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集体叙述的超表述意义

通常我们在解释新时期初文学时，都会将其引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路径上去，并以此来彰显新时期初文学同“十七年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内在联系。在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的小说创作时，《人民文学》主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照，1977年至1978年入选的作品被集结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1977—1978.9》中，该书由荒煤做序言《篇短意深 气象一新》，他写道：“这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文学创作回到生活，回到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回到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重大成果！”[8]这恐怕是对这一时期小说创作比较切实的理解，暴露文学、伤痕文学并未从容地踏上现实主义的旅途，而是回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重视的仍是文学教化功能，“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是把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令人发指的罪恶：他们怎样卑劣地迫害干部和群众，怎样践踏了党章和宪法，败坏了党的威信和传统，怎样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样制造了干部、群众、家庭之间的分裂，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留下深刻的‘伤痕’，更加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们肆无忌惮地腐蚀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灵魂！”[9]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仍局限在“作者总是要通过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去揭示矛盾的。也必然要向读者提出问题，并且回答问题”[10]。“文学艺术的一个特殊功能，就是培养人的性格，要发挥艺术的思想感情与道德的教育作用，简言之就是塑造人的灵魂，培养人的新的道德观、革命精神”。[11]在这种文学期待中，集体叙事的内在目的性被规约和封闭，文学叙事声音高度重合。历史惯性中的这些文学作品无法承担开启新时代的重任，《班主任》与《伤痕》等作品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现实主义精神、悲剧意识的回归，而在于其作为历史中间物所带有的“过渡性”。

事实上，像《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飞天》等作品的出现及其出现后所引发的争议，才是历史转折期最具有代表性与现实性的文学话题。因为我们理解“现实主义文学就是将个体的一个个进程、行为、态度、行动化成虚构文本中的鲜明的、具有代表性的形象，而这些形象又在特殊中表现出了对所有同类事情具有本质意义的一般。……换句话说，现实主义文学是要引起一种过程，以便使从生产的方面以及从接受的方面参与这一过程的社会个体对他们所面临的生活问题达成社会的理解”[12]。“《飞天》内在的语义系统与当代文学的传统发生了背离。作者放弃了既有的写作规范，不仅以极大的勇气刻画了特权人物的丑恶嘴脸，同时也写出了普通人或被害者可以理解的动摇和变化。它的艺术魅力源于作者对现实和人的理解及现实主义的叙述。”[13]

《晚霞消失的时候》却不能再被认为是一种直观，它已经成为一种思辨。这种思辨特征显示为，从外在意图上超越“文化大革命”本身——不仅仅叙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状，并且刻画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人的心态，这种时空上的拓展表明小说也已觉悟到应该达到关于事物的更为宏观的把握。这些中篇小说创作上的哲学化倾向，表明新时期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收获——悲剧意识，开始发生和逐步展开。这里所说的“悲剧意识”是建立在严格的哲学和美学基础之上的；它在“伤痕文学”和“暴露文学”层次上既不可能并且事实上也没有构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