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方法和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与理论要略

本章追溯自19世纪中期创立和逐步发展起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评论方法对社会主义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着重探讨在20世纪和21世纪得以不断深化、丰富、壮大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方法对当今文学研究的指导意义。本章共分三节。

第一节归纳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评论方法的要略，重温了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立场确立的现实主义文学准则，以及他们的文学评论思想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们的启迪和激励；阐述和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矛盾论在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进程中的指导意义及其与文学评论理论的关系。

第二节强调了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理论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重大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流派之一，不仅具备学科的广泛性和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同时具有非凡的求同存异的气度和海纳百川的容量，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理论在发展和实践中已经结合或吸收了东西方的多种多样的评论理论和方法，成为具有现代和后现代意义的强大的理论体系，并且还在进一步深化与细化、渗透与结合的发展过程之中。本节在研读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细读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论著的基础上，开拓性地梳理和概括出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理论的21个重要特征和深邃内涵，阐释了它们对研究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学史的指导意义；也创建性地总结和论述了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理论和方法与其他多种理论和评论方法相互借鉴和融合的26个主要例证。由此为本书建立起了明确的理论立场和研究视角、评论方法和评论重点、文本批评模式和范式，并将之充分应用到本书精选的大量的英国、美国、加拿大的社会主义文学文本的评析中。

第三节以国内外学术界至今所积累的学术成果为新高度，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和文学经典的文本间性意义，从新视角探讨了经典文献论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要主题和母题。根据以英国、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主要英语国家的总形势和总情况，本节从跨国界和跨学科的视角，比较性地研究了自《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著作发表以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种类的社会主义如何给世界英语文学增加了社会主义思潮的理念和话语，并从多方面和深层次上为英语文学注入了书写社会主义篇章的持久灵感和巨大动力。这种新视角和新解读，既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和远见卓识，也显示出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方法能够赋予传统文本以新的历史意义；既加深了文本的话语系统、意识形态、意象和象征等方面的内涵，也具有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精神等层面的意义，可以极大地增加英国、美国、加拿大的社会主义文学历史和社会主义文学批评历史的内容，增强批判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学的力度，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

中国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学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观点的研究成果颇丰，多部文学评论专著从不同侧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创作和文艺发展的关切和观点。例如，《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的第二章“意识形态批评”[1]，《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主体论文艺思潮”“生产论文艺思潮”[2]等章节，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主体论文艺批评、生产论文学批评、现实主义美学评论等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3]和《程代熙文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第二卷[4]等论集更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评判观点。进入21世纪，国内致力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将视野投向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文学研究，新近出版了论著《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吴岳添，2007），《苏珊·桑塔格与当代美国左翼文学研究》（王予霞，2009），《新西兰文学史》（虞建华，2015）和《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王腊宝等，2016），为世界文学研究增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视角的新篇章，也为本书拓宽了研究视域，增加了评论内容和文本间性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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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认真探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于文学艺术的研究和贡献的话，人们一般都会认为他们仅仅是政治活动家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我们在《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集》（2010）[5]中读到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其著作和文学评论篇章的详尽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学艺术评论中经常描绘或借用古希腊戏剧，多次赞赏和评价狄更斯、司汤达、巴尔扎克等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为下层人民发声、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文学创作，并从无产阶级立场确立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准则。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有关文艺批评和文学评论的文章数量并不多，但是他们是古典文学评论和理论以及文化研究发展方面的中心人物，占据重要的理论导向和评论准绳的地位。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写过爱情诗，也尝试过写作剧本和小说，深入阅读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德国哲学和美学，还对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作出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小说里反映出来的真理和事实超越了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的见解之总和。他也隐约意识到在其后的俄国对话主义创立者和小说理论家巴赫金所阐述的小说体裁所具有的巨大功能、多音调和其他文学体裁无可比拟的容量。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们担负着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在他们的著作和评论中，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运动的见解和论述似乎重于对文学和文艺的见解和论述，然而，正是这种不平衡性和不完整性使得他们对文学和文学评论的洞察力更加具有启示性和建议性，给予20世纪到21世纪的作家和评论家们以广博的探索空间和勃发空间，让卢卡奇、布莱希特、本杰明、巴赫金、伊格尔顿、詹姆逊、斯皮瓦克、克里斯蒂娃等理论家们得以在深远的空间中丰富和发展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初次会晤之后建立了崇高的革命友谊，开始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研究。1844年，马克思写了《经济学哲学手稿》（也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合写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后者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雏形。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了，这是对人类社会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了资本主义的覆灭和未来世界的壮丽、资本主义制度对广大民众进行剥削的悲惨、剥削者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描绘了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一个新生的没有阶级的社会的黎明；也描绘了世界文学的都市主义。尽管《共产党宣言》最初的明确目的是由共产主义团体来表达其政治原则和纲领的，但它很快就变成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立场和战斗的宣言。因为政治写作和革命活动，马克思被驱逐出法国和德国，从1849年开始与家人定居在英国且度过了余生。马克思虽然得到恩格斯的支持，但还是经常处于贫困状态。正是在这段时期，马克思继续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并于1867年出版。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将其遗稿整理为《资本论》的后两卷，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英译稿出版于1907年和1909年）。作为马克思终生的革命挚友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体现在他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例如，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1876—1878年发表的《反杜林论》首次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这本小册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指南；还有1884年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

