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典组织研究文献中关于什么是（好）理论的探讨
既然组织理论更关注的是“理论”，那么，下面就结合经典文献中的理解来介绍什么是（好的）（组织）理论。
Robert I. Sutton和Barry M.Staw两位学者1995年在国际管理学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理论不是什么？》（What theory is not？）。这两位学者当时是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ASQ）的编辑，收到大量投往ASQ的稿件，但是许多稿件难以达到ASQ这本特别强调理论性（理论创新）的学术期刊的要求或标准。为了告诉投稿者什么不是理论从而让投稿论文更加符合ASQ的定位与风格，两人就写了这篇经典短文，给予投稿者们以指导。该文强调，分别来看，文献、数据、变量或构念、图、假定或预测都不是理论，即文献再丰富与完整，数据再合理与精妙，变量再具体与精致，图表再翔实与可视化，假设再细致与操作化，这些都不是理论的核心要点所在，都不是理论本身。既然上述都不算作理论，那么，到底什么是理论？
Sutton和Staw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理论事实上就是讲述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告诉别人行为、事件、结构、观点为什么会发生，是对现象之间关联性的一种描述”。在此基础上，这两位作者进一步指出，解释力强的理论一定是深入到事件的底层逻辑中去提炼其内在发生机制，从而“系统展示为什么有些事情发生而有些事情不会发生”。可见，（好的）理论往往是沉淀到事件的底层逻辑去理解而不是浮在面上来探究，（好的）理论重在探求现象内在过程与机制，揭示现象背后隐含的系统性发生机理。Sutton和Staw同时认为，（好的）理论会“触类旁通地借助相关概念，而非仅仅是完全自我构建概念”。（好的）理论虽然在分析上力求深入事件或现象的底层，去探求、聚焦于某种微观层面的机制，但事实上却意在解释更大与更高层面的社会现象。（好的）理论是“一组令人信服的、逻辑严密地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论点”，即（好的）理论一定是解释力强大的特定逻辑系统。当我们在面对某个特定事件或现象时，如果不借助该理论，就难以直接领悟出事件或现象的逻辑含义，或者说，（好的）理论相当于一副“显微镜”，能够协助人们看清内在的机理。
Sutton和Staw的上述观点理解起来就是，理论一定是要从深刻的底层逻辑上将事件或现象的内在机理搞清楚，如果探究不清楚，那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理论。理论的主要目标是要让人们了解到该理论后就能清楚地理解其所分析的现象与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理论使人们更清楚。例如，如果一个研究者说他阅读了大量的哲学方面的书，在开展哲学思考，但其所谈问题总也说不清楚，反而让人越听越糊涂（接不接“地气”暂且不论），那就说明其并没有抓住该哲学问题的本质。描述的问题都表达不清楚，说明已经“迷失”了自己，其所谈的别说是一个好的理论，可能连理论都算不上。因此，当研究者在和别人交流时，从理论角度或以理论方式谈及自己对某件事情的认识与理解，应该是清晰而简练的，应让对方越听越明白而不是越听越糊涂，或者身陷其中而理不出头绪来，须知“大道至简”。
再来看另一篇经典的对于什么是（好的）组织理论的论文，即Samuel B.Bacharach于1989年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R）上的论文《组织理论：评价标准》。在该文中，作者认为理论是“特定条件下构念之间以及变量之间关系的描述”。这个定义非常简洁但却极为精辟。从这个表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强调理论并非一个普适性的东西，往往得增加个限定条件才好理解其特定内涵，因此，Bacharach给出了好的组织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存在边界条件和应用范围。这就像是说，美国股市和中国股市的规律可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样，不能简单地将美国股市研究结果直接不加分析地应用于中国股市情境之中，两个股市的理论机理都是特定情境下的理论产物，从而具有明显的理论边界条件。根据这个认知，我们完全可以说，一种环境下得出来的一些理论结论，放在另一个环境中往往是不成立的，理解任何一个理论都需吃透它的背景因素。
