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个人叙述声音的可能
个人叙述声音是指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它重在申明个人解释自己经历的权利及其有效性。在既不脱离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中的叙事常规与社会习俗，又与这种常规和习俗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创建了自己的作者声音。
《公开的情书》作者刘青峰、黄平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他们的另一部作品：“《太阳岛的传说》是一部电影诗。这个作品写于1975年海城大地震后，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当时，整个中国陷入一种焦急地等待和不知所措的状态。全中国的人都在等待大事变的来临，又不知这一巨变会以何种方式发生。长诗的情节在一个孤岛上的地震预报站展开，岛上存留着大量古代人留下的创制辉煌的巨大石像。三个人物是三代人，生活在石像巨大的阴影中，他们之间互不说话。因为那个年代，说话除了表态和说谎外，并没有真实的沟通意义。种种测试表明大地震随时会发生，但到了那一刻地震并没有发生，反而是新生命的诞生。有个朋友后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预言：‘文革’随着毛泽东病逝结束，中国并没有发生大动乱。我们有地震活跃期的生活体验，又对科学感兴趣，找到这样一种创作形式写作，至今难忘。写完这个作品后，我们就告别了文学写作。‘文革’中的文学写作完全不同于1980年代或1990年代，那时是为自己创作，从没想到要发表什么的。”[16]很明显，作家力求以个人化的方式思考与写作。这样一种思考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末期文学创作最有意义的现象，并逐渐成为作家的自觉追求之一。1976年之后的小说技巧并非一开始就和题材、主题或人物并驾齐驱地同步前进。一批又一批的小说闯开了题材的禁区赢得了万众瞩目：各种主题振聋发聩的力量从多方面启蒙人们；一些难以忘怀的人物在小说中竞相出现。这时，小说技巧却仅仅处于恢复状态——传统技巧逐步开始复苏。当然，倘若考虑到一度强制推行的那些虚假的冲突程式和政治打气筒吹出来的人物，那么，这种恢复本身也同样具有不凡的勇气。作家在这些人物中寓托了自己对于现实的种种情感与思索。“干预生活”的社会责任感时常敦促作家借助小说对此加以表达。艺术探索的蛛丝马迹也同时出现了，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人物与事件，而且还有色彩、调子、氛围。流传于民间的《公开的情书》和《波动》则是更早自觉将独特的主题展示于独特的艺术形式之中。不过，当时人们更多的只是在作家个人风格的意义上估量这些现象，而不曾预见为小说艺术革命的先兆。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作家通过跨越时序的重新组合而做出了相形益彰的前后对比——小说的结构技巧本身就显示着作家对于素材的特殊思索方式。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将人们引入主观体验，生活的碎片化在作品中展开。
20世纪70年代末小说形态在不断裂变中，开始走向了开放化、多元化，小说艺术模式日益丰富：比如“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笔记体小说、“哲理化”小说等，这些小说形态不仅仅作为某些抽象的概念被提出，而是最终被接纳，并深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这些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的小说艺术尝试，使得当代小说创作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模式和狭窄的低层次“故事”格局以及意识形态的禁锢，充分显示了文学自身的力量与魅力，以及特殊时代中作家的勇气与责任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2期）
[1] 李洁非、张陵：《小说在此抛锚——对当代中篇小说所处位置的解说》，《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
[2] 刘锡诚：《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3] 刘锡诚：《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4] 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5] 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6] ［德］瑙曼等著，范大灿编：《作品、文学史与读者》，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7] 李洁非、张陵：《小说在此抛锚——对当代中篇小说所处位置的解说》，《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
[8] 刘心武：《短篇小说选（1977—197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9] 刘心武：《短篇小说选（1977—197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10] 刘心武：《短篇小说选（1977—197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17页。
[11] 刘心武：《短篇小说选（1977—197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页。
[12] ［德］瑙曼等著，范大灿编：《作品、文学史与读者》，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13] 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14]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5] 转引自丁帆《贾平凹的描写艺术》，《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16] 刘青峰、黄平：《〈公开的情书〉与70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