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和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著作的体会

编者导读：《中国教育报》刊载了《教师给学生留下些什么》一文，作为高校教师学习了这段报道后感慨万千：作为上一代人能够给下一代人留点什么？作为教师能够给学生留点什么？退休后，笔者基于教师的职业偏好，仍然把思想、精力放在帮助学生成长身上，筹划组织编写了《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出版了《曾康霖文集——基础与前沿》、《曾康霖文集——进言与献策》专辑、《曾康霖文集——育英与咀华》专辑、《曾康霖文集——调研与认知》专辑、《经济学研究的思维逻辑和模式选择：侧重于金融的认知》、《曾康霖读书笔记》等著作。

《经济学研究的思维逻辑和模式选择：侧重于金融的认知》，这是笔者近年学习经典著作的思考：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经过了什么过程；二是西方那些研究经济学的名家，又是怎样考察研究经济学的。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前人研究的思维逻辑和模式选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思维缜密，博大精深，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为了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寻求规律，马克思的研究精心设计，量化对接。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从历史的经验开始，寻求数据，探索现象，发现规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力理论，只能拘泥于感性认识，难以上升到理性认识。

2009年8月14日，《中国教育报》上刊载了一篇短文《思考——教师应给学生留下些什么》。文章提出：“为什么在教育快速发展、日益普及的今天，在这个迫切需要教育家、热切呼唤教育家诞生的时代，我们却出不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如蔡元培、胡适、张伯苓、陶行知、梅贻琦那样的大教育家呢？为什么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庞大教师队伍，却再也走不出像鲁迅、陈寅恪、朱自清、钱穆那样的大师呢？”文章评介了上述四位大师再加上顾颉刚和沈从文等六位大师的人生历程，指出“他们当初走上教书之路，都实属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或因家庭变故，经济无着，无法继续求学深造；或是学成归来，却工作难求，理想抱负无法施展，而最终不得不谋求一个教职，以维系生计。但是一经选择，他们就都义无反顾。尽管在教书这条路上，他们遭遇的是物质匮乏、生活拮据，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金钱，没有名利，遇到的常常是缺少支持，不被人理解的心灵孤寂和精神痛苦，但是他们都矢志不渝地在这条路上坚定并且快乐地走下去，把教好书、做好学问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看了这篇报道后，笔者感慨万千，对他们的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笔者作为高校教师，自然不能与这些大师们相提并论，但总是想作为上一代人能够给下一代人留点什么，作为教师能够给学生留点什么。大师们当年并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师德考评细则，但他们恪守的却是教师职业最崇高的道德操守。他们用自身的读书做学问，深深地影响着学生，留给学生的不仅是学识、做学问的经验和方法，更多的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用自身的学识、品德默默地引领、教育和帮助学生成才。

2008年，组织上通知笔者退休。退休后笔者做点什么呢？家人劝告笔者：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而笔者基于教师的职业偏好，仍然把思想、精力放在帮助学生成长上，筹划组织编写了《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以弥补金融学科的空缺。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我们指出，促使我们编著这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动因就是：彰显中国人在推动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展现的金融智慧；展示业内人士在推动金融事业和金融学科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使后人了解和把握前人在金融领域中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给后人留下一笔值得学习、思考、参照的精神财富。

“悠悠岁月见真情，迢迢万里识大千；人生一世勿虚度，留得心声铿后人。”这是笔者在《曾康霖文集——基础与前沿》序言中发出的又一感慨。退休后，笔者出版了《曾康霖文集——进言与献策》专辑，刊载了写给中央等各级领导的书信，记录了在中央部委、省市领导召开的会议上的发言。笔者又出版了《曾康霖文集——育英与咀华》专辑，记录了笔者对研究生（主要是博士生）讲课的内容，提出了不少基础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供学生思考、探讨。笔者还出版了《曾康霖文集——调研与认知》专辑，提出了“调研是门大学问”，并收录了笔者多年去各地调研的报告，努力将调研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旨在引领后人和学子们要爱国，关心国家大事；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要孜孜以求，经世济民。

《经济学研究的思维逻辑及模式选择：侧重于金融的认知》是笔者近年学习经典著作的思考：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经过了什么过程；二是西方那些研究经济学的名家，又是怎样考察研究经济学的。在拙著与读者见面之际，笔者谈一点感想，作为“后记”以就教于读者，并共同探讨学习。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前人研究思维逻辑和模式选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反杜林论》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资本论》，最初的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鲜明地表明了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是批判前人的产物。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思维缜密，博大精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从1844年开始直到1883年逝世，历时近40年，其艰辛可想而知。《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从商品的二重性开始，这不只是揭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细胞”，更重要的是揭示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商品的自然属性——使用价值，具有不可比较性；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具有可比较性。这种可比较性，通过交换直接表现出来，也就是通过交换价值的比例关系直接表现出来，从而产生了各种价值形式。经过这样的分析，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结晶。这一定义，是理论的抽象，其核心含义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肯定了这一点就为剩余价值奠定了理论基础。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说它是基石，其含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中的核心观点，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而劳动力本身具有价值，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力是“商品”。学术界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概括出了一句名言：“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货币就不能转化为资本。”这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作为货币的价值形式要能成为资本，必须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条件。马克思在《巴黎笔记》里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曾指出：“物的真实的价值仍然是它的交换价值，后者归根到底存在于货币之中。”这表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其价值仍然是它的交换价值，存在于货币之中。由此，我们也能说：剩余价值不能成为交换价值，货币也不能转化为资本。

