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外交战略转型

二战之后，满目疮痍的日本迎来了自明治维新后对外战略的再度转型，整个国家转而调整方向，张开臂膀“拥抱战败”。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既继承了日本历史上和明治时期以来的一些传统特征，又具有经过战后改革和深受美国影响的一些新变化，同时也为冷战后日本外交的嬗变奠定了基础。对战后时期的日本外交进行分析，不仅是揭示“日本型”外交特点的重要途径，也是把握当前和未来日本外交走向的一项重要前提。

日本在对外武力侵略路线彻底破产后，在反省战败历史（即日本何以战败，简称反省历史）的前提下，形成了在外交与安全领域高度依赖美国，依循“宪法九条”所规定的和平发展路线，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的战后外交，即“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历史遗产”[1]，为二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特征。[2]由于对“经济中心”及“历史遗产”的认知在战后已成为主流（尽管两者程度不同），因此战后日本外交及战略论争主要在“宪法九条”+“日美同盟”（亦即添谷芳秀所提出的“九条安保体制”[3]）框架下展开。围绕是否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及坚持还是摆脱日美同盟这两大根本问题，日本各界都在寻找自己心中的坐标（见图1-1）。

图1-1 九条安保体制

资料来源：本图系结合日本外交史学者井上寿一及添谷芳秀观点所绘。主要参见井上寿一『日本外交史講義新版』、岩波書店、2014、第117頁。

一 “吉田主义”——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路线

“吉田主义”，是指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所选择的、被此后继承者长期继承与发展的、以宪法第九条和日美安保关系为两大基轴的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路线。[4]高坂正尧最早系统论述了这一外交路线，而学术界正式提出“吉田主义”的概念，则是在吉田离世之后。

关于战后日本的国家形象和外交路线有多种提法。五百旗头真表示，主导战后日本的基本路线有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经济中心主义路线以及传统的国家主义路线。社会民主主义路线把“和平”和“民主主义”作为战后日本的国家目标。与之相对，以鸠山一郎和岸信介等为代表的传统国家主义路线则更加看重“独立”和“国力”的价值，主张“修宪重整军备”。而吉田茂开创的“经济中心”路线，则是一条“中庸”路线。与这种观点类似，添谷也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史上罕见的复兴，其根源在于以“和平宪法”为前提，以日美安保关系为基轴的战后日本外交路线，而吉田茂就是这一路线的奠基者。吉田茂的选择基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洞察，立足于对战败国日本核心国家利益的判断。

1951年1月，日本外务省奉命启动了一项名为“战时外交反省”的绝密课题。已解密的外交档案[5]显示，时任首相吉田茂指示由外务省政务局政务课长斋藤镇男牵头的工作组的“调研失败原因”，“以供后世参考”。

吉田茂所关注的焦点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日本外交的失误及其原因。他认为，日本外交的基调应以维护本国利益为主，但该利益必须符合世界的共同利益。倘若日本采取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背道而驰的政策，那最终也将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经过集中调研，工作组在提交的一系列书面报告中详细总结了日本外交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应当吸取的教训。在考察战前外交决策过程的基础上，报告全面归纳了战前对中国、美国、欧洲、苏联、德国、意大利以及东南亚外交中的失策，明确指出这一阶段日本外交的最大特色当属“理念的缺失”。在错误的国策指导下，日本外交深受“二元外交”的困扰，促使日本加速滑向了进攻中国大陆以及与超级强国美国为敌的深渊，最终招致了日本的覆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军部独大的局面，日本外务省尽管对此不满，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抵制，但并未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去遏制其“独走”；除政军关系失衡，报告中还强调了对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却固执地选择对外扩张甚至与海洋强国美国为敌的不满。文件的结论部分指出，“一切都要以根为本”，“若在根本问题上存在错误，末节的苦心只不过是自慰而已”。日本自以为是的“大东亚共荣圈”理念，难被国际社会所容；鲁莽地发动没有把握和胜算的战争，结果惨败。

