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章基于对我国第一个“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内1950家企业连续6年（2015—2020年）推进数字化管理的动态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测度数字化成本粘性、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成本规模区间的成本粘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剖析异质性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和管理变革困境时的选择和行为规律。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①不同规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均体现出成本粘性特征，但大小和原因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规模较大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会对中小规模企业的数字化投资额产生“示范”效应和“倒逼”效应，增加其成本粘性。②企业数字化投资具有较为明显的粘性特征，并且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粘性特征逐步明显且呈如下特征：当投入的成本规模达50%左右时，由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成本粘性特征转变为表现出负面影响的粘性特征，在75%～90%区间，成本粘性增速开始放缓，并在90%左右时达到粘性峰值。③企业成本粘性的形成机制和内在规律表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期的收益预期会影响数字化转型软硬件的预算投资额，进而带来数字化转型成本和调整成本的变化；此成本的提升短期内又无法带来相应的或足够的成本收益，在上一年利润这一显性信号的调节作用下，第二轮企业收益—投资的预期调整作用同时开始，由此产生并带来了数字化转型成本粘性。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粘性特征在不同行业和所有制结构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差异，且原因不同。⑤无论成本粘性高低以及呈现何种趋势，企业的数字化盈利能力总体呈现逐步上升趋势，且大城市对于资源的“虹吸效应”为大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管理变革带来示范效应。数字化管理变革为企业预期收益带来的较大增幅给企业释放了一个正向信号，促使企业在面临“坐以待毙”和“破釜沉舟”的数字化转型困境时，通过成本粘性规律推动企业不断扩大数字化投资规模，帮助企业做出正确选择，提供“示范”效应，最终激发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并完成管理变革。

二、政策启示

本章结论为揭示不同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产出效率、成本粘性规律，以及成本粘性的异质性差异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经验证据。以全国第一个“两化”融合国家示范区为研究对象，尽管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但作为2013年得到批准的我国首个“两化”融合国家示范区，以及全国首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其在省域经济中具有明显的先行优势，对这一“先行者”连续6年的动态研究能够为“追赶者”和“后发者”提供有益借鉴，还能为其他省域的政府部门制定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提供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1）针对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制定更加精准、更加匹配的政策激励措施。基于本章研究结果，中小规模企业多“被动”承担较高的数字化转型成本粘性，而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较高的调整成本而导致较高的成本粘性。中小规模企业的数字化投资额在受到规模较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和“倒逼”效应后，增加了企业成本粘性和经营风险，陷入了继续追加投资“破釜沉舟”的追随大企业加强数字化转型投资，亦或“坐以待毙”地减少成本、不再增加数字化转型投资，但在成本粘性作用下较难获得数字化收益的“数字化转型两难困境”，即面临小企业不敢投却不得不投，大企业不得不保持成本规模的局面。换言之，在深化“两化”融合、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一刀切”的政策对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并不理想。破解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成本粘性差异化问题，应当实事求是，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路径，转型投入不能着眼于“好大求全”而延长转型周期、抬高转型成本，导致实际数字化应用过程中复杂度提升、业务协同难度加大，从而影响企业数字化投入的成本粘性，而是充分考量企业现有的数字化能力和条件，包括IT构架、硬件设备兼容性、软件系统融合状态、数字技术人才储备等，从企业痛点和转型需求寻求突破，帮助企业走出数字化转型困境。例如，对于数字化基础比较薄弱的中小企业而言，可以采用低成本、速应用的SaaS、aPaaS产品，尽可能降低前期的硬件投入成本；但对于大型企业，可以改进PLM、MES/DCS数字化能力。

（2）通过“模块/单元数字化→生产线/流水线数字化→系统/整体数字化”渐进式数字化路径减少成本粘性达到临界值后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成本粘性逐步呈现出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的特征时，企业逐步面临“投资风险高，不投资即等死”的两难境地，表现出较大的数字化转型成本粘性。尽管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但由于企业数字化投资的成本粘性的普遍性问题，转型过程中必然遇到重重阻力，因此，如何缩短数字化转型期、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是需要破解的重大难题。对于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寻找适合自身成熟度及战略前景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分阶段、分步骤推进数字化转型项目开发，先进行模块/单元的数字化及轻资产化的数字化转型，再延伸至生产线/流水线的数字化，最终实现系统/整体的数字化，如此有利于降低转型成本粘性的客观影响。路径方面，需要企业客观判断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以需求驱动数字化转型效应释放，依照急用先行的原则，从最迫切需要改进的业务环节入手进行局部领域的数字化先行，转型成功后再进行其他环节的数字化延伸，尽可能降低成本粘性的负面作用，最终实现整体的数字化链接与集成。

（3）发挥国有企业“上云、用数、赋智”的宏观政策先导作用。企业尝试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诉求是实现投资回报价值的最大化。从本研究结论看，虽然国有企业表现出较高的成本粘性，但能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示范作用，通过数字化技术创新与应用实现溢出效应。“上云、用数、赋智”是国家政策层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导向，而数字化转型投入的收益预期会影响企业的投资预算，这需要发挥国有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引导下的数字化引领作用，引导中小企业科学进行数字化转型投入或者通过“外包模式”帮助中小企业推行数字化管理，在成本粘性影响下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目标。与此同时，根据前文得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的成本粘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低的结论，不能仅将企业数字化转型视为一个技改项目，而应该作为持续的技术迭代升级和中远期转型变革战略。

（4）科学编制数字化转型预算并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审计制度。本研究发现，无论何种类型、处于哪种规模和发展阶段的企业，尽管原因不尽相同，但其数字化转型均表现出较高的成本粘性特征，然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个长期持续积淀的过程，而且数字化转型不是解决企业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过度的数字化投资或者盲目的数字化战略会导致“去实体化”或转型的形式主义，进而导致企业投入结构不合理并抑制企业的正常生产和产能扩张，最终大规模数字化投入可能带来众多的结构性风险，包括提高企业的杠杆率、负债率、不良率，影响企业的流动性。科学合理的成本管理是企业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必须结合自身的转型发展战略，制定针对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审计制度，以系统思维审计企业的数字化产品采购、IoT技术投入、数字中台建设、智能传感硬件、信息化运维及培训等各类投资，编制科学合理的数字化转型预算，优化成本管理结构和投入结构，避免盲目过度的数字化投资行为。

三、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虽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粘性规律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践层面的挖掘，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和一定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研究拓展和深化。首先，企业是样本容量的拓展问题。尽管1950家企业连续6年有关数字化投资和产出的面板数据已经较为难得，但本研究仅选取我国第一个“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作为追踪调查区域，未来研究可以将样本进一步拓展到国家先后批复的其他省份、地区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其次，本研究虽然初步探究了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粘性特征规律，但并未考虑宏观经济因素，以及经济结构和未预期冲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问题。最后，本章研究的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特征，而数字化转型在行业中具有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构建数字化产业生态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合理引导企业行为，设计推动企业构建数字化产业生态的机制问题可能是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讨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