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由意志

查理八世用战争结束了中北意大利诸国的伟大时代。但其后的战争和混乱较之以前更严重了。人文主义明显失去了在意大利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和影响力。只有在帕多瓦、帕维亚及博洛尼亚大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为欧洲培养医学学生，并要求学生以严格“唯物的”方式来理解阿维洛伊的著作。在他们看来，亚里士多德肯定相信灵魂是可朽的。

最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来自帕多瓦的彼得罗·彭波那齐（Pietro Pomponazzi，1462—1525）。在皮科于曼托瓦出生前一年，彭波那齐在帕多瓦大学学习哲学和医学。自1488年起，他在那里教书并关注灵魂不朽这一哲学问题。无疑，这个问题相当麻烦。一方面，人们讨论这一问题时，总会引起别人的厌烦。彭波那齐的前辈帕尔玛的比亚乔·佩拉卡尼（Biagio Pelacani da Parma，1347—1416）和尼科托洛·维尔尼亚（Nicoletto Vernia，1420—1499）就能诉说一二。【81】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本身也很困难。人们认为灵魂需要身体，但它会随着身体的消失而消失。亚里士多德是这么理解的，而且他的解释者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von Aphrodisias）和阿维洛伊也这么认为。或者人们会认为，灵魂可以不依赖身体并可以不朽。这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第一种情况下，人们会问灵魂如何把眼、耳、鼻、舌、触所感受到的（东西）抽象出来，得到诸如三角形、人性以及正义等抽象概念。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老问题，经验论者（Empiristen）已经研究了好几个世纪。第二种情况下，人们必须预设理性的灵魂是某种普遍的超时间的存在。但这缺乏理性和医学的证据。信仰者和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en）都需要面临这个问题。

彭波那齐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筹莫展。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纳认为我们之所以可以设想三角形和正义，是因为普遍的超时间和非个体（！）的理智（Intellekt）在我们的灵魂之中。这一理智在每一个灵魂那里起着作用，并使得人成为有理性能力的存在物。这样的理智按其本性就是某种精神性的思想流溢（Denkfluidum），与人的灵魂是分开的。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Heraklit）早就有了这样的哲学构想。这一理智并非我们的理智，我们只是参与了它。你想着你在思考之时，仅仅意味着你在想着的是你在思考。

彭波那齐认为这就如同信仰不朽灵魂那样是天方夜谭。普遍理性根本不存在，只有个别的不同的理性存在物才可存在。每一个体所想的事物都不一样！【82】新教皇利奥十世（Leo X.）结束了这场无休止的思想纷争。1513年，第五届拉特兰公会议谴责了所有哲学家怀疑不朽性的想法。

当时，彭波那齐正前往博洛尼亚，他是有着批判精神且自信的人，以讽刺的精神而闻名。这次大会的决议激怒了他。1516年，也就是思想禁令颁布后的第三年，他发表了著作《论灵魂不朽》（De immortalitate animae）。他的主要论题是：和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体的著作中所认识到的一样，世界上所有事物都遵循生成与毁灭的规律。那么人类的灵魂和理智也是如此。在物理学的角度上，宣称这两者不朽是毫无道理的。总的来说，彭波那齐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过多讨论。一个有品性的人在美德生活中，而不是在镜花水月中追寻幸福。只有那些弱小之人才相信天堂，强者却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有权力的人提出天堂与地狱的概念，以便弱者能过上伦理式的生活。最后，他狡黠地继续说道，冷静的哲学思维让我们认清这些事实。人们当然可以信仰不朽，而且他自己也并非不喜欢……

