻名的松永久秀，德川家康完全可以说是站在正义一边了。对于这个军事独裁者来说，普通农民或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美德事实上没多大用处。在那个时代，中央集权的时机已经成熟，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而德川家康只是在继续这项工作。正如这位评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如果他不那么坚韧或狡猾，那么也许他就不能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中有效地取得后来的成就了。

也许，德川家康并没有丰臣秀吉那么讨人喜欢，但环境使得他比织田信长更温和，这可能让他比同时期其他的国家独裁者更受欢迎。他没有像亨利八世和苏莱曼一世那样因迷信、恐惧和病态的自卑而杀死自己的配偶或最好的谋士，也没有像阿克巴那样因优柔寡断而饶恕谋反的孩子。他具有强大的自制力，这是他成功的关键。他不会陷入盲目的自我主义中，对人性有着敏锐的理性洞察，再加上强健的体魄和对任何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东西都毫不畏惧的头脑，令他成为一位罕见的独裁者。他有异常清醒和谨慎的头脑，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批判性，并且不偏不倚，不忽视任何可能有用的东西，绝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绝对正确。他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而产生的、完全符合日本民众倾向的完美领导者。有人认为他的一些品质是对他年轻时遭受的苦难的补偿，但实际上早在二十岁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位羽翼丰满、积极主动且富有责任感的将军了。如果他不是生来就有强大的力量，即使有机会恐怕也很难抓住。毫无疑问，那时的许多人对战争已感到厌倦，希望实现统一与和平，但也有不少人渴望自己成为那位实现和平统一的人，其中有几个人的能力相当出众。

可能有些人对幕府将军在日本的地位和职能不是很了解，因此，我有必要做出简短的解释。“Shogun”意为“将军”或“军事指挥官”，“sho”意为“领导”，“gun”意为“军队”。同样含义的词也有更普通的表达，如“大将”或“大首领”，但通常来讲，“Shogun”就是“将军”那层含义，以区别于中下级领导人，比如中尉和少将。在欧洲，尽管“最高统治者”正好对应“Shogun”，但“元帅”或“大治安官”可能更确切一些：当这个官职不仅仅是指挥军队时，欧洲人就会赋予它新的含义。“Shogun”也不仅仅是普通的将军。在古代的日本，虾夷人或阿伊努人（相当于皮特人或英格兰的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曾对日本造成过巨大威胁。那时，天皇本人或他的一个儿子会经常带兵去惩罚他们。后来，他们认为还是应该派一名职业军人去做这件事，于是赐给他一把“节刀”作为天皇的象征，直到任务完成，这把刀才被交还给君王。

在这些“镇压野蛮人的大将”中，最出名的是田村麻吕。8世纪末，桓武天皇命令他去镇压陆奥的虾夷人。他像所有早期的幕府将军一样，在战争结束时放弃了他的权力，交出了他的节刀。

12世纪，武家的两个敌对派系——平氏和源氏，本应该为政府参加各种战斗，但他们却支持两个对立的帝国分支，并相互争斗。获胜氏族的首领源赖朝，着手让自己从君主那里得到一份永久的委任状。他被任命为军事长官和税务官员的首领，随后，他就把这些军事长官和税务官员分派到全国各地。他因此成了宫廷长官、御前大臣和财政大臣，控制了政府的军队、立法和金融机构。除了给关白等其他官员保留监督和执行各种宗教和庆典仪式以及授予封号的职权外，他大权独揽。

尽管最高统治权和三神器都归皇室所有，但关白和左右大臣等职位很长一段时间都由藤原家族世袭，就像幕府将军在源氏家族中的地位一样。[2]但是，世袭制并不一定包括长子继承权，当时的日本社会对长子继承权并不盲从，因为养子或者其他配偶生下的儿子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继承资格，但资历才是最重要的。

在源赖朝去世之后，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因为双方的暗杀行动，他的直系亲属中没有任何男性幸存。他的妻子来自北条氏，她的家族以执权的名义进行管理，而且管理得非常出色。皇族成员被选拔为幕府将军，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比源氏更高贵的领导者，因为他们是天皇的血脉，被天皇派驻到各省或边境从事行政或军事工作。公家则与他们不同，公家是贵族的后裔，他们家族的职能和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军人身份。

