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福建建阳刻书兴盛的历史地理因缘

印刷术的发明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一般认为，中国印刷术发明使用于唐代，这有着唐代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必然性。唐代疆域统一，社会经济繁荣，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制造达到很高水平，商业贸易兴盛，首都长安以及洛阳、成都、凉州、扬州、京口、广州、泉州等地都是繁华富庶的城市。唐代还推行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陆路设互市监，海道设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前来贸易。社会经济的繁荣推进了文教事业的发展与图书的需求，贸易的繁盛也促进了图书流通，包括域外流通，这是印刷术发明和使用的背景。

福建建阳刻书亦有始于唐代之说。清代《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从《仪礼图》序后牌记论及“勤有堂”及余氏刻书历史，认为“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1]。建安为建宁府古称，建宁府刻书主要集中于建阳。民国初年，胡君复有题上海商务印书馆一长联：“昔晚唐建安余氏肇启书林，世界阅千余岁矣，其后三峰万卷，同时梅溪秀岩，文采风流，我思古人，聊从公等纂坊肆雅闻，缥缃掌故；自北宋布衣毕生始为活板，变迁可一二数耶，近稽兰雪桂坡，上溯石经漆简，棣通演进，以有今日，何况此间称水陆形胜，东南管枢。”[2]胡君复认为千年缥缃历史，首推晚唐建安余氏。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和胡君复长联，皆可见建宁刻书之声誉影响。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多认为建阳刻书起于宋代。今存建阳刻本以宋本为最早，成规模的建阳刻书应该是从宋代开始的。

宋代刻书极为兴盛，以其刻书主体、刻书资金来源，有官刻、私刻之分。

官刻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官署以及学校书院等从事的图书刊印，其中以国子监最为出名。宋代国子监版本准许读书人出钱自印，南宋时还实行租赁版片印书，为了方便各地租赁版片印书，国子监常把样本寄发各地。后来民间书坊也据监本刻印发卖。为了“文籍流布”，“敦本抑末”，官刻书价比较低。[3]为了普及知识，对于一些便民医书，朝廷还下令雕印小字本以降低书价。如元祐三年（1088），以“下项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八月一日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并规定“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仍送诸路出卖”[4]。由此可见，国子监的刻书也有销售对象的考虑，而小字版的刻书很重要的目的是让普通人能买得起书，能接受教育，提高文化修养。

私刻，是指家塾、私宅或书坊、书肆、书棚、书籍铺等所刻图书。家塾、私宅所刻又称为家刻。书坊、书肆等所刻又称为坊刻。坊刻多为营利性的商业生产。但家刻与坊刻有时很难区分，有的坊刻用家宅名，但显然是营利性的刻书，如宋代建阳的很多家刻即如此。比如建阳著名的余氏万卷堂，有时署“万卷堂”，有时署“万卷堂家塾”；又如“刘日新宅三桂堂”、“刘叔刚一经堂”、“刘通判仰高堂”等，都是私宅而为书坊。

实际上官刻与私刻也并非截然可分，因为有的官刻以某官员名义刻书，但用的是公款；有的官刻委托私刻刊行，由公款支付刻书费用，但署名私刻堂号。所以本书论及官刻、私刻或家刻、坊刻，主要为了论述交流的方便，使用学界普遍说法，区分有时难免不那么明确。

宋代刻书之兴盛，一方面是刻书业自身发展的趋势，经过唐五代的发展，雕版、印刷、造纸、油墨等技术都有了更大的进步；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统治者的提倡和重视。宋代统治者重视“文德致治”，重视文化教育的普及，开国不久就着手刻书。建隆四年（963），由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与苏晓等人根据后周律令编纂刻印颁行了《宋建隆重评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共三十卷，五百零二条，这是宋代官方刻书的开始。接着宋廷监雕了《大藏经》、《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大型图书。至于景德二年（1005）夏，时人谓儒家经典版片“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5]。

宋代官府、私家、书坊等竞相刻书售书，图书出版发行非常兴盛，很重要的客观原因还在于城市商品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因而得到相应的发展。城市中的官吏、富商、文人是图书的重要消费者，普通市民和手工业者则消费了大量的日常用书与通俗读物。同时，由于科举制度的确立，实行开科取士，读书人对图书的需求更加迫切。又由于教育普及，识字者增多，为刻书业准备了大量的读者。而且，宋代的文化学术活动非常活跃，文学艺术如诗词文、绘画等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学术思想史上往往有“汉宋”之称，“宋明理学”更是儒学发展的高峰。文化的兴盛为刻书业准备了大量的作者、著作与读者。

宋代的刻书地点集中在京城和吴越闽蜀等地。北宋汴梁、南宋临安、成都、建阳是当时的刻书中心。

一个地区的刻书发展决定于该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宋代福建刻书兴盛有其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性，经过唐五代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宋代的福建已成为国内较发达地区，文化成就尤其辉煌灿烂，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福建刻书盛况。

福建刻书地域分布广，每一地区都有刻书。先是福州刻书之繁盛引人注目，尤以大型佛藏和道藏刊刻闻名天下。继之建阳刻书兴起，成为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建阳刻书以坊刻为主，福建其他地区则以官刻为主。福建官刻由于受主流文化影响，刻书种类基本与国子监刻书相似，内容多侧重儒家经典、正经正史，还有一些实用的医书、小学等类。建阳乃至福建繁盛的刻书，是建阳书坊刊刻小说的直接背景。

建阳刻书持续宋元明三代之盛，也正因此，福建刻书数量自宋至明长期位居全国前列。明代嘉靖以后，社会政治形态变化带来经济文化的变化，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图书编刊和集散中心，在万历以后刻书尤为繁盛，而地处偏僻的建阳，其书坊经营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就已逐渐衰退。建阳刻书在入清以后衰落，福建刻书中心转移至福州和汀州四堡，福建其他地区也仍有官刻和私刻，但是，福建刻书数量和刻书地位从此再不可能居于全国之首了。因为清代图书出版之繁盛不仅存在于江南地区，北京、广东、上海等地也渐次发展而为出版中心。由于出版技术的更新和发展，甚至全国各地皆能便利出版，福建的图书出版泯然其间。

福建建阳刊刻小说起于宋，兴于元，盛于明，入清以后只有零星几种刻本，因此本书讨论福建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主要集中于宋元明三代，而以建阳刻书为主要背景。建阳刻书兴盛有其多方面因缘，当地林木资源丰富而具纸墨之便利，是刻书兴盛极为重要的物质条件之一。由于小说文体非关国是民生，既为小道而又篇幅颇巨，纸墨条件便利而使得出版成本不高，这对于小说刊刻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对此，前人多有论述，本书不再赘言。本书之导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重从福建文化积淀和区域地理角度略述建阳刻书兴盛之因缘。

[1] 〔清〕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页。

[2] 〔清〕吴恭亨撰，喻岳衡校注《对联话》，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06页。

[3]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三《宋纪三十三》，第二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52页。

[4] 〔清〕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子部一·医家类》，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03页。

[5]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一《列传》第一百九十《儒林一·邢昺》，第三十七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