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思考与训练的重要性

在组织与管理研究领域，对于未来走学术道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生来说，他们最欠缺的能力或许不是统计学、数学等的应用（此处绝不是说它们不重要）。事实上，我们许多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超强，甚至国际上刚刚出来一种新技术方法（例如Python等），学生们马上就能学会、掌握了，用不了多久，相关技术模型、分析技术与工具等甚至会涌动到本科生层面上，成为本科生分析应用的“家常菜”。所以，我们的学生（如博士生）这方面的能力是不欠缺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大家不需要学习并掌握这些先进、新颖的技术、方法与工具。

相对应地来看，学生们非常欠缺的是理论分析能力与理论洞察力，或者说，关于理论思考与分析的训练是相对紧缺的，在博士生与研究人员的训练中比较薄弱。

为什么说理论思考与分析非常重要呢？实际上，在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等学科）领域里，验证、重复出来某个理论（猜想或假设），往往都是重大突破，这样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像管理学（尤其是工商管理）领域，仅仅验证或重复别人的东西，价值并不像自然科学那么大。社会科学更强调理论的创新。大家把方法用来用去，也不是自己发明的，无非把应用环境（或场景）换成了另外一个，无非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分析而已，在大多数时候很难被归为一个极其重大的贡献。对于管理学研究意义的评判，通常在于做出了什么重大的理论突破，即更强调理论方面的贡献。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重复性研究的认知上，虽然说在管理学领域重复研究不能说不重要，甚至近些年来有呼吁要加强对其的关注，但相对来说没有在自然科学中那么重要。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在知识领域作出成就，就需要强化对理论思考的训练，这样做不仅使得理论的严谨性、系统性、逻辑性经得起考问，受得住重复性检验，更可以提升自己的理论创新能力。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呢？

首先是建立勤于理论思考的习惯。

许多人对理论的认知有误区，以为理论很简单，构建一个理论应该不难，只要掌握了某些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研究工具，就很容易去做理论研究了。事实上，这种思路就等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手里有榔头到处找钉子敲的情况。严格意义上，这样的研究还是应被视为应用性研究。但是，如果有理论的洞见和理论功力的话，那么，你的眼里首先搜索的是哪里存在有价值、重要的理论研究话题。一旦厘清、确定研究话题，就根据话题特征来选择合适的工具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无疑会取得重要的理论突破。因此，在开展组织研究工作时，不要试图将任何问题都从技术角度来考虑，而应该去多做理论性思考，哪里存在理论问题、是不是（好的）理论问题、理论价值在哪儿、理论突破点与难点在哪儿、值不值得下功夫研究等。就是说，对某个问题在开展具体研究之前，要进行预设性理论思考，进行通盘考量，要有充分的判断。

例如，曾经遇到过一项关于共享单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共享单车的最优投放策略，拟用数理化模型方法来给出答案。这个问题看似很有价值，但却属于先有技术、方法与工具，然后机械地套用现象进行研究的情况。因为其给出了非常繁杂的“科学”的数理假设、公式与模型，告诉我们数理上如何解决共享单车的“最优”投放问题，但这只是存在于“纸上”“头脑中”“技术方法上”的“最优”投放策略。共享单车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中国特有的商业模式或现象，虽然国外有类似现象，但基本呈零散发展状态且技术手段（例如移动支付、单车解锁、获取的便利性等）均落后于中国。因此，研究共享单车现象，事实上就等同于研究“中国的”共享单车现象。但是，中国的共享单车是怎么发展、如何投放的呢？刚开始时，为了抢占市场，运营商无原则地大面积投放，只要是空地，都想尽办法投放，在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负面评价。于是，监管部门开始限制其随意投放，在不同区域划出特别地块，作为其投放之处。在此情况下，共享单车的投放并无太多自由度与可选之处，应对之策只能是尽量占满其允许投放之地而已。事实上，如果再想了解详细一点，可以随便问一下路边归拢与投放单车的师傅们，就更清楚了，其投放策略或许非常简单，甚至并无太多可选择性。在此情况下，“最优的”投放策略预设研究似乎更像是自己画出来的“大饼”、自己给自己“设计”出来的问题，看似运用了满篇复杂“科学”的数理符号与公式，实则并无任何理论贡献。