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在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和著作时，会提出上述这些文章和著作中没有直接或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作家、评论家、知识分子应当担负什么作用，并且能够发挥什么作用？马克思关于文学和文化评论的原创性的观点出现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9）的导言中。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他主要关注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且也出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一般来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刚好相反，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这个理论也提出了几个问题，即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能动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联系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而上层建筑包括治理工作和文化机构又怎样影响经济基础等。在20世纪，法国的阿尔都塞和英国的威廉斯也在努力思索并力图解决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我们从马克思1857—1858年间所写的文献里可以看到，马克思当时也没有深入分析希腊艺术与孕育它的希腊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样，恩格斯也觉察到上层建筑这个模式的缺陷，他在给布洛克（Block）的信中坚持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最终决定历史的因素是真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强调经济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因而留给人们一个有影响力的空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合作成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富有挑战性的小册子《哲学的贫困》（1847）中表明，他们努力尝试要证明经济和社会力量形成人们的意识，这种唯物主义是用来替代唯心主义观点的。唯心主义观点强调人们的意识是形成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和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相信所有的变化产生于各种对立，各种内在观点的运动和事物的对立所产生的无休止的冲突中。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内在紧张关系终将导致它的灭亡。收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的文章同样很重要，包含着马克思最有激情、最有分析力的大部分思想，以及他对于资本、工业生产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工业生产条件的思考和认识模式。这些文章为我们进入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文化分析提供了最佳切入点。德国哲学家菲尔帕克在论著《基督教精神》里也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财富积累和异化的分析，而马克思则特别深入研究了“异化”的起源与其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把个人从他们的工作中异化出来，这些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劳动，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卖给另外的人，他们缺乏自我控制和劳动控制，而且永远难以实现他们自身具有的人类潜力和完整的人的权利。尽管无论他们怎么样痛恨这种情况，他们会相信或者说他们因环境所迫而相信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改变的，甚至最终只能将失败和不满归咎于他们自身。[6]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文献，以及他们零散的对欧洲文学作品的评价，显示了他们的文学批评立场和理论框架。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矛盾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且可以运用到文学文化评论和理论化过程中的概念。国内文学批评和理论界对意识形态批评较为熟悉，但是因为国内和国外的阶级分析法在内涵上不大一样，所以我们借助和发展《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集》（2010）中对阶级分析法的解读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中论述的矛盾观点的启发，融通了西方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在这里首先讨论两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矛盾论或矛盾原则。

