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以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的登第为标志，唐代的诗歌在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重新进入一个名家辈出、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自由繁荣阶段。在低沉伤感中徘徊着的大历诗人逐渐淡出中唐的诗坛，而以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一辈诗人则逐渐登场，成为诗坛新的领军人物。他们各领风骚，追求新变，开拓出中唐诗歌世界的新天地。与盛唐诗人生活在强盛、富足、自由、开放的时代环境不同，他们出生于危乱中，成长于动荡时代，对国家、社会、人生以及文学有着与盛唐诗人完全不同的体会和感受。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危机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他们思想、灵魂的深处涌动着一股变革现实、改革文学的精神与力量。在社会政治问题上，通过改革政治来再图中兴，实现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再现辉煌，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情。不过，在文学上他们却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并登高而呼，借助群体的力量，实现他们的文学主张，达到革新文学的目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1]也就是说文学只有在通变中才能推陈出新，不断发展。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尚奇诗派和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尚俗诗派，尽管两派风格迥异，但他们都是在盛唐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开拓创新，追求新变的结果。对于前者，历来文学批评家和评论者看法比较一致，并且不吝赞美之辞，如清人叶燮就认为：“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殴、苏、王、黄，皆愈为发其端，可谓极盛。”[2]但对于后者，人们多为其表象所蒙蔽，较难认识到元白诗派在当时诗歌革新中的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他们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至今尚有不同意见。对此，陈寅恪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
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钜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3]
陈寅恪先生以其宏观高度，通过具体而微的研究，在分析比较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的关系及各自所产生的影响后，得出上述结论，是让人信服的，也廓清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元白新乐府诗歌的偏见。现在，随着对新乐府诗及元白诗派研究的深入，这一观点已普遍为学界所接受。另外，独立于两派之外的诗人柳宗元、刘禹锡，他们的诗歌也开拓了新的题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总之，中唐的诗歌领域里充满了变革精神。
在中唐诗歌这种求新求变的意识下，同样具有开风气之先河的诗人，积极参与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一位诗人不应该被忘记，这就是李绅。正如前文所论，在大历诗人逐渐淡出诗坛的背景下，李绅与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一同出现于中唐诗坛。如《新唐书》本传云：“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苏州刺史韦夏卿数称之。”[4]《旧唐书》本传亦云：“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5]可见李绅在青少年时期诗歌就已经很出众，他的《古风二首》更得到名士吕温的激赏。贞元、元和年间李绅与元稹、白居易一见如故，从此诗歌酬唱往来不断。元、白对其诗歌亦十分称赏，如白居易在《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老张知定伏，短李爱应颠”句下自注到：“张十八籍，李二十绅皆攻律诗，故云。”[6]又《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句下自注：“李二十常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7]元稹《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李多嘲蝘蜓，窦数集蜘蛛。”句下注云：“李二十雅善歌诗，固多咏物之作。”[8]从元、白的口气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绅的诗歌稍逊于白居易，而与元稹在伯仲间。可惜的是，李绅早期的这些诗歌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更为当时人瞩目的是，在唐宪宗元和中兴的背景下，以三人为核心发起的新乐府运动，在唐代乃至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李绅的首创之功犹不可没。他在初任校书郎之时，受到当时开明政治气氛的感发，针对现实，大胆讽喻时事，先于元、白创作出《乐府新题二十首》，并很快引发元、白的响应，掀起了新乐府运动的高潮，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急转和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高潮的结束，李绅的《乐府新题二十首》也逐渐被人遗忘，甚至连诗人自己都不再提起，或许不久即失传。如今，我们只能从元、白的和诗中隐约窥其原貌，这是非常遗憾的，不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是个损失，也因此影响了后人对其诗歌的准确评价，导致对其在中唐文学史上地位的忽略。直到近代，胡适之先生著《白话文学史》，把他归入有意兴起文学革新运动的元白诗派，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些文学史开始把他称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但也往往由于缺少具体材料只能一语带过，非常笼统。此外，李绅后期的诗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个人仕途的起沉升降，加之被卷入党争的旋涡，早期的锐气被现实消磨殆尽，最终在自然闲适和平凡自得中追求诗歌的雍容典雅。可以说他后期的诗歌，主要是《追昔游集》，脱离了元白诗派的方向，不再关心社会时事，心态内敛，躲进个人情感世界的狭窄圈子里，自抒一己之情，追求诗歌艺术的技巧，大力创作律诗，学习齐梁，诗风繁丽，逐渐向晚唐诗风过渡。虽然这类诗歌在成就上不能与当时的韩孟、元白、刘柳等人角争强弱，“然舂容恬雅，无雕琢细碎之习，其格究在晚唐诸人刻划纤巧之上也。”[9]其他诗歌，如对元白的长篇叙事诗有着直接影响的《莺莺歌》，虽然残缺不全，但依然闪烁着光芒，引起今人的重视。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唐诗人个案的研究已经由名辈大家转向二三流诗人，如孟郊、贾岛、张籍、王建等，但对于李绅却较少有人关注。因此，对李绅的诗歌作一个全面而具体的研究，比较客观地认识和了解其在中唐乃至中国古代诗歌上的地位，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笔者作此著的主要目的。
另外，李绅不仅是中唐诗坛上具有一定影响的重要诗人，也是在中唐政治史中留下鲜明轨迹的重要人物。在长达数十年的牛李党争中，李绅始终支持李德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被公认为是李党的核心成员。在中晚唐几桩具有重大影响的公案里，如长庆元年的科举考试案，横跨会昌、大中年间的吴湘案，李绅都被卷入其中，与事件有直接关联。其他，如元和二年无辜被卷入李锜反叛案，长庆年间与李逢吉的权力之争，会昌年间与李德裕谋划平定泽路叛乱，等等，也都有他的身影。因此，研究李绅也有助于研究中晚的唐政治与历史，并从中了解李绅及当时相关人物的心态、思想等。并且，这些事件也在李绅的诗歌中有所反映，如《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一诗就真实记录了其与李逢吉相争的实情，具有诗史的性质，诗史可考证对于研究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笔者作此著的另一重要目的。
[1] （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卷六《通变》，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1页。
[2] （清）叶燮：《原诗·内篇上》，霍松林校注，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3]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页。
[4] 《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一《李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47页。为方便，以下凡引用皆直接称《新传》，不再作说明。
[5]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李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97页。为方便，以下凡引用皆直接称《旧传》，不再作说明。
[6]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8页。
[7]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十六，第1053页。
[8] 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0页。
[9]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