其次是摈弃仅靠数据挖掘进行研究的思维。

上述举例的“X和Y之间的关系研究”“X、Y、Z之间关系的研究”等题目，从其题意来看难以反映太多理论性含义，更像是一种统计关系的简单描述。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题目？一方面是对理论题材的掌握与理解不够，另一方面像是基于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而生成的研究，若是前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若属后者则要摈弃，因为仅从数据结果来倒推关系的合理性，是不符合理论研究基本要求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性。例如，统计关系事实上就是一种相关性的关系。如果没有公鸡生病等特殊情况，公鸡打鸣、太阳升起肯定密切相关，此时在统计分析里面肯定会是三颗星以上的显著性，如此便会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公鸡打鸣，所以太阳就会升起。这显然会闹出笑话的！表面上看是公鸡打鸣后太阳才升起，但实际上太阳升起肯定不是因为公鸡打鸣造成的，而是背后一些其他原因造成了这两个现象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关的。可见，如果没有理论洞察力，只是一堆数据在那运行，然后根据运行结果去设想关系，那就会出问题的。

现在有些研究热衷于在数据里和变量间寻找相关关系，线性关系不显著时，就试试二次方关系，不行再试一下调节变量、再加一个中介变量，如此等等。或许最终会出现统计显著性，然后这种分析就变成了所谓的“X、Y、Z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显然这种关系是缺乏理论深度与理论必然性、重要性与必要性的。

真正的高质量研究，应该是凭借研究者的理论洞察力，结合已有数据，精准地提炼变量并分析出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者根据理论需要设计研究方案、搜集相应的数据进行分析。假如把数据抽去，还能够根据理论的推演界定出存在关联的变量并依此构建出关系框架，那么这个研究就是一种理论相对成熟的研究。而理论苍白的研究往往是基于数据相关性而生成的。如果缺少了数据，就无法预判变量之间关系，这种研究方式是我们应该摈弃的。

最后，文献阅读需扎实而广泛。

开展学术研讨时，所有工作都需要建立在通读文献基础之上。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不需要关注身边的现象、不需要根据实践现象提炼理论问题。关注身边现象是管理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但任何一种现象，最后经过解读并提炼成理论与思想时，是必须与已有文献对接、融合到文献中去的，而不是说脱离文献、仅就现象来讨论现象，因此，组织研究中想要建构一个好理论，扎实而广泛的文献阅读基础是必要条件之一。

如果一个人对某些领域没有太多文献积累，就声称自己的研究是别人没有做过的，这意味着学术上的无知。例如，一个刚入门的研究生发现重要研究空白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组织理论领域一代代的研究者披沙沥金，才有了现在的局面，一下子就能够发现一个重要的空白基本上是不现实的。这种发现“空白”的情况通常是什么呢？可以做个比喻：现在家家户户基本都能买得起车了，自驾出行是常事，但又造成车多、停车位少的问题。车主们经常要开着车到处转来转去寻找空车位，忽然看见远处有个空车位，很兴奋，赶忙往那边开，快到时打开车窗才发现原来里面藏着一辆“小”车。远处看是空位，走到近处才发现不是。有时候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即远处看是空车位，开车靠近后发现确实也是空位，但地面上却有一个大坑，根本无法停车（难怪无人停在这里）。所以说，在有的情况下看似是“空白”，实则并非“空白”，之所以到现在还存在这么“明显的”“空白”，要么是自己调研不周全，要么是毫无理论价值的“空白”，是一种不重要、没有意义、不值得投入精力去做的“空白”，或者干脆就是存在某种陷阱的“空白”。

