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阳刻书兴盛以福建经济文化繁荣为背景

建阳刻书兴于宋，以宋代福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为背景。

福建是个区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地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西部高大陡峭的武夷山绵延五百多公里作为天然屏障，地貌和气候自成单元，与内陆交通十分不便，与境外文化的交流受到限制。而福建区域内各地交流也有山水阻碍。福建多山，山地丘陵占土地面积90%以上。境内两列主山脉，即西部的武夷山脉和斜贯中部的戴云山脉，由这两列山脉绵延出众多支脉，山峦起伏。在主山脉和支脉中间镶嵌着许多盆地，每一盆地自成一个地理单元。河网密度大，闽江、汀江、九龙江、晋江、木兰溪、交溪等众多河流穿行于山间，把山脉和盆地串联在一起。而这些河流又大多自成体系，独自入海。由于众多山脉与河系的分割，福建的地形显得比较零碎，在古代，连绵的群山、茂密的雨林使得人们的来往与交流非常困难，很难产生群体效应的文明跃进。所以，偏于东南一隅的闽地，原本跟楚越文明、中原文明相比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战国时期越人进入闽地，与闽地本土文化碰撞交流，产生了颇为先进的闽越文化。但在闽越国衰落之后，闽地三百年间人烟稀少。直到三国孙吴以后，因为偏安南方，地域褊狭，逐渐重视闽中的经营和开发。又因为江淮以至中原地区长期战乱，闽中相对安宁，江淮以及江淮以北民众相继入闽避乱，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等技术，促进了闽地的经济开发。唐代寰区一统，朝廷轻徭薄赋的政策促进了南方包括福建地区的发展。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大潮使福建人口不断增加。笔者据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二十“食货”各府数据统计，北宋福建总人口数为2887075，其中福州将近60万人，闽北三府将近130万人。“南宋初年，福建人口比北宋又多了30多万户。南宋中叶，福建人口达到300多万人，是国内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1]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农业、手工业、商业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又由于宋代朝廷积极的工商政策和开放的海洋政策，福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面临海洋的地形成为很大优势，因此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闽北山区森林资源、矿产资源丰富，朝廷大规模开采银矿、铜矿、铅矿，发展铸钱业和制茶业，闽北建州、南剑州、邵武军成为商品经济活跃地区。且因为五代闽国以来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再加上福建与江南地区的商业联系密切，福建成为海内外贸易的生产地和集散地，泉州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和国内南北贸易的枢纽，甚至成为宋元时期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跟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两大港。繁荣的贸易，广阔的市场，为福建工商业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商机，也促进了周边浙江、江西等地的发展。福建与浙江、江西的手工业如制茶、陶瓷、造纸、织棉等非常发达与此相关，而建本书籍，也是内外贸易商品之一。

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相互促进。北方移民南下，带来了北方的学术与文化。又由于任职闽地的朝廷官员有意提倡儒学，如晋永嘉间光州危京，晋太元间丹阳陶夔，南朝刘宋时期江左阮弥之、余姚虞愿，南朝齐之何徹等，兴教育，立学堂，教授儒学，六朝以后，闽地逐渐形成了重视教育崇尚儒学的文化氛围。唐代林谞《闽中记》曰：“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2]唐代杜佑《通典》谓：“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3]随着唐末五代大批士人举族入闽，闽人主体为重视教育的中原士族。至于宋代，朝廷重视教育，而福建教育的发展“独先于天下”[4]。早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朝廷下诏州郡立学之前十几年，福建的南剑、莆田等地就已经设立了州、县学。南剑州学创办于天圣三年（1025），创办后的100年间，有222名南剑州考生在37榜进士考试中及第，使该州学为全国所瞩目。宋代福建共有州、县学约56所，大部分设于北宋年间，到南宋中叶已趋于完善。[5]官学之外，私学也极为繁盛，聘师办学成为当时普遍的风气。当时福州私学遍布全城，弦诵之声，里巷相闻，每个乡里都有书社。梁克家《三山志》引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读书”，又引程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6]。绍兴九年（1139），张浚奏书称“福唐儒学最盛之地，三岁应诏，盖八千余人”[7]；至淳熙十三年（1186），福州应试考生不下一万四五千人，建宁府亦万余人。[8]

由于经济繁荣，教育普及，宋代福建文化全面兴盛。宋人张全真谓：“睠昔瓯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岂谓中宸之眷，复分南顾之忧。”[9]正如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前言》说：宋代是福建文化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有7000余人成为进士，其中在朝廷任职宰辅的官员达50多位。在科技文化各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名家非常多，如科技方面有编纂《武经总要》的曾公亮，天文学卓有建树的苏颂，法医学开山祖宋慈，还有在植物学上有重大成果的蔡襄；文学方面，有杨亿、柳永、张元幹、刘克庄等名家；史学方面，有郑樵、袁枢等大师；宋代闽人在理学方面的研究最引人注目，杨时、游酢、胡安国、胡寅、罗从彦、李桐、朱熹、陈淳、蔡元定、黄榦等大师级的人物荟萃东南，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朱熹综罗百代的气魄，致精致微的研究，被誉为孔子以后儒学最重要的人物，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巨大的影响。[10]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教育之发达，是福建刻书兴盛、建阳成为全国刻书中心的重要条件。刻书既是工商业，也是文化事业，刻书业与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发展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宋代福建文学、文化之盛，虽然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区域环境的相对安定、经济贸易的繁荣发达、学校与书院教育的全面兴盛等相关，但其中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是刻书业的发达。苏轼在为朋友李常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时曾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11]宋代福建的刻书业也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特别是建阳大量刊刻经史典籍、理学著作和小学、科举教育类图书，这是宋代福建文化繁荣的重要条件。

文化和教育的兴盛与刻书业的发达，彼此相关，互为条件，形成文化环境的良性循环。繁荣的商业贸易、发达的文化事业，为刻书业提供了流通的市场网络和稿源作者、销售与接受群体，是建阳刻书兴盛的重要背景。建阳书坊刻书以经部史部为大宗，多理学著作，多科举考试参考用书和小学教育启蒙读物。比如类书，《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源流至论》提要谓：“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其时麻沙书坊，刊本最多……”[12]现存建阳书坊刊刻类书如《初学记》、《太平御览》、《白孔六贴》、《皇朝类苑》、《全芳备祖集》、《群书会元截江网》、《山堂群书考索》、《事林广记》、《岁时广记》等等，种类和数量很多，可见当时需求之大。而其中不少类书出自闽人编辑，则可见本地的文化积累为刻书业提供的良好条件。《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就著录了不少宋代闽人所编类书，如叶廷珪《海录碎事》，祝穆《事文类聚》，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林駉《源流至论》等。福建文学文化事业高度繁荣，是类书编刊的必要基础，而福建和周边地区科举之盛、人才辈出，又不能不说与大量类书和经史类著作的刊刻、传播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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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晓望《论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历史地位》，《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2] 转引自陈庆元、陈炜《林谞〈闽中记〉辑考》，《闽江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典·古扬州下》，第五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850页。

[4] 〔明〕郑庆云等纂《（嘉靖）延平府志》地理志卷之一，第十二叶，《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版。

[5] 参见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361页。

[6] 〔宋〕梁克家修纂《（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二·岁时》，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640页。

[7] 〔宋〕梁克家修纂《（淳熙）三山志》卷十二《版籍类三·赡学田》，第135页。

[8]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十六册《选举二十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598页。

[9]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八《福建路·福州》，第四册，《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685页。

[10] 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第5页。

[11] 〔宋〕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9页。

[1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