外务省开展此项作业，正值《旧金山和约》酝酿期间。当时，冷战的大幕已经拉开。美国政府一方面要求日本对美“一边倒”，另一方面明确要求日本重新武装。面对内外环境的压力，作为首相的吉田茂以及外务省官僚们明面上有针对性地批判战前的“失误”，实则有为即将布局的战略思路“启蒙”与“正名”的意图。因此，可谓比较高明、主动的战略算计。

1951年9月8日，在与美、英、法等国签订了片面媾和的《旧金山和约》五小时后，日美两国又在旧金山军人俱乐部共同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栗山尚一认为，战败后，日本开始战争处理工作。除确保国计民生之外，主要的任务是协调与占领国美国的关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战后日本外交，始于这两大条约的缔结。而吉田茂，则是当时日本外交政策的最高责任者。因为这两大条约均在美国旧金山签署，所以在外交学界就有了“旧金山体制”的提法。作为美国战后政策的重要一环，“旧金山体制”成为其亚太安全体制的核心。《日美安保条约》也被证实是美国战后签署的最不平等的双边协议。虽然作为在联合国能够有效保证日本安全之前的临时措施，由美国来保障日本的安全，但是，通过这一不平等条约，美国“合法地”获得了在别国领土驻军及出兵与他国作战的权利，也为美国“全方位”干涉日本内政外交埋下了伏笔。两大条约的缔结，成为日本结束占领状态、得以恢复主权的重要前提。

1952年4月28日，也就是《旧金山和约》生效之日，日本正式恢复主权，开始重返国际社会。第二天是天皇51岁的生日，裕仁以无比欣喜的心情，在诗中写道：东风已吹过，八重樱盛开，春天来了。[6]

主权恢复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界精英基于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国家特性的认知，做出了一项基本判断：在日本国民连衣食住行都无法充分保证的情况下，大规模重整军备会给经济带来重负，也有悖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因此，战后日本只能优先发展经济，主要用经济手段在海外树立日本的威信。吉田茂确信，这是日本在当时条件下获得新生的最佳选择。“优先发展经济，轻武装，在安全上依附美国”的基本路线，后来被称为“吉田主义”。这一涉及国家前途的重大决策，为日本描绘了战后再度崛起的蓝图。吉田退任后，其基本战略设计得到有效继承，使日本实现了迈向国家繁荣的历史性进展。

然而，近年来，日本学界对“吉田主义”的评价出现分歧。在积极评价派看来，尽管战后日本外交缺少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念、构想以及为此而奋斗的勇气，但总体而言，吉田茂及其继承者们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没有忽略基本的国民要求。通过长期努力逐渐积累成果，日本实现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和平发展，巩固了国内的民主主义，建立了收入差距较小、公平富裕的“成熟型社会”，并支援了以亚洲近邻各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这种文官统治的成果，只有在战后世界的自由贸易秩序和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实现，也是在“和平宪法”框架下为避免成为军事争端的当事者而借助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庇护、获得切实的安全保障后得以实现的。这些基本上均为吉田的外交选择带来的成果。正因为吉田主义非常正确，所以直至冷战结束后依然富有生命力。与积极评价派观点迥异，消极评价派则认为，并非因为吉田的伟大，而只是“时势造人”。另外，在日本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固守经济中心主义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并不存在恒定的“政策装置”，不加思考地将吉田主义规范化甚至是“神圣化”，将遭到历史的惩罚。

二 日本外交的理念与现实

日本外交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日本此后的复兴与繁荣并非仅依靠本国政治家及国民的努力而实现的，同时也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作为冷战体制的主要“受益者”，日本以日美关系为外交基轴，主要由美国保护其安全，特别是核安全。日本得以专注于经济发展，外交的主要任务也是服务于经济发展。但从战后日本外交的整体实践来看，源于冷战的“旧金山体制”既为日本带来了实利，也带来了明显的束缚。[7]这一深层的矛盾，在日本政府曾大力倡导的“外交三原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57年，日本外务省正式提出“外交三原则”，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调”。所谓“外交三原则”，由“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诸国协调”以及“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这三大目标组成。在“外交三原则”之下，外务省又确立了日本外交的三大课题，即“与亚洲诸国的善邻友好”、“经济外交”及“调整对美关系”。外务省1957年出版的《外交蓝皮书》强调，为实现外交的目标、原则与重要课题，外交与内政当表里一体，在国内政治正确认识世界大势的同时，外交也必须为国内政治提供有力的支撑。

