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2021年联合国《数字经济报告》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影响着所有国家、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当今世界，数字化进程缓慢的国家和高度数字化的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态势良好。

例如，在最不发达国家，只有1/5的人使用互联网，而在发达国家，有4/5的人使用互联网。在其他利用数字技术和前沿技术的领域，其差距还要大得多。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合起来拥有的主机代管数据中心占世界总数的不到5%。从近年来的全球发展来看，数字经济一直由美国和中国共同领导。例如，这两个国家占了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以及全球公共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占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而欧洲在其中的份额为4%，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总和仅为1%。

可以说，在许多数字技术发展方面，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力市场发生重大转变，包括某些行业领域的一些工作将消失，而在另一些行业领域将创造出大量的机会。数字经济将需要一系列新的不同的技能、新一代的社会保障政策，构建工作和休闲之间的新关系。

同时，《数字经济报告》也指出，数字经济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从网络安全漏洞到便利非法经济活动和挑战隐私等。社会各界必须共同努力进行研判并寻找新的解决途径。

作为继农业、工业等传统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通信技术、人工智能计算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动力，已经成为驱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的主导力量，正在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众所周知，支持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往往来自传统基础设施、生产商、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因素，而推动数字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已发生深刻变化，正在向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数据、数据处理和计算技术、数据治理技术以及消费者的数据关联需求转换。基础设施的内涵正在延伸和拓展，新型网络设备、通信设备、数据处理和计算设备、物联网设施设备等信息基础设施已经像道路、交通等传统市政基础设施一样，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基石，数字经济中的核心要素——（大）数据，正逐步发挥着资金、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要素。

和以往相比，数字经济时代具有一些较为明显的特征：

首先，互联互通范围广泛。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并不断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不同资源（人、财、物等及其他无形资源）已经被纳入信息网络之中。物资流（包括人员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等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形成网状结构，相互之间互联互通的依存度增强，传统单向、封闭的经济状态和社会结构向跨界、融合、开放、共享的互联互通状态发展，推动着智能制造、智慧服务、智慧生活、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智能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加速到来。特别是随着新的数字技术（主要包括数据技术、网络技术以及计算技术）如新型传感技术、5G、人工智能（AI）、区块链等技术和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社会经济运行的互联互通局面和运行水平将有进一步的提升，为未来真正实现“万物互联”打下了基础。

其次，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广泛而普遍。人工智能对当今社会以及未来的影响，不亚于20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人工智能正引发链式突破，推动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智慧化转变，生产效率再次实现质的飞跃，推动工业经济社会重新洗牌。网络、信息、数据、知识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深刻改变了传统经济结构中的生产要素结构。与传统经济相比，知识、数据等价值创造占比持续增加，经济形态呈现新的智能化、知识型特征。当前，零售、金融、交通、工业、医疗等已经成为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领域。例如，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财务机器人、智能投顾、智能客服、安防监控等。在交通领域，人工智能正成为优化交通和改善出行的重要技术。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已应用于网络智能接诊、病例筛查、检验诊断、智能医疗设备、智慧养老等。在工业制造领域，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智能装配和仓储系统的应用日趋广泛。

再次，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的生产力。从经济的全球化特征来看，经历以国际贸易驱动为特征的“1.0版本”，再到以国际金融驱动为特征的“2.0版本”，全球化正步入以数据要素为主要驱动力的“3.0版本”，这从前文提及的《数字经济报告》中可见一斑。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数据的开放、共享和应用能够优化传统要素配置效率和效果，提高资源、资本、人才等全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水平。

最后，随着国际社会逐渐把数字经济作为开辟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人类财富的形态随之发生了改变。虚拟货币（如比特币、数字货币等）、虚拟物品登上历史舞台，虚拟财富与货币兑换的路径被打通，财富数量开始与占据或支配信息、知识和智力的数量和能力相关联。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正在以超预期的增长速度加快发展，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

数字经济的出现对个人、社会和企业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个人层面，网购、新零售、互联网金融、线上教育、远程医疗、网约车、在线娱乐等已经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极大地改善了生活的便利性和商品、服务的可获得性。例如。通过传统渠道很难买到的商品或配件，在“万能的淘宝上”都能够方便地搜索到。

在社会治理层面，公民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渠道参与到社会治理事务中，行政管理的理念和方式也因此而改变，不同地区间的沟通往来更加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更加密切。

在企业层面，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组织架构可以进一步趋向扁平化、平台化，处于网络节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互联互通，降低了传统中间商存在的必要性，从而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更多的跨部门、跨专业的协作正在建立，不同的商业模式正在交融整合、迭代创新。