这个结论却改变不了什么。在威尼斯，他的著作和执行火刑的柴堆一起烧掉。他被指责、辱骂，并被逼迫。这位被敌视的人辩解到，他只是讲授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事实上，他所做的远远不止于此。他也有自己的宗教批判，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很好的概括。他在下一步著作中没有继续这一工作。因为他有了新的想法，即如何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学说构建基督教思想。【83】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动的推动者”，可以用来解释世界的规律和行星运动。一切都是物理学，在物理学的世界里，既不存在天使也不存在奇迹。但星相学是存在的——行星的排列对人类命运有某种“魔力般的”影响。与皮科视占星术为无稽之谈不同，彭波那齐认为占星术是天文学的副产品。特定星相的出现会影响人类的命运和世界进程。它们也周期性地带来了先知以及宗教创世人，如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他们的宗教起源于宇宙的星座分布。

彭波那齐有关天文和星象预定世界进程的著作在他身后才发行。他的第二部和教会交战的著作也是如此。他所讨论的问题极为棘手，这一问题就是意志自由。在彭波那齐所认为的有着自然规律的世界中，意志自由是不存在的。费奇诺和皮科在佛罗伦萨为无限的人类自由摇旗呐喊之时，彭波那齐却在博洛尼亚否认了人类自由。在一个因果序列链的世界里，自由在哪里呢？

瓦拉对意志自由的问题有所贡献。当基督教的上帝预知并预定一切时，人类便没有自由。哪怕是亚里士多德，对此问题也没有什么可以应对的方案。瓦拉批评所有古代哲学家都低估了意志的难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们根据或高或低的理性而行动，却没有不可理解的冲动和本能。相反，真正的人类行为就由不同的冲动和互相矛盾的冲动构成。瓦拉对意志自由的批判也涉及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84】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无法证明人是自由的。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相信人类的意志自由。

彭波那齐有另外一个方案。他认为世界并非通过基督教的上帝所预定，而是被宇宙的物理学所预定。他找到了精神上的兄弟——古代斯多亚派。基蒂昂的芝诺（Zenon von Kition）以及他的门徒都认为，世界的运行是确定不变的。因而，人类的命运也是确定的。彭波那齐论证到，亚里士多德竟然没有发现他的自由意志学说是自相矛盾的。物理性的世界没有意志自由存在的可能。一个绝对的物理的世界是没有多余的空间的。一切事物从第一因出发，并由此推动紧随其后的原因。人类的行动有其原因，也是其他行动的原因。当今的自然科学家们也是如此，他们也否认意志的自由。神经生物学家会认为，人类行为是神经冲动传导的结果，自由意志只不过是幻象。这是当今哲学讨论最热的话题。彭波那齐对自由意志的批判一直影响到当今美国的脑研究者本杰明·李贝特（Benjamin Libet，1916—2007）。1970年代末，他为其取名为“自由的非意志”（freier Nicht-Wille）。据此，我们无法欲求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我们至少可以对大脑中想要支配我们的冲动说不。

1525年，彭波那齐去世，那一年与他出生的1462年截然不同。新一代人的眼界为不同的解释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这是一个光与影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浩瀚与狭隘的世界。对历史的长期考察使我们看到：人类不仅具有光辉的古代历史，而且有同样辉煌的未来。【85】中心视角赋予绘画的东西——深邃的空间——同样可以在社会和个人那里找到。但这个空间真的像费奇诺的作品那样充满了光，还是像阿尔伯蒂的作品那样充满了噩梦？或是像在皮科那里，是开放的、宽广的、几乎无限的，还是像在彭波那齐那里，仅是一个物理决定的机制？如果自然和社会不能再和谐，人类将处于怎样的位置？如果没有上帝来安置人的位置，只有物理性的自然世界与不断变化的社会，人类将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不仅仅是内在的真理，地理的坐标也发生了变化。1492年克里斯多夫·哥伦布驶向蓝色的大海，让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这无疑是对意大利商业城市的冲击！中世纪失去了意义，大西洋获得了更重要的价值。新势力法国，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1492年，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政治代表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了。两年后，42岁的达·芬奇在圣母大殿（Santa Maria）的食堂墙壁上，画下了命中注定的背叛前的伟大时刻：《最后的晚餐》（L’ultima ce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