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本书对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研究之探索

1.走相关学科有机结合，综合研究都城形制布局之路

如前所述，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复原研究，是以考古学资料为支撑，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的。但是，由于该阶段都城考古工作严重滞后，考古资料基础薄弱，因而制约了都城形制布局研究的进展，故研究基础同样是很薄弱的。然而，现在考古学者在论述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时，大都将其局限于已掌握的考古资料所直接涉及的某些问题，很少研究考古资料中蕴藏的深层次问题，更鲜见在考古资料已涵盖的范围内对都城形制布局进行可能的较全面的论述。这种研究状况，则很难说全是考古资料基础薄弱的问题。在都城史研究领域，研究范围较广，都城形制布局本应是该领域的重点课题，但目前似乎尚未被列入宋至明代都城研究的重点课题。其中涉及这个问题者，对文献资料较少的都城，有关都城形制布局的论述多较空泛；对文献资料较丰富的都城，也只是在文献资料与都城形制布局直接有关的部分论述较详并有一定深度，但很少涉及都城具体的框架结构，亦乏见对都城形制布局较全面地论述（前已说明都城史研究难以较准确地复原都城形制布局）。在建筑史领域，都城形制布局是其研究城市建筑史的主体和核心。就其所涉及的宋至明代的都城来看，建筑史学者以文献资料为主，并结合部分考古资料，从建筑学的角度分析有关都城的形制布局时，较重视都城的框架结构和具体布局形式，往往有独到之处，其中特别是对都城规划的研究多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其大都局限于建筑学范畴，故亦难以达到全面复原都城形制布局的效果。

上述情况表明，都城考古学、都城史、建筑史是与都城形制布局研究关系最密切的三个学科，三者对都城形制布局研究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所谓各有所短，在都城考古学领域研究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的学者，往往缺乏在都城史和建筑史方面应有的功力。在都城史领域研究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的学者，大都不太重视考古学和建筑史的有关研究成果，有的即使引用部分考古资料，也难以到位，更难做到有机结合。在建筑史领域研究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的学者，其对文献的运用和分析除与建筑直接有关的部分外，余者很难超越都城史研究的水平。而其所应用的部分考古资料及对有关考古资料的分析也欠专业化，亦难以做到与所研究的问题有机结合。由此可见，三者各有所短的部分恰是分别制约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重要因素，使三者都很难独立完成全面复原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的任务。所以我们主张，在研究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时，都城考古学者应努力向同阶段的都城史和建筑史方面转化；都城史和建筑史学者除应互相学习外，还应具备一定的考古学专业素质，学会正确运用考古资料，使之成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三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有机结合，通力协作，共同研究，才可能较好地完成复原都城形制布局的任务。因此，过去那种三者分立，各自研究，相互忽视的局面必须改变。有鉴于此，本书在以都城考古学的资料、考古学手段和方法研究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时，也力图走与都城史和建筑史相结合之路，并以此作为本书的立足点和探索之一。

但是，上述三者的结合，不能仅是形式上的简单拼合，而应是理性的、有机的整合，使之融为一体。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将都城考古学、都城史、建筑史各自与都城形制布局有关的资料真正作为共同的研究资料；将其各自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基本达成共识，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共同研究的基础。进而才有可能对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的框架结构、内涵构成要素，共同提出较准确的界定（本书前述与此有关的情况，仅是初步的一己之见）和规范化的要求，使这种研究范畴更加明晰，在宏观上和微观上更易把握，从而将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是，以都城形制布局主要内涵和上述诸点为纽带，则很自然地使三者的相关研究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从此走上各以自身为主体、各有侧重、三者相互结合、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必由之路。这样，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研究就可能不断加速完善的步伐，缩短全面、完整、准确复原都城形制布局的进程，早日为都城全方位研究提供一个合格的硬件载体和学术平台。就本书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研究而言，其以都城考古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则是对此的初步尝试。它既属于都城考古学范畴，又同时具有都城史和建筑史研究的一些特点，这种三重性的有机结合乃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2.重视都城形制布局特点，加强研究力度