一 阶级分析法与文学评论理论

从诞生之日起，文学和艺术就参与描绘人类社会和记录人类历史，也关注人类社会进程中出现的阶级现象。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加深了阶级分化和阶级差别，突出了资产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贫富两极分化日益明显，阶级意识和阶级的紧张关系也构成了文学作品呈现的人类生活的基本矛盾的张力。马克思主义及其评论理论关注人类生活的基本矛盾并探究其根源和解决方法，逐步形成了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法，并且应用在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之中。

根据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预见，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一个消灭了阶级和剥削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这个宏大的历史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进程中有一个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原始共产主义的历史和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借鉴了在他们之前或与他们同时代产生的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和理论，构建了人类社会通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模式。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精细地阐述人类社会如何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并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论。伊格尔顿的论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也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尽管有些国家被称为“共产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仍在努力实践马克思的预言，但是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交锋依然存在，人类迈向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征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詹姆逊的论著《再现〈资本论〉：解读第一卷》（2011）着重探究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大量失业和长期失业的根源，寻求解决浪费资源和荒废人力等社会问题的新答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长期并存和交锋，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博弈和对话，也构成了英语文学中社会主义话语和资本主义话语的对立和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诞生在人类社会的实践中，社会经济和上层建筑因素是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它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经济基础，以德意志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运动、英国宪章运动为阶级基础，并综合了文化和艺术的意识形态内容。意识形态也包含上层统治阶级的观点、信仰和价值观念，并流通于社会各个领域。统治集团和霸权阶级通过非暴力名义建立各种机构来维持社会稳定，如通过教会、学校、媒体、工会、商业集团、技术与科学部门来维护各个统治阶级和阶层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这些部门就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定义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这些国家机器通过管理和控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冲突，来加强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凡是相信资产阶级的阶级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工人阶级分子都存在一种错误意识，他们忽视了工人阶级自身的社会生活、经济状况和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化和艺术既不是单纯的娱乐，也不是脱离社会的独立力量，它们在改变意识形态和维持阶级秩序上发挥着作用。这不等于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站在了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并成为服务于他们的传声筒。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明显地抗拒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制度，也在讨论这些政治和制度的矛盾和缺点。从马克思主义评论理论来看，艺术作品经常含有反对霸权的意象和社会批判意义的基调。一部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可以很复杂，它经常包含着多种多样的意义和相互兼容或相互矛盾的意义，这些意义不仅来源于和局限于作家本人的生活背景，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文学文本蕴含的广阔而深邃的社会全景。

文学文本的特定文风也体现出明显的阶级性。在一个特定社会中，阶级之间和团体之间产生的冲突会体现在文学文本复杂的语言层次中。例如，不同阶级的口语、暗语和俚语，不同群体的风俗习惯和特征，专业人员的术语和讲话种类，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文学分类等。这样就形成了如俄国理论家巴赫金阐述的语言繁多和喧嚣现象。乔伊斯也在小说中以多样化的话语来反映社会矛盾，并通过语言的狂欢化的形式来表达对正统观念的不满和反叛。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关于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论述越来越有助于对社会和文化的理解，因而这些词汇也经常出现在评论家和理论家的作品中。马克思主义者担忧商品化会导致艺术家们为牟取利润而粗制滥造地进行创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被当作明码标价的具体化物件。当代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文化研究者也担心市场和媒体会被这种现象所同化而接纳了此类文化产品。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等级等理论还可以与当今流行的文化研究理论相结合。文化研究是由英国威廉斯等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最早提出来的。社会的文化包含上层阶级的文化、大众阶级的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文学与文化是一种有机的内在关系，因而传统的纯粹性文学研究就显现了它的不足。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涵盖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内容，不仅研究了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关系，而且把各个阶层的文化都纳入了研究范围，也包含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以及社会其他各阶层的各种文学和文艺作品，因而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各阶层的文化是没有等级之分的。无产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便成为对抗、挑战或颠覆上层阶级文化霸权的方法和手段。文化研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也把建立在不平等利益基础之上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族裔与族裔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作为研究对象。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种族和族裔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新理论、新的研究方法也逐步发展成为多元文化研究；不论是英国、美国、加拿大还是世界上其他多元民族的国家，都把它们的多元文化作为21世纪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多元文化既是一个概念，又是一种文化存在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的主要内容。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和新提法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intellectual proletariat）[7]，是针对加拿大近些年大学教师的就业现状的一个概述，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或博士毕业生只能获得短期或季节性的报酬偏低的教学合同，很难在高等教育机构找到长久和固定的职位。在另一个层面上，“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一词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概念的延伸和发展，说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话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说明在资本主义后工业高度发达、物质生产丰富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或贫困化现象依然存在。目前，在西方一些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失业比例还在上升，失业队伍还在扩大，比贫困化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注意到世界范围的贫富悬殊也越来越明显，加拿大学者乔迪·纳森在2013年出版了文学评论专著《书写失业》，研究了失业主题的文学作品。

