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伤痕”到“反思”的观念嬗变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即处在历史大变革的年代，社会思潮陈杂纷纭，一方面是旧的思想和教条的固守，一方面是冲破“凡是”后的思想的解放。如果说1977年的文坛因《班主任》等作品的出现掀起了波澜，但文艺界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仍是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随即而来的1978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文联、作协以及《文艺报》相继得以恢复工作。当我们重观复刊号《文艺报·致读者》一文时，我们可以从一连用了口号式的三个“斗争”的办刊纲领中，感受到文学界主流话语的急迫、焦虑与呼唤：“第一是要斗争！要积极参加全国人民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特别是要积极参加全国文艺界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特别是要积极参加全国文艺界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他种种谬论，批判阴谋文艺，在斗争中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二是要斗争！要为彻底粉碎‘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精神枷锁，完全解放文学艺术的生产力，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而努力。”“第三还是要斗争！要为培养文学艺术的新生力量、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而斗争。”[2]显然，这种文风和话语方式，与当时文艺界对“四人帮”的愤怒之情和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的如火如荼的形势是合拍的。同时也显示了当年办刊者们的观点，即《文艺报》还应是党在文艺界的“喉舌和哨兵”。作为“喉舌和哨兵”的主流话语急切寻找文学艺术的“新生力量”，这一“新生力量”很快被确认，“我们的文艺，已经出现了新的路子，它们的代表作就是《哥德巴赫猜想》《班主任》《丹心谱》等。……这些作品不仅揭露问题尖锐，而且能够给人以振奋的力量，我们应该支持”。[3]作为评论家和《文艺报》主编的冯牧，对于文坛上这些破土而出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新作是抱着热情欢呼的态度的。当然持这种欢呼态度的不止冯牧一人，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态度。

于是暴露文学、伤痕文学很快成为主潮，并执行了对现实与社会的政治批判职能，呼应了“斗争”的需要。然而伤痕文学对于“文化大革命”还仅仅是一种直观，即满足于表达作者从这段生活中直接得到的感受，而围绕着感受所做出的评价也没有超出现象本身的范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伤痕文学”从主题意义层面来看，其承载的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虽然它的确带有主流话语的历史选择性。但是从文学与历史的内在关联来看，“伤痕文学”对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思想文化发展意义重大，其对历史的解释虽然带有意识形态性，然而它以集体的名义和文学的方式干预了历史的进程，也为新时期文学的展开提供了思路。孟繁华先生这样评价《班主任》：“《班主任》开启了一个新的话语时代，无论是它的内容设置还是叙事视点，都具有明确无误的启蒙意味。‘班主任’面对患有时代病的孩子们，他的身份使他自认要担负起启蒙的角色，他的疾呼和自我定位，也重新确定了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自我认定的社会角色。”[4]事实上在“伤痕文学”时期，很难再有其他作品可以比肩《班主任》所承载的文学史意义，但是，“当它被确认为先驱或标示之后，它的意义即已终结”[5]。

我们认为“文学是一种以艺术的语言形式具体化的表达方式，并且客观地反映了个人以及社会的，总之是为历史所特定的希望、梦幻、偏见和忧虑，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文学史才和一般的历史真正地融合在一起，并且为解释历史做出自己的贡献”[6]。在“伤痕文学”有限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呈现后，真正能够表现历史特定的“希望、梦幻、偏见和忧虑”，并为“解释历史做出自己的贡献”的是1979年前后兴起的“反思文学”。《大墙下的红玉兰》《永远是春天》《铺花的歧路》《第十个弹孔》《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小说的出现，它表明文学发生了这样一次转折：叙事文学的旨趣已经从表现阶段性的现实上升到表现更为宽阔、更为整体的历史，已经从政治问题的解答上升到哲学问题的思考。这个转折同样可以表述为：“小说创作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对生活的反映而试图形成某种具有思辨意义的观念成果。”[7]而且反思文学也标志着叙事文学审美价值观的确立，改变了认识价值决定一切的文学观念。

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内在变化，表达了“群体声音”的一种求新、求变的渴望，渴望从以雄辩的、直接呼吁的方式传播政治或道德准则的文本，或者不考虑表现内在行为的文本，转向更富有思辨力、情感性和审美精神的文本，这是文学内在规律的体现。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反映，最终实现了文学参与历史进程的最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