抓住都城形制布局的特点，是对其进行研究和加强研究深度的关键之一。宋至明代的都城数量多，形制布局复杂，内涵丰富，各有特色。因此，该时期不同都城本书各列专章进行个案研究，并多设专节探讨各个都城形制布局的特点，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此外，本书还较重视宋至明代都城在总体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前面已经介绍，在此仅再次强调如下诸点。第一，皇城独立于宫城（隋唐皇城依附于宫城，位于宫城之南），在宫城之南形成独立的宫廷广场，都城呈皇城环套宫城、外城环套皇城的三城环套形制。第二，宫城形制布局逐渐走向规制化、礼制化和规范化。第三，都城逐步强化规划作用，都城规划理念和手段与较强的自然观主导都城形制布局。第四，随着商品经济和商业的发展，里坊制向街巷制和胡同制转化，对都城形制布局产生重要影响。第五，都城功能区划以社会功能和实际需求为基础，功能分区逐步细化，配置基本有定。第六，长江南（如临安和南京）、北，长城南、北（如辽上京、金上京）的都城，在形制布局上存在较大差异。上述两种差异，前者以地域和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为主因，后者则是不同民族因素起主要作用。

除上所述，另外一种特点是多民族共同参与都城规划建设。宋代以后，占有中国半壁江山的契丹族、女真族，统一全国的蒙古族和满族，直接参与了都城的规划建设，这种现象是空前的（此前仅拓跋鲜卑的北魏阳城对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布局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可以说宋代以后都城形制布局的成就，乃是汉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和满族等各族用心血共同培育的奇葩，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以中华民族和文化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物化形态，而成为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丰碑和铁证。因而本书特别注意到以当时少数民族为主营建的都城，如何在汉族传统都城规划理念的框架下，融入本民族城建理念和生活习俗的特点，而创造出新的都城形制布局，以及其作为该阶段都城规划理念动态变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何影响到这个阶段都城形制布局变化和走向，这是研究宋代及其以后都城形制布局变化发展规律及其承袭演变轨迹必须掌控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本书较重视各个都城形制布局的特点及其在总体上的特点，并使之成为研究的抓手，从而既加强了各个都城形制布局具体分析的力度，又可在总体上将宋至明代都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以为构建这个时期都城形制布局体系创造条件，这也是本书的主要探索之一。

3.继承已有研究成果，在总结基础上创新

前已指出，本书较全面地继承了都城考古学、都城史和建筑史对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研究的已有成果。但是这种继承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在尊重已有成果，又不拘于旧说的前提下，进行筛选、梳理、整合、概括和总结，然后将其纳入本书的研究体系之中，使之变成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本书重新对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进行了全面、系统和综合性的再研究。

本书对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的研究，除常规的程序和论述之外，还特别注意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力图较全面地勾勒出各个都城体现其都城规划理念的物化形态，较完整地呈现出各个都城形制布局的具体架构。第二，根据各都城的具体情况，分析其形制布局特点和布局艺术。第三，根据这个时期都城形制布局的共性，分析各个都城形制布局间的承袭演变关系，探讨这个时期都城形制布局的发展变化规律，以为今后构建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较完整的体系奠定初步的可资借鉴的基础。第四，将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置于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布局发展演变序列之中，进行必要的比较研究。同时又将这个时期各个都城形制布局置于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发展演变序列中，进行比较研究。如此，不仅可以加强研究的力度，而且还可为今后构建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布局体系做前期准备。基于上述诸点，使本书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和创见。这些新见解和创见与已有的成果融为一体，则形成了全新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首部全面、系统阐述宋至明代都城形制布局的专著。就此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本书乃是迄今为止宋至明代（清代）都城形制布局研究的初步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历代都城皆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宗教、教育、文化艺术和科技等方面的中心，是统领当时全国各项主要事务的中枢，因而都城的形制布局和都城的状况就代表了当时城市的最高发展水平和社会实态最集中的缩影，所以都城考古学也因之成为各个时代考古学的龙头。在这种情况下，都城形制布局作为都城考古学和建筑史都城研究的骨架和核心，同时也是都城史和相关学科研究都城的载体和主要内容之一，故成为都城研究领域关键性的学术课题。因此，对都城形制布局的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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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清承明制，仍建都于北京城，城的形制同明北京城，故一般仅言宋至明代都城。

[2] 西京洛阳即隋唐东都洛阳。开宝（968～976年）、政和（1111～1118年）年间曾加修葺。城周围五十二里九十步，辟九门。皇城周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辟七门。宫城九里三百步，辟六门，有太极、天兴等殿，宫室合九千九百九十余区，规模宏伟。西京园林较发达，为分司所在，是权贵豪绅和学者名流荟萃之地。1992年对北宋西京洛阳城东城衙署庭园遗址进行了发掘，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宋代衙署庭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6期）。

[3] 南京应天府，城周十五里四十步，辟六门。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二门，一殿。南京在四京中规模最小，但其以汴河东连东京，南入于淮，故在“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形势下，具有沟通江淮之利，地位重要。

[4] 北京大名府，城周四十八里二百零六步，门十七。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原为真宗驻跸行宫，辟五门，有班瑞、时巡诸殿。大名府地当南北水陆交通要冲，为河北重镇。