综上所述，到了21世纪的今天，新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评论理论不断深化和细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层、等级等理论，已经将之拓展成为比较全面和不断更新的多元化的阶级话语。将这种阶级话语应用于文学文本研究和文学评论之中，可以深层次地解读小说、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等文本和文论的相关意义。虽然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现实的感应和反映，但是因为文学作品融合了作家的主体性和想象力，结合了作家的人生观、创作观、美学观等综合因素，使得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现象不能够完全对等于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尽管如此，文学作品依然折射出特定社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阶级动态、典型人物、典型历史事件、象征意义等元素。因而，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可以深度透视文学作品中的阶级话语及其深刻内涵。虽然由人性本原中的欲望和希望、本能或性吸引等因素构成的人际关系与阶级没有直接联系，作家本人也不一定是从明确的阶级意识的立场来创作文学作品，但是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复杂性决定了文学作品中的阶级复杂性。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的对立和对抗，使得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不可避免，也造成了人与社会之间的激烈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通过文学这个载体艺术化地呈现出来。

二 矛盾论与文学评论理论

矛盾论有两大层面的意义。一个是社会经济学层面上的意义，另一个是文学与文学批评层面上的意义。我们先谈社会政治学与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的矛盾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等著作，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大矛盾。这个大矛盾有多种表现，其中主要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有三种：第一种是消费上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第二种是生产上的个别企业的生产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第三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上的矛盾。这三对主要矛盾在具体表现上是错综复杂和变化多端的。在社会生活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矛盾都能直接或间接表现出来，但是人们未必能随时随地感受到这些矛盾的存在，但这并不等于这些矛盾不存在。所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矛盾是无时无地不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这些矛盾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上都会不断表现出来；表面上看似与三大矛盾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都会间接地折射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下半叶发现和研究了这些矛盾，并用理论话语充分具体地阐述出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三大矛盾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各种著作中得以传播和发展，在20世纪和21世纪更是不断地深化、细化和复杂化。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传统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斯大林、卡斯特罗、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西方和东方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也包括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尔都塞、詹姆逊、伊格尔顿等理论家和评论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在不同程度上正视或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里存在的三大矛盾，甚至还能够发现资本主义存在的其他矛盾和问题。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自身的发展进程，是否能够调和并完善其根本制度，是否最终能够逐步消灭这三大矛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调解而发展到极点的话，就会产生阶级斗争、暴力和社会变革。世界历史也表明，在巴黎革命、俄国革命、美国革命、中国革命中的一些人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失去了政治和经济地位，甚至被杀头；当人民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阶级，夺取一个政权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20世纪和21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三大矛盾呈现和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表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本雅明、巴赫金、萨特、福柯、威廉斯、德里达、詹姆逊、伊格尔顿、斯皮瓦克、马修斯等，都对三大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作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分析和评判。到了当今，由詹姆逊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late capitalism）或者是由伊格尔顿提出的“高级资本主义阶段”（advanced capitalism）的特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三大矛盾已经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发展而在更多层面上具有了复杂表现。马克思主义者也重新审视了人类社会必将由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理论始终是审视和抗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他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身的矛盾，它将由历史发展逻辑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劳动阶级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消灭了资本主义三大矛盾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最终达到社会的平等和公平。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次爆发的经济危机造成了波及整个世界的全球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但却难以找到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途径和方法，促使人们转向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鞭辟入里的论断，以及马克思关于对人类社会终将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的断言。