货币要转化为资本，商品必须进入流通过程，其使用价值必须进入消费领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考察了资本流通过程或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学术界曾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构成《资本论》的基础，第三卷考察了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及其分割，第二卷研究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过程，构成《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的中介，可见《资本论》第二卷的地位和价值。

（3）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为了使商品进入流通过程，其使用价值进入消费领域，就必须研究社会生产、再生产过程。生产、再生产过程的实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总产品怎样从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另一方面是社会总产品转化为货币形态后，又如何取得需要的商品，即实物补偿。对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提出了“有计划按比例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了有计划按比例推进社会再生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二卷中，建立了把社会总产品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Ⅰ）和消费资料（Ⅱ）的理论；将社会总产品按价值形态分为三个部分，即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剩余产品价值m的理论，也就是说社会年产品的价值（包括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都由c+v+m组成。在做了这样的理论设定后，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简单再生产的规律和扩大再生产的规律：前者，即Ⅰ（c+v+m）=Ⅰ（v+m）+Ⅱ（v+m）；后者，即Ⅰ（c+m）=Ⅱc。前者表明，只有在这一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才能得以全部实现，其使用价值才能得到补偿，从而简单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后者表明，社会要扩大再生产，必须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我们说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集中体现在他对两大部类的交换和三种价值形态的实现进行了精心设计和量化对接。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上说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设定以货币作为媒介，发挥货币的各种职能，纳入货币的周转速度和在系统交易中相互抵消的因素，使两部类价值为7 800 000个货币单位的社会产品，只需要占社会总产品价值0.032%的货币量便能实现。

精心设计、量化对接，是为了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寻求规律。应当说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理性认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社会生产、再生产中存在很多矛盾，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导致两极分化、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呈现出阶段性和周期性，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和变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思维逻辑。

（4）西方一些名家考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从历史经验开始。如弗里德曼研究了1867—1960年近百年的货币史。从研究货币史中，他发现美国社会的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是稳定的，而且有减慢的趋势。他把这近100年分为若干阶段，虽然在不同阶段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幅度不同，但大体在1%~2%的区间波动。他认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不是关于产量、货币收入或物价水平的理论，而是货币需求的理论。他的“单一的”货币供给规则就是以货币需求理论作为基础的。此外，戈德史密斯对35个国家的历史数据（基于国民账户体系）对金融结构演进的路径进行比较分析，回答了在金融发展的各个阶段，金融资产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这种从研究历史经验开始，寻求历史规律研究经济的理念和方法可不可取，需要讨论。马克思指出：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么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实际上，人们日常经验所接触到的总是现象的外表，而要探索现象的本质则需要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也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抽象力”。没有抽象就难以上升到理性认识。

（5）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大多纳入了心理因素，或心理预期因素。如凯恩斯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结于“三大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本主义的预期。在经济学研究中纳入“心理因素”合不合理，科不科学，也需要讨论，关键在于是否能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认为不同的宗教群体对福祉的预期有不同的时限，时限长者把“福祉之物”理解为“彼岸之物”；时限短者，把当前的欲望、近期的欲望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寻求解脱、寻求缓解。如果有一个长远的预期的目标在彼岸能够达到，则就会全力去适应这个世界（韦伯，1997），而且韦伯认为佛教就有这种目标和行为。佛教有一种观念：“未知生，焉知死。”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心理预期”在经济学研究中总是存在，并发挥着作用。这也许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特色。

以上五点是笔者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和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著作的体会。在后记中写出这些，是为了弥补序言的不足，也是为了切中主题，更是为了帮助读者对这一主题有所理解。在这里特别要感谢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王擎、毛剑飞同事的关心、支持；特别要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汪涌波的帮助。尤其要衷心感谢徐培文校友为笔者购书。除了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外，其余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经济学—哲学手稿》《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都是徐培文校友想方设法尽快买到并送到笔者手中的。说实在的，没有他的帮助，笔者就没有机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著作，也不能通过学习经典著作来理解并评介革命导师经济理论的来龙去脉。如果说笔者推出拙著是为了启迪后人，那么这个贡献中也有他们的辛劳。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