Bacharach指出，“理论的主要目标是回答如何（how）、何时（when）与为何（why）的问题，理论不同于描述，后者的目标是回答什么（what）”。为了具体体现上述对于理论的定义以及为了较好呈现这一点，他认为理论可以通过构念（construct）、变量（variable）来展示，并强调构念与变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指出：构念是人为或主观构建、提炼、归纳出来的，构念之间构成了一组理论性命题。变量是操作层面上的说法，是构念操作意义上的对应物，是可测量出来、可直接观测到的指标，可以体现为某种测量指标、量表等，变量之间构成的是一组实证操作上的假设。命题是理论性构建，如果需要检验，则需落实到假设层面。从这一点上可以认为，好的组织理论不仅要包括有体系性的理论构念及其命题，还要可以通过所对应的变量及其假设的实证研究来检验这些理论命题。举个例子，组织的“合法性”便是一个理论性的构念，研究人员可以在概念上对它进行理论探讨与辨析，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直接观测得到的东西，要进行具体研究或实证分析时，必须在操作层面上把它测量出来，或者找到什么实际指标来反映它。不同的研究问题、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于这个概念的测量方式会有所不同。例如，有的研究会看企业是不是国有企业，如果是国企，在某种情况下合法性就强一些，因此，在这种考量下，企业所有制形式就是一个“合法性”的测量指标；而有的研究会看运营环境中像该企业这种类型的企业的数量多还是少，如果很多的话，则该企业的合法性就比较高，否则合法性就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同类型企业的数量就可以作为“合法性”的测量指标。
综合来看，Bacharach的观点很清晰地涵盖了理论的内核所在：理论的定义与特征、理论的表达形式与操作要求等。同时，任何理论都只是一种基础认知，有待于操作验证，即在组织研究领域，先有理论，后有实证研究，而不是反过来。该文的论述逻辑清晰、观点鲜明，有助于我们直达理论的核心所在，值得好好品读。
组织研究领域著名学者David A.Whetten于1989年在AMR上发表的短论性文章《什么构成了一个理论贡献》，是探讨组织理论表达方式的极为经典的文献，广受认可。他的这篇文献对于什么是好的理论以及理论贡献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述，论述过程不仅全面而且深刻、具体，成为学者们竞相引用的经典之一。
Whetten是在担任AMR主编时写作并发表这篇短论的。AMR作为一本纯理论思辨型的顶级学术期刊，接收并发表的论文不是实证研究论文，因此基本见不到数学符号、数学公式和数据，纯粹属于理论思辨与逻辑推演性的作品。他在担任AMR主编期间发现投稿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作者可能都没搞懂什么是理论以及理论贡献，就将稿子投到AMR，结果当然是被拒稿。所以Whetten写了这么一个短论，告诉大家什么构成了理论及理论贡献、什么不是，从而让作者更好地提升其作品的理论性与理论贡献，并评估与衡量自己的作品是否达到了AMR的标准。
Whetten在该文中认为，想要形成理论贡献，研究成果或理论作品应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一个是理论构建的模块，即理论作品是否包括了完整的6块内容（5W1H）；另一个是不同侧面的共同评价，即从7个相关联的角度所作的评估。
6个模块即5W1H，指“什么”（What）、“如何”（How）、“为何”（Why）、“何人”（Who）、“何处”（Where）与“何时”（When）。“什么”是指所构建的理论不仅应突显核心概念、变量，而且这些概念与变量应清晰、具体、精练、完整，应涵盖全面，将该包括的都包括进来，未遗漏掉任何关键性因素。当然，这里的涵盖全面并非指穷尽所有，事实上也没有必要穷尽所有，而是指在将关键概念与变量都包含进来的基础上，把一些外围、冗余、边边角角、零零碎碎、无关宏旨的因素都删减掉，以保持理论的精练与简洁之美。“如何”是指概念或变量相互之间关系在理论中应是明确与清楚的，说得抽象一点，就是要将影响要素像拼图游戏一样按照理论逻辑加以连接、合理地拼在一起，因此“如何”考量的是呈现形式之美。但是，光这样拼摆在一起还不足够，受众会很困惑：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呢？这就需要用“为何”来做答。“为何”是指阐述清楚现象或事件背后的原理，这就如同我们讲故事时需要讲述“为何”该故事是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一样。“何人”“何处”“何时”则是指理论应体现相应的情境，而不是笼统的、含糊不清的、不分对象的，理论必须明确故事中的主角是“何人”，故事在“何处”及在“何时”发生。“何人”“何处”“何时”解决的是理论在应用时的前提性问题。总体上来说，Whetten通过上述分类与辨析，指出“什么”“如何”是理论的客观基础，完成的是描绘性作用；而“为何”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诠释；至于理论的情境性（“何人”“何处”“何时”）则提供了理论的边界，告诉受众该理论的前提假设、适用条件与范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其局限性，而这一点当然也就构成了未来理论突破与创新的潜在出发点。
在此要特别强调一下理论的边界问题，这是许多人在构建理论时往往忽略之处。有的研究人员在完成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不涉及理论的边界（局限性），或者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没有边界的，事实上这是理论构建工作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尤其值得注意。在不同情境下，不同对象的行为及其规律是不一样的，理论是有边界、前提与适用范围的。现在国内的一些组织管理研究工作往往忽略前提假设差异的可能性，就直接把西方文献中的某些发现拿过来，但可以想象，西方文献所关注的有些现象实际上在中国可能难以直接对应甚至根本不存在。同理，中国情境中的一些现象与问题可能在西方也不容易找到直接的对应。有些因素间的关系在西方可能是直线的，但到了中国情境下可能会是曲线的；有些因素间的关系在西方可能显著，但在中国可能就不是什么显著的关系了。因此，如果不告诉别人理论的边界与前提，就不是一个好的理论成果，也就难以成为一个清晰的理论贡献。