因此，许多理论研究都需要在初始阶段大致评估出领域中的研究空白，而这项工作是建立在通读文献基础之上的。尽管我们强调好的管理研究问题源起于现象，但却必须对照于文献从而决定其意义与价值，不拥有扎实的文献基础与宽阔的视野，就不知道别人做过什么、没有做过什么以及相关研究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解决的程度如何等。

有一种研究方式叫做扎根理论研究（grounded theory）（Glaser and Strauss，1967），看似不依赖文献（已有理论）而重在强调从现象中逐步浮现出新的理论，但其实也离不了对文献的通读与掌握。扎根理论研究就是进入某个现实场景中去，尽量做到脑子一片空白，不要受任何理论的影响，然后进入沉浸体验，慢慢地浮现出来一些东西。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不需要熟知文献，试想研究者如果对文献不熟悉，最终在形成理论时才发现这方面的工作前人早已解决了，或者已解决了大部分，那么前期所有的扎根工作不都白费了吗？事实上，在扎根进去展开研究之前，就应该熟知文献，拥有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和洞悉力，必须了解某个现实现象或问题有无理论意义、是否值得去花大力气研究。扎根理论不是说不要文献，恰恰相反，必须要对文献非常熟悉，否则会在最终形成理论时落入陷阱之中。联系到组织理论领域的质性研究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包括扎根理论在内的所有质性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构建新理论（观点），但它们绝不是先不要熟读文献，不需要熟知已有理论，相反，要求研究者必须对尽量多的领域都要有了解，能够做到跨领域最好，对诸多领域里的大多数研究（文献）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保证“心中有数”，清楚哪些是文献中已探讨过的问题、哪些是较少甚至基本没有探究过的问题。

不过，虽然强调熟知文献，但也需要知晓不能唯文献，可用中国古代“注六经”来打个比方。低水平的认识与文献阅读就是“我注六经”，即把文献都通读过，文献中说了什么都记得、都很熟悉，书本知识学得很好，但是书本知识学得很好并不见得会创新与创造，并不见得创意能力比较强，所以要上升到“六经注我”的境界。这里所说的“六经注我”意指对文献很熟悉，但是不唯文献。例如，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某种现象：如果对文献不熟悉，就难以了解其理论关联性，只有对文献熟悉后才能做到到现有文献中去看看其是否有理论关联性、是否在现有理论视野下有着特定内涵。不过，初学者阅读文献往往停留在这一步就满足了，但这还不足够，没有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境界。事实上，在遍读文献之后，我们可以先把文献放一边，看看关切中的实践现象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和文献进行不断的深刻“对话”，让文献为我们构建理论、提炼新发现提供服务。这就叫“六经注我”，是一种高境界的理论研究方式。要进入这个境界，前提是文献阅读，熟知与掌握现有理论的脉络、渊源、风格、观点是什么，前沿问题在哪里，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没解决，研究障碍在哪里，主要的争论点是什么，等等。这些都要做到烂熟于胸，然后，逐渐训练并培养自己的理论敏感度、洞察力与整合力，进而发挥我们的理论想象力与创新力，最终做到独辟蹊径地提出我们自己的新观点与新理论。

当我们研究中国情境中的管理现象时，完全借助西方英文文献来建构研究基础是不够的，这些文献探讨的许多场景、情境、问题可能离我们比较远，略显陌生，存在隔膜，但我们却完全可以在熟读这些文献之后，运用规范扎实的研究方法，走进中国管理实践，以“六经注我”的思维，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来。

所以，文献是装在每个研究者心里的，但千万不能让文献束缚住自己。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让自己进入理论创新的自由王国之中，否则就永远摆脱不了前人的影子，只能跟随而不能超越。须知，组织理论领域中，创新性低的工作就是去填补表层上看到的文献空白，即“我注六经”，而真正有着较大理论价值的工作都是“六经注我”导向下的创造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