人们期待着更新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模式，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借鉴和采纳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以挽救和改善社会现状。例如，英国和加拿大较早地实施了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加拿大新民主党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左翼政党，在七十多年的发展中跌宕起伏，始终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曾经也取得过在野党的合法地位，对加拿大政体具有弹劾作用，正是在新民主党的鲜明的左翼政治立场和提议（如加拿大通过的第一部养老金法）的推动下，加拿大的许多社会问题和各项福利政策（包括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才得以解决。加拿大的教科书中这样描述加拿大社会经济：“可以稳妥地说，我们加拿大有一些社会主义元素，但是总体上我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8]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之后也采用了包括医疗保险和失业金保障机制的措施，使人们在经济危机中的窘困状态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事实证明，当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之后，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改善或转化了现时的社会危机和矛盾。因此，在当今世界，不论是在何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中，马克思主义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的指导意义。在文学和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也是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和矛盾的主要力量。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引发的不同的矛盾和社会问题，促使人们深切关注一个问题，即在21世纪的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能够给人们带来怎样具体的思想启迪和社会驱动力。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之后，正当整个西方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开始出现了明显衰退之时，德里达推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论著《马克思的幽灵》（1994），在书中对人们关切的问题作出了新的解读和分析，标志着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人类社会即将迈入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和新发展，这也是人们翘首以盼的精神食粮。德里达深谙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具有敏锐深邃的洞察力和质疑力。他指出，在20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脚步日益加快，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依旧存在并愈发明显；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存在贫富悬殊的问题，而贫富的极端不平衡也激化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和经济生产的高速发展也造成了全球性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由于德里达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文学研究领域的深远影响，他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涌现出与之研究话题相关的学术成果（包括评论《马克思的幽灵》的各种文章）。德里达还曾在北京大学作讲座，也回答了师生们针对《马克思的幽灵》提出的有关当代马克思主义意义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三大矛盾的论述，以及社会主义能够逐步消弭资本主义三大矛盾的理论，对作家、文学评论家、具有社会良知的人们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社会主义作家和评论家们研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著作，虽然他们各自的创作理念和评论系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揭露，以及对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和制度的憧憬则持有一致见解。在他们的作品和文论中，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对共产主义的召唤，汇合成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评论体系。

在世界英语文学中，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社会主义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及文化工作者都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在诗歌、小说、书信、采访、日记、专著、记录、评论等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的解读、政治性的描绘和艺术化的创作。他们的文学作品和评论也成为20世纪和21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们的研究对象和灵感来源。我们在本书中也将对文学作品中具体表现出的各种资本主义矛盾作出细致的分析。

值得关注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注重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汲取精神营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矛盾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成果。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所著的《矛盾论》（1937年8月）既包含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思想，也具有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矛盾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早期中国革命实践的结晶。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20世纪迈入了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领导者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概念之一就是阐释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19大报告，2017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背景下，都能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客观地揭示和分析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探索出最切合实际的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全面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当今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9]，努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理论和实践也应当是文学研究者担负的学术责任。