本书后文中会指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主要包括数据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技术等）为支撑（赋能）的给社会创造价值的活动。同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则是由数字技术（主要包括数据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技术等）支撑起来，使企业更好地创造价值的转型过程。企业在通过数字化转型创造价值时，必须同时考虑如何给供需双方以及社会都创造价值的问题。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成为国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整体来看，数字产品与技术已经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机器人、增程式打印等数字技术（包括关联技术）及其创新应用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并不断催生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产生的巨大活力，已经引起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纷纷将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改善社会福利的必经之路。

例如，英国政府为了实现本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早在2010年4月8日就颁布并实施了《数字经济法2010》，将音乐、游戏、电视、广播、移动通信、电子出版物等列入数字经济的范畴；澳大利亚政府将数字经济视为促进生产、提高国际竞争地位、改善社会福利的必然选择，并在《数字产业指南》中将内容制作、数字咨询或专业服务、数字/广告公司、多媒体/流媒体服务、搜索技术、社交媒体等24个产业部门列入数字经济范畴；日本政府也制定了《2015年i-Japan战略》，旨在建立安全而又充满活力的数字化社会，实现信息技术的方便使用，突破数字技术使用的各种壁垒，确保信息安全，试图通过数字技术和信息在社会经济中的渗透扩散来打造全新的日本。

同时，全球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日益白热化。2018年以来，欧盟将人工智能作为未来数字经济领域竞争的核心，纷纷发布人工智能战略。2018年4月，欧盟委员会制定了欧盟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提出三大目标：一是增强欧盟的技术与产业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应用；二是要求从教育、培训、就业等角度为迎接社会经济变革做好准备；三是为人工智能确立合适的伦理和法律框架，并提出未来三年内将通过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向人工智能领域投资不少于5亿欧元。2018年5月，法国发布《法国人工智能战略》，提出法国人工智能发展将优先聚焦于健康、交通、环境、国防和安全等领域。

我国作为全球经济和市场体量大国，同时也是数字经济大国，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快速攀升，数字经济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各主体对于数字经济概念和内涵的认知也逐渐趋向成熟，各行业对于如何通过数字化赋能进行新动能的获取基本取得了共识并进入务实操作的新阶段，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引领我国各地区培育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动能和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我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拥有较大的优势。首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网民大国，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明显。我国的网民规模正在逐年攀升，互联网普及率稳健增长。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产品的普及，边远地区和后进的互联网群体也都可以方便地学习和使用互联网，全民互联的时代即将来临，庞大的网民数量赋予了中国数字经济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其次，我国的制度优势有利于凝聚全国共识，使政策迅速落地生根，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统筹协调、组织动员、包容发展等方面的制度优势在信息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非常有利。伴随着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国共识，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也对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高度重视，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

正如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35.8万亿元，占GDP比重36.2%，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按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个百分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39.2万亿元，占GDP比重38.6%，数字经济增速达GDP增速的3倍以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年）》则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39.8%。可以看出，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态势非常强劲。

这些优势为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厚的土壤。

但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些考验。首先，国家层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宏观性和整体性的战略规划仍有待提升和全面铺开。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及日本等，把数字经济作为经济转型、技术创新、产业变迁的战略重点。而中国经济正在从中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身处复杂的国际环境，面临激烈的竞争。因此，应将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导向，从国家层面更进一步制定宏观性、整体性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指导性框架。其次，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饱和度和均衡性有待进一步改善。我国的数字经济质量尤其是数字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同时，数字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也有待提升，不同地区、城乡之间均存在着发展的不均衡性问题。还有，数字经济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的数字经济崛起更多依靠“人口红利”“网民红利”和“市场红利”，更是以“模式创新”为主。而基础性的数字技术研究、原始创新和基础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迫在眉睫。另外，行业壁垒、地域壁垒、条块分割导致“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现象普遍，阻碍数据自由流动和开放共享，海量数据难以开放共享和挖掘利用，这是制约数字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从数字经济人才角度讲，前沿型和复合型人才仍然是一个缺口。与传统经济发展不同，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具备战略性能力复合型人才的支撑。当前，我国在基础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前沿领域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在各行业推进数字技术应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更为短缺。在数字经济相关人才的教育培训领域，不仅缺乏相应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更缺乏体系化、规模化的实训教学。还有需要关注的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安全、隐私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也面临着需要改进的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和企业越来越依赖网络、计算机和终端设备。近些年，全球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引起网络犯罪迅速繁殖，为消费者在线交易，尤其是跨境交易，以及电子支付和移动支付带来了一系列财物安全问题。政府面临着如何平衡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之间关系的重大挑战。这些问题也是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应该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