[5] 南宋初，高宗曾接受主战派将领李纲的建议，以江宁府为东都，并曾下令修缮城池和宫殿。建行都后，将南唐宫城改为行宫，宫门前虹桥改名“天津桥”（今内桥）。曾耗资50万贯，用大砖百余万块营建行宫（包括40座左右殿堂馆阁）。并在今清凉寺后南唐避暑宫旧址建翠微亭，在今昇州路西水门上建赏心亭，在青溪上建20余处亭台楼阁，供官僚士大夫游览享乐。

[6] 1121年金克辽上京，只称临潢府，1150年为临潢府路，1153年辽中京改称北京后，临潢府归北京路。金五京之制完成于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此时海陵王迁至中都，削会宁府上京称号，增加以汴京为南京，仍为五京。后来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又复会宁府为上京。

[7] 《金史》卷一一一《撒合辇传》（为叙述方便，详细版本信息，见“主要征引书目”，全书同）。此时已至金亡前夕，虽增加一个中京，已无实际意义，与五京制无关。

[8] 《元史》卷八《世祖五》。本书第六章、第七章有专文论述。

[9] 《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一》。本书第五章有专文论述。

[10] 明南京、中都和北京城，本书第八章至第十章有专文论述。

[11] 从宋至清代都城与诸京一览表来看，其中有七座与今城市相重，余者均在今城市近旁或不远之地。

[12] 若加上宋西京河南府、金中京金昌府所在地洛阳，宋至清代都城在七大古都中则占其五。

[13] A.《十三经注疏》四《周礼注疏·冬官考工记第六》卷第四一“匠人”条，引文参见注疏之解释。
B.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版）第204～209页“营国制度”一节，对上述引文的解释可作参考。即“匠人营国……市朝一夫”：此段述王城规模、形制、结构。其左右前后相对规划位置“均系以宫为基准而言的”。故“宫之规划位置当在城中央，此‘宫’乃指包括朝寝宗庙等宫廷筑群所构成之宫廷区，‘朝’则指宫城前方之‘外朝’。‘朝’及‘市’的规模，均为一‘夫’，即占地一百亩”。“庙门……应门……”：说朝庙门制，“路门为路寝之门，亦即燕朝之门。应门为治朝之门，也是宫城的正南门。此二朝都在宫城内，故又可统称为内朝。庙，指宗庙。庙门即宗庙之总门，闱门为庙中之门。从这段话的叙述顺序，似含有暗示庙在宫城外之意”。文中指出“宫城前方为外朝，后面为市。宗庙、社稷则据主轴线对称设置在外朝之左右两侧。这便是宫、朝、市、祖、社五者的相对规划位置和其组配关系”。“内有九室……九卿治之”：“此段实说明两个重要问题。首先说明宫廷规划为前朝后寝之制。文中‘内’‘外’，系就路门而言。路门为路寝之门，故云‘内有’‘居之’，以示宫寝在门内。门外则称‘外有’‘朝焉’，表明门外为朝。此朝即上段所说的治朝。可见宫城内的布局，当为前朝后寝。其次，说明视城若一块田地，按井田形制，将城划为九分，以布置各种不同的分区。以中央一分充作宫城，其余八分分别安排宗庙、社稷及外朝所组合之宫前区以及官署、市、里及仓廪府库等分区。如此划分，显然与城的使用功能有关。”“王宫门……九雉”：“‘门阿’指宫门之屋脊，此处意谓宫城城门屋脊标高为五雉（丈）。‘宫隅’‘城隅’，均指城垣四角。既有‘宫隅’，当筑有宫垣，形成一座宫城。上述之朝寝均置于宫城内。”“经纬……五轨”：“述王城道路制度。南北干道为经，东西干道为纬。顺城环行道为涂，城外干道为野涂”；“‘轨’即车辙，二辙之间宽周制八尺，按一道三涂之制，‘九经九纬’实为南北及东西干道三条，道宽为周制七丈二尺。‘环涂’道宽周制五丈六尺，‘野涂’道宽周制四丈。”

[14]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版）第207页。

[15] 《十三经注疏》七《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九“庄公十八年”条。

[16] 元大都城的形制布局与“营国制度”无直接关系，详见本书第七章。

[17] 到明代时采用模数规划宫城各建筑群，形成不同的等差，其中主要大殿刻意采用数字“九”和“五”相互配合，以“九五”之尊，代表皇权至上。其他不同等差情况，参见正文。

[18] 建筑史对历代都城的研究，重点也是复原都城形制布局，这个问题后文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