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伊格尔顿、詹姆逊、斯皮瓦克、克里斯蒂娃等从跨文学、跨文化、跨学科、跨民族和国界的视角，诠释了矛盾论在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意义。他们对矛盾论的新阐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在社会政治学和哲学层面有了一定的区别，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也随之呈现出了新的矛盾现象。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1976，2002）中对这些矛盾现象进行了愈加复杂、深化和细化的分析。伊格尔顿认为，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之间会存在矛盾，作品的政治取向和意识形态倾向也会出现矛盾，这种矛盾在伊格尔顿看来更具有研究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19世纪欧洲文学现象作出评价，指出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作家也会写出同情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作品。伊格尔顿对此作出了重新探讨，认为那些原本对革命持有反对态度的作家如果能够克服自身阶级立场的局限性，而写出与自己所属阶级截然不同的作品，转而同情劳苦大众并主张社会改良和改革，他们的文学作品就彰显出鲜明的进步思想和意义。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发生学结构主义者吕西安·戈德曼也曾对此作出相似的分析。伊格尔顿和戈德曼认为，这些作家本身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与其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情感结构和阶级倾向之间构成的矛盾，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可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社会的现实性和客观性，并在文学作品中根据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趋向来反映和构思未来世界的模式。

矛盾论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更加具体和生动的体现，通过刻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和多变性，构成了矛盾冲突和紧张关系，从而推动和深化情节的发展。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矛盾论的发展由来已久，从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和喜剧理论到现当代西方文学和文化现象，无不依靠矛盾冲突来发展情节和高潮。中国道家文学和儒家文学强调平衡与和谐的文学理念，相比较而言，西方文学则主要依靠矛盾冲突和紧张关系来维持其文学构思，而作品中的矛盾往往到结束时仍然无法得以解决。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上升为矛盾论之后，许多文学作品不再是单一反映资本主义的三大矛盾，而是更倾向于反映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学中的资产阶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试图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就与社会主义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在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方面构成了又一大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形成了一个矛盾与对峙的态势。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系统和社会模式层面上的对抗和博弈，在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批评中的表现愈加复杂化和多样化。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多诺、卢卡奇、布莱希特和巴赫金等已经提出了新的文学主张和理论，对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及其文学表现提出了独到见解。在卢卡奇与布莱希特关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长期辩论中，就引证了文学和文学评论中的新矛盾作为辩论素材；而巴赫金分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抗争，提出了以对话性和多音性理论为基础的“小说理论”。巴赫金的小说理论特别关注语言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作品中作者本人的意识形态与其在作品中表达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作家的语言本身带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言，自由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作家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相脱节的文学文化理论和文学创作就显得相对单薄。巴赫金的理论暗含了对话性，他把资本主义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转化为一种对话关系，也把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提出的矛盾双方的斗争转变为一种可调和的对话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把劳资冲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缓解为特定意义上的平等对立和相互共存的关系，并创立了对话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在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化理论，特别是在小说理论方面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研究意识形态和文学文化提供了新视角和新内容。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尽管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冷战格局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但二者基本处于相互平衡、相对安稳的状态，并没有通过战争和暴力解决问题。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视角下，我们可以分析出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中的矛盾双方和对话双方期待经过不断调解和交流而达到和谐共存的状态，或是表达这种愿望，或是最终实现了这种愿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到21世纪的特定的文学文化现象趋向于中国传统美学和儒道学说的终极目标，即最终达到和谐共存。然而，作家们在文学作品中将通过怎样的文学创作手段来消弭原本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作品中，资本主义固有的三大矛盾也许会消失，但是新的社会矛盾也会不断产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巴赫金，从伊格尔顿到詹姆逊，都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这些矛盾的复杂化进行了深度阐述，这些矛盾在短时期内是不容易消除的。

注释

[1]参见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第二章“意识形态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82页。

[2]参见陆贵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7；54—59；65—84页。

[3]参见程代熙《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见程代熙《程代熙文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第二卷，长征出版社1999年版。

[5]Vincent Leitch,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second edition),New York:Norton&Co.,2010,pp.647-649.

[6]Vincent Leitch,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second edition),New York:Norton&Co.,2010,pp.647-649.

[7]引自加拿大学院与大学英语教师协会（ACCUTE）主席公开发布的信（a letter posted on Jan 31,2014）。

[8]译自Social Studies Eleven Student Workbook:Second Edition,Surrey,BC:Hazelmere Publishing,2013,p.5.

[9]双传学：《高举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红旗文稿》2017年第10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