基于对战前外交的反省，日本试图通过提出“外交三原则”来确立战后外交的坐标。但在“外交三原则”的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正如栗山尚一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有其积极意义，但三原则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同时，执行与现实也有很大的乖离。以联合国为中心及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最起码在理念上明确了日本外交开展国际协调的方向。但是，作为“外交三原则”第三支柱的“亚洲一员的立场”，其概念本身就十分暧昧，根本问题则是坐标缺失。

“外交三原则”此后也并未能全面指导日本外交实践。在内外合力之下，日本外交逐渐沦为“外交一原则”，即彻底的亲美路线。对此，吉田茂称，“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今后也不会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惰性，而是遵循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8]浅井基文认为，这一路线由四项要素构成：第一，基于《日美安保条约》，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同样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积极支持、支援美国的世界战略；第三，在国际关系中，全面支持美国的政策。为使之顺利实施，日本担当辅助的角色；第四，为确保作为西方盟主的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日本强化防卫分担、对美尖端技术合作、对外援助、对美贸易与投资、开放国内市场以及其他方面的对美协调。[9]

在彻底的亲美路线之下，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外交自主性。左右日本外交的最大原动力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外压”所产生的自主路线与追随路线的相克。从“自主”与“对美追随”的视角，可将战后日本首相分为三类：[10]第一，为了改变现状积极对美做工作的“自主派”，如重光葵、石桥湛山、芦田均、岸信介、鸠山一郎、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宫泽喜一、细川护熙、鸠山由纪夫；第二，通过获得美国的信任来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美追随派”，如吉田茂、池田勇人、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海部俊树、小渊惠三、森喜朗、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菅直人、野田佳彦；第三，在特定问题上抗衡美国压力的“局部抵抗派”，如铃木善幸、竹下登、桥本龙太郎、福田康夫。值得思考的是，长期执政的吉田茂、池田勇人、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都属于“对美追随派”。从年代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除了细川护熙和鸠山由纪夫两位从自民党手中夺取政权的首相外，几乎没有积极对美主张权利的“自主派”。况且，这两人的执政历程都只有短短的九个月，是典型的“短命政权”。

三 “吉田主义”外交路线的论争与转型

作为“吉田主义”外交路线，自诞生伊始就遭到来自左与右的攻击，但总体而言，其基本战略设计仍得到有效继承。如在冷战期间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时，时任首相岸信介的决策动机，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通过谋求日美关系的“对等化”来加强日本的主体性。但修改后的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明确了日本在安全防卫问题上对美依存的制度化。[11]即使是提出做政治大国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大的框架上也基本与“吉田主义”路线一脉相承。同时，他还积极评价这一外交路线，认为其引导日本走上战后的正途。但是，中曾根也试图去部分修正“吉田主义”。对他来说，如果不实现日美关系的对等化，就很难改善战后日本外交的“扭曲结构”，而日美关系对等的前提是实现自主防卫。冷战后，日本决策层逐步将外交战略目标调适为确保国家利益，通往“普通国家”。自此，“吉田主义”开始面临全方位的挑战。

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的确在发生巨变，日本政治家与国民的意识也随之有了大的改变。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尽管拿出130亿美元，约占美军总支出的30%，但还是受到“太少、太迟”的批评，被说成是“支票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后日本外交是从海湾战争的冲击中起航的。外务省对于政府未能迅速应对海湾战争所做的解释是：战后日本缺少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政府做出决策需要时间以及政府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2005年版《外交蓝皮书》称，“尽管海湾战争时日本做出贡献，但国际社会并未给予积极的评价。有鉴于此，应对外交体制予以充实”。对此，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促使日本寻求“大国外交”的动力，固然有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实力增强的因素，但海湾战争对日本外交调整取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日本对多国部队提供了巨资，却未能得到肯定评价，反而被批“只出钱，不出人”。在那场战争中，日本未能参与多国间决策，在外交上十分被动。另外，日本外交固有的决策迟缓、缺乏理念的弊端也暴露无遗。海湾战争的强烈“冲击”，使日本意识到必须寻求开展更为积极、主动、独立的外交。