在源赖朝时代，藤原家族的一个分支曾在北方的陆奥国崛起，他们的家族就像源氏和平氏一样坚韧和充满活力。但在源赖朝消灭了平氏家族和这支藤原家族后，他们就彻底失去了影响力，直到16世纪，人们因为织田信长才再次想起了这个家族——因为他曾自称是这个家族的后裔。丰臣秀吉本来不属于任何家族，他的姓氏也是从他的主君那里借来的（这是当时的一种惯例），在中国皇帝的书信中他被称为“平秀吉”。虽然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实际控制了整个帝国，但他们都不能成为幕府将军，前者被称为副将军，后者则成为关白（可见相对于军事惯例，宫廷惯例更容易被无视，因为朝臣的愤怒产生不了什么实际后果）。

整体而言，北条家族的执政表现良好，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然而，由于家族最后一位执政者的衰弱，北条政权终究倒台。随后，在英明神武的后醍醐天皇的领导下，皇权短暂地得到了恢复。尽管复辟仅持续了三年，但已足以使武士阶级相信，在公家、神官和其他阶层所建立的政权下为差，既无利可图，又令人不快。这次复辟由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武士楠木正成和新田义贞完成，还得到了足利尊氏的协助，但后来足利尊氏意识到这对自己不利，就调转了矛头。足利氏和新田氏都是源氏家族的分支，建立下一个幕府王朝的正是无所畏惧且不择手段的阴谋家足利尊氏，而新田义贞和楠木正成却惨遭杀害。

在那时，后醍醐天皇曾对新田义贞说：“我发自肺腑地赞美你的忠诚。我的愿望是用你的家族来平定这个国家，奈何天不助我。所以，我暂求和平，等待时机……”而新田义贞也在日吉神社祈祷说：“不要轻视我的忠诚，请助我顺利渡过此劫，这样我就可以组建一支军队消灭叛乱分子。若无法实现，愿我的后代完成我的遗愿。”结果，在新田义贞战死的两百零六年后，新田家族在三河国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后裔，那就是日本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德川家康。上天的回应虽然迟缓，但却如此有力。

足利尊氏不能像源赖朝那样在东部的镰仓开府，因为两个帝国分支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后醍醐天皇逃离京都，在吉野建立了他的朝廷，因此被称为南朝；足利尊氏则把总部设在京都室町区，以便保护他所拥立的北朝天皇。在镰仓，他安排了一名守护大名来照顾他的利益。

两大朝廷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六十年，或者更确切地说，行动更具有合法性的南朝试图返回京都。在这一时期，确实存在一个由天皇和幕府将军组成的幕府政权。其中，天皇由幕府将军拥立产生。同时，也确实存在一个合乎体制的有天皇存在的朝廷。该朝廷由一位退休的天皇（上皇）来统治，还有一位像古代一样指挥军队的皇太子。

这一切都是因为足利幕府总是处于资源分散的状态。此外，因为他们家族内部长期不和，且将军通常居住在帝国最奢华的城市里，他们对藩主的控制力自然也就被削弱了。很快，这些藩主就在实际上获得了独立，而幕府将军哪怕能力再强也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

这样的表象，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来维持，而这会让所有势力都入不敷出。与此同时，家族之间不断为财产和地位争斗，首席大臣和守护大名等职位也变得世袭化。比如足利义满（1367年至1408年任第三任幕府将军）在某些方面可以与英国的查理二世相提并论，他们举止优雅，让人们休养生息，对艺术贡献很大，但在其他方面却很不负责任。他们甚至开始采取同样的依赖外国的政策，比如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

除了第六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教的时代以外，早期足利幕府的权威几乎仅限于京都。但是，足利义教很快被一位大名暗杀。此后，足利幕府一代不如一代，因为京都就是被这些大名的家族们在彼此的竞争中争夺和摧毁的，他们完全不考虑天皇和幕府将军的意愿。在总计十五名幕府将军中，有五名被流放，有两名（足利义教和足利义辉）被暗杀。至于最后的将军足利义昭，虽然得到了织田信长的支持，但足利幕府时代也正是在织田信长手上宣告结束。