Whetten在该文中同时认为，评价一个理论的质量高低或理论贡献是否成立，还需进一步从不同侧面（或维度）来判断，他为此设计了7个易记易懂的问题。
一是“新在何处”或“是否有新意”。（What’s new？）新在何处、是否有新意（创新性）是评价一个理论（贡献）的首要指针。一个理论的内容应首先让读者看到后马上惊叹：这太有创新性了、太有新意了！如此才称得上一个好的理论贡献。相反，如果被认为是毫无新意的研究，则直接就失去了理论价值，会被认为不存在任何理论贡献，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如果研究者做出来一个理论，自以为很重要，但人家却告知这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甚至告诉你别人已经做过且比你做得还好，这就非常麻烦了。这等同于否定了该研究人员的所有工作，因为你可能没有增加什么新的知识。所以，创新性与新意是非常关键的，缺少了这个，即使方法再完善、数据再精致、技术路线再清楚、逻辑框架再合理都没有用，所谓的理论贡献全都站不住脚，因此做研究一定要致力于说出一点属于自己的不同来。别人说个a，你要说个b，别人在a环境中应用一下，你在b环境应用一下，不管新到什么程度，至少还有点新意，但如果没有增加任何新的知识，研究就一点儿价值都没有了。当然，这样的新是否构成一项非常重大的理论创新则另当别论。所以，评估一个理论及其贡献，第一个维度就是“新在哪里”，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再继续问后面六个问题。
二是“那又如何”。（So what？）这个问题探究的是这个理论贡献的重要性如何，对现实操作的启示与应用价值如何，花那么大的功夫开展的研究、构造的理论、论述的贡献怎样。例如，有的研究是在已有理论框架中新增加了一个中介变量（或概念），虽然通过了统计验证，但却忽视了这个变量与自变量或与因变量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显然与自变量或与因变量是高度重叠的，那么，花那么大的功夫剖析并增加这个中介变量的价值是什么？“那又如何”事实上质疑的是那些理论上缺乏启示意义、实践中指导性也难以显现的研究，这些研究为了找个新东西而花费很大力气，实则意义不大，这些都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甚至还有极端的可能性存在，即只是自己凭空构造而无现实对应性，这显然是一项伪研究，做的是一种无用功，重要性与价值性全无。
三是“为何如此”。（Why so？）这个问题探寻的是理论的机理、逻辑与思路是否令人信服，或者说构念（概念）或变量之间的关系描绘得是否足够清晰、足够有说服力。当被质疑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研究者就需要给出证明来，并一步步、扎扎实实地呈现确确实实是这样，以便让他人别无选择地接受这个理论或研究结果。
四是“研究工作是否完美地开展”。（Well done？）是指在构建理论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方法论与范式是否合理，研究过程是否规范、系统、完整与完美。例如，对照前面提及的理论应该有六个构建模块（5W1H）的标准，来认真仔细地评估自己的工作是否都已涵盖到了。
五是“研究工作呈现得是否足够精致”。（Done well？）是指研究设计的思路与出发点是否足够清晰与合理、技术路线执行得是否准确，研究工作呈现得是否细节翔实而不粗糙，写作技巧与组织水平是否足够“吸睛”。这个问题事实上就如同评价一件艺术品一样，即研究工作尽管在实质上很出色了，但做出来并不等于足够了，还要考虑做工如何，有没有达到精雕细琢、妙笔生花的地步。
六是“为何是现在”。（Why now？）是指理论是否具有及时性与必要性，是否解决了众所关注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否契合了理论的最新进展趋势，是否能够助推形成或引领一类新兴的研究取向，研究发表是否恰在某个现实问题与相关理论领域的需求时点上、是否踩在了理论发展的节奏上。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研究者的研究工作是不是组织理论中当下的重要问题，是否面向了经济管理领域发展的主战场。
七是“谁会在意”。（Who cares？）这个问题考问的是理论面向的对象是否足够清晰，是否能够引起相关领域大多数学者的注意。如果研究工作推出来之后，讲给旁人听，却没人感兴趣，无法引起关注，大家普遍认为这个研究无多大意义，心里想“与我何干？”，那就麻烦了（当然排除那种短期内无法被人理解与接受的极个别“石破天惊”式研究的情况）。组织研究中，如果研究者讲的故事没有人愿意听，尤其近些年特别强调吸引实务界人士对研究成果的兴趣，那么就说明这个研究的切题性与关联性有待提高。因此，在组织研究过程中进行理论构建时，挑选研究主题也很重要，和现实中无任何关联性、在同行中认同性不强，可能就意味着主题需要进行调整与转换了。
以上是Whetten关于什么是高质量理论与高水平理论贡献的大致论述，既全面又高度概括，确为理论构建工作所必须熟知的经典文献，建议在研究中以此为标准多加衡量，提升研究的理论性或理论构建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