在日美同盟下谋求经济中心的“吉田主义”，在冷战期间始终作为日本的基本方针，在冷战后也基本被沿袭下来。海湾战争后，“吉田主义”开始分化，既有主张继续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的立场，也有主张重视日美同盟，力图修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以便能和美国共同维持秩序的立场。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及船桥洋一的“民生大国”论。特别是“普通国家”论，给此后的日本外交带来了较大影响。小泽在其畅销书《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承认，作为冷战期间的战略，吉田首相选择优先复兴经济的战略考虑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在克服战后经济混乱和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之后，仍然实行着眼于经济优先的政治，这使日本与“普通国家”渐行渐远，成为不折不扣的“单肺国家”。因此，小泽主张“吉田主义”这一战后路线并不是不可修改的永恒真理，[12]日美应以与美国的海洋同盟为中心，同时扩大在国际领域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吉田的经济中心主义开始受到强烈质疑乃至严厉批判。冈崎久彦对高坂正尧所持的吉田茂领导战后日本走“通商国家”的评价予以斥责，认为当时并没有与吉田抗衡的人物，占领期吉田的业绩都是在迎合麦克阿瑟。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不存在永远不变的政策，“吉田主义”已经过时。日本智库“国际论坛”也认为，战败后将国家安全托付他国，而自己专注经济复兴的“吉田主义”是国家战略，但这样的战略在21世纪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再也行不通了。[13]

尽管遭到质疑与不断的政策修正，但在操作层面，“吉田主义”依然富有生命力，并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也未遇到“颠覆性”的挑战。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14]对此，有学者认为，吉田茂打造了通往廉价安全的实用主义道路。但是，这一道路并非免费。它使得日本失去了自主性，日美似乎越来越不能承受这样的代价。近些年，曾使日美关系如胶似漆的吉田主义不断遭受质疑——这种质疑既来自支持日美同盟的阵营，也来自反对同盟的阵营。第四种共识正慢慢浮出水面，尽管这种共识中已经清楚地显现了不断争斗的政治和学术因素。它不再装作对现实主义者的“自助”观念视而不见，同时会利用联盟增强自己的自主性。实际上，日本已经放弃了早先关于做出“国际贡献”的试探性辩解，转而主张为了“国家利益”而奋斗。[15]

安倍标榜“新保守主义国家观”，推崇“强国论”，主张清算“吉田主义”路线，力图修改宪法以“挣脱战败”，使日本成为真正自信的国家，实现防卫自强和外交自主。[16]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深刻的战略转型，集中表现为以安倍为代表的新生代保守政治家们正着力修正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战后发展路线，加速推进与落实“安倍主义”。这一新的战略路线，其核心目标是谋求“摆脱战败”，最终实现日本在经济、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全面大国化”。而外交转型的方向是旨在为这一国家总目标服务，在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战略性外交。

2013年12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文件对新时期日本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明确而系统的阐述：（1）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保卫领土、领海、领空，确保国民生命财产安全；（2）继承丰富的文化传统，维护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和平环境，确保国家生存与发展；（3）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繁荣、国民富裕，进一步巩固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应强化基于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亚太经济秩序，积极构建高度稳定、透明的国际环境；（4）维护基于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及相关规则的国际秩序，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17]安倍核心外交团队成员、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认为，在这些选项中，兵（安全）、食（繁荣）、信（伦理及价值观）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18]为实现上述国家利益，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决策层及其智囊们进行了周密的战略谋划与拆分，力图建立涵盖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及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安倍路线”。这一战略性路线，既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吉田主义”，又注意与之相区隔。与此同时，为综合、有效地运用政策手段来实现外交战略目标，日本政府正致力于打造由首相官邸、外交行政部门、各政党、议员、经济界以及民间等共同参与的“全日本”（all Japan）体制，以期夯实外交基础，提升外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