足利家族的实际管理在细节上与北条氏差不多。不过，与北条氏不同的是，那些原本只是领土监督者的官员实际上变成了世袭的占有者，因为没有人能阻止他们。与天皇共同居住在京都的将军关系相当友好，甚至十分亲密。只要有钱，他们就会互相招待对方。到了南北朝后期，两个朝廷的日常运作都依靠大型军事家族的供奉来维持，宫殿和宅邸等都已被摧毁。

虽然足利幕府存续长达两个世纪，有十五位幕府将军，但在这段时期，朝政混乱，战争频繁，诡诈与背信成为常态。所有人都已经厌倦了无政府状态，渴望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可以带来秩序。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时代背景后，才能正确评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所做的事情。

例如，如果织田信长真的有人们所说的那么暴戾，那么被他杀死的人还会更多。他的继任者则没有必要像他一样激进，尽管德川家康的行为看似狡猾，但他这样做是为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进步。在德川幕府的统治开始前，窃国和夺权屡见不鲜，没有人会记得“忠孝”二字，这一局面直到德川幕府建立后才得到扭转。如此看来，直到16世纪的文学作品才首次出现“武士之精神”一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德川幕府在处理民众关系方面与从前的幕府有着很大不同，但幕府将军依旧是世界上最威严的统治者之一。事实上，幕府将军总是在德川家康打造的堡垒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周围环绕着侍女、官员和大大小小的大名。在世时，他是强大的江户城主和帝国的主人；去世后，他被冠以响亮的谥号，从此人们便以此称呼他。他被供奉在一个像德川家康神社一样精致和华丽的陵墓中，只是陵墓在大小和地位上不如德川家康神社。当然，他的名字和家徽被严格保护，禁止其他家族使用。直到今天，除了这个家族的一个特定的成员之外，没有人能够使用它们，而他们家族的旁支只能使用他们最初使用的“松平”的姓氏。

人们对创始人德川家康的崇敬之情如此之深，以至于在历史书或其他地方，德川家康名字前面的一行中会留下空格，或者用短语“敬爱的”“令人敬畏的”作为前缀。人们总是用一个神圣的头衔来称呼他，包括大权现、东照神君（神祖）、神佛的荣耀化身、东方智多星或圣主等。除了在日光的神社，他还有多座重要的神社分布在日本各地。

幕府将军，尤其是第一任幕府将军所享有的神圣地位，可能会导致当局镇压任何对王朝不利的事物，同时后世为了维护他的形象，可能会夸大其美德并粉饰一些事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特征，而是涉及到幕府统治的整体霸权思想。这种思想禁锢并没有阻止文学的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神道教的复兴，加剧了人们对皇室的敬畏，最终引发了明治维新。此后，这种情绪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没有人能代表足利家族说很多好话，他们的创始人足利尊氏仍然被人诅咒为克伦威尔那样的叛徒，但评论家们开始倾向于贬低所有与德川家族有关的东西，而赞美丰臣秀吉甚至织田信长的美德。比如最近，就有很多石田三成相关的著作出版，而德川家康相关的著作自明治维新后便十分少见了。

注释

[1]幕府将军只能来自源氏家族，这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就像关白，太政大臣，必须是伟大的藤原镰足的血统一样（藤原镰足是藤原家族的创始人）。

[2]关白是宫廷内的官员，而幕府将军是宫廷外的官员。君主必须亲自任命一位首席大臣，而且他必然是最强大的朝臣家族的首领，这是从7世纪的藤原家族开始的传统。天皇未成年时，这位首席大臣必然担任摄政，这就让他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地位。后来，为了强化这一点又设立了摄政关白，无论天皇是否成年，这一职位都作为摄政出现。虽然后来的幕府时代只把关白当作虚衔，但这一制度一直被保留到1868年。此外，太政大臣（即现在的总理大臣）也经常被作为虚衔，授予许多幕府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