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绅的家世、生平与思想

第一节 李绅的家世

一 庶族身份考

据《旧唐书》载，李绅出生于名门世家，家族中官至宰相者多人，然其真实家族身份却存疑，笔者认为其非山东赵郡李氏，或系李姓庶族，考证如下：

按照传统史料的记载，李绅出身于山东五大著姓之一的赵郡李氏，如《旧传》称其“本山东著姓”，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将其列于赵郡李氏南祖之后。这也可以从当时其他的相关材料中得到印证，如白居易《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并序》中称其为“赵郡李公”[1]，沈亚之《李绅传》云其“本赵人”[2]。当然这些说法都是有根据的，因为李绅的曾祖李敬玄在高宗仪凤间“拜中书令，封赵国公”[3]，而封号往往与其祖籍地或先世有关。故卞孝萱、卢燕平的《李绅评传》云李绅“出身于魏晋以来山东五大士族之一的赵郡李氏”[4]。不过，仔细阅读相关史料，笔者对此说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先从赵郡李氏说起。赵郡李氏为山东五大望族，今据《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十一《上声·六止·李》、《北史》卷三十三《李孝伯传》、卷一百《序传》等简叙其世系：赵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昙次子玑，字伯衡，秦太傅。三子：云、牧、齐。齐初居中山，为辽东李氏祖。牧为赵相，《史记》卷八一有传，始居赵郡。牧三子：汩、弘、鲜。汩，秦中大夫、太子詹事，生谅，谅生左车、仲车（《宰相世系表》云：汩生谅、左车、仲车，恐误，今从《古今姓氏书辩证》）。左车，赵广武君。左车九代孙就，徙居江夏平春，为江夏李氏祖。左车十代孙颉，始居汉中南郑，为汉中李氏祖。十三世孙恢（《北史·李孝伯传》云十四世孙，误，今从《宰相世系表》及《古今姓氏书辨证》），汉桓、灵间，高尚不仕，号有道大夫。生定，字文义，仕魏，位渔阳太守。有子四人，并仕晋。平字伯括，为乐平太守；机字仲括，为国子博士；隐字叔括，保字季括，位并至尚书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时谓之“四括”。机生群、瑰、密、楷、越。楷字雄方，晋司农丞、治书侍御史，避赵王伦之难，徙居常山。有男五子：辑、晃、芬、劲、叡。叡子勖，兄弟居巷东；劲子盛，兄弟居巷西。故叡为东祖，芬与弟劲共称西祖。辑子护宗，高密太守，子慎敦，居柏仁，子孙甚微，与晃南徙故垒，故辑、晃皆称南祖。自楷徙居平棘南，通号平棘李氏。平棘，据《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三，属河北道赵州。又《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平棘县云：“赵郡李氏旧宅，在县西南二十里。即后汉、魏以来山东旧族也，亦谓之‘三巷李家’，云东祖居巷之东，南祖居巷之南，西祖居巷之西。亦曰‘三祖宅巷’也。”

从以上可以看出，赵郡李氏是一个非常重视家族传统，自觉维护家族延续性的族群，“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5]。这也是赵郡李氏能够在自古多奇士的燕赵之地“克广门业，道风不陨”[6]的重要原因。然而，北朝时期声望日隆、家风严谨的赵郡李氏族谱却突然在李绅的九世祖善权前出现断裂，这确实让人感到突兀，令人生疑。《宰相世系表》云：“南祖之后有善权，后魏谯郡太守，徙居谯。”[7]只笼统云“南祖之后”，却不交代具体世系，这在赵郡李氏《宰相世系表》中是个例外。按《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定著六房：其一曰南祖，二曰东祖，三曰西祖，四曰辽东，五曰江夏，六曰汉中。宰相十七人。南祖有游道、藩、固言、日知、敬玄、绅、元素；东祖有绛、峤、珏；西祖有怀远、吉甫、德裕；辽东有泌；江夏有鄘、磎；汉中有安期。”东祖、西祖、南祖其它支派都具有赵郡李氏的延续性，谱系关系清楚，独李绅一支（敬玄、元素为善权六代孙，绅曾祖）与南祖的世系关系模糊不清，推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宰相世系表》编撰者省略不书；二是谱牒失传或缺损；三是有人故意模糊，以假乱真。

比较《宰相世系表》与《古今姓氏书辩证》，两书所记李绅世系完全相同。按《古今姓氏书辩证》：“自《风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从之，而于《元和姓纂》抉摘独详，又以《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二书互为参校，亦往往足补史传之阙。”[8]其对校考当时所存各种姓氏书，显然比《宰相世系表》简单地“取诸家谱系杂抄之”[9]更翔实精审。然两书所记完全一致，则只能说明各自编撰者所见李绅世谱系原本如此，故《宰相世系表》编撰者省略不书之可能基本可以排除。

从魏晋隋唐时期重家世、兴谱牒的情况来看，第二种原因亦可排除。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序》云：“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密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亦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10]可知在隋唐之前，谱牒不仅仅与家族相关，更是管理国家与选拔人才的重要工具。官府掌管的“簿状”与家族私存的“谱系”并存互补，保证了各个家族世系的延续性与谱牒的完整性。尤其对于赵郡李氏这样的名门望族来说，谱牒的修撰与保存肯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家族成员亦不可能因为迁离而断裂或脱离与家族原有的关系。故谱牒失传或缺损的可能性很小。

至于第三个原因，这里首先要提及的就是李绅的曾祖父李敬玄。李敬玄，《旧唐书》卷八十一、《新唐书》卷一百零六有传。《旧唐书》言其“博览群书，特善五礼”，具有山东旧族儒学礼教的风范，“风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后深得马周及许敬宗之推荐延誉，又娴于吏治，知人善任，最终位及宰相。不过在门第之风依然盛行的初唐，李敬玄能身居高位，与其善于利用山东旧族之影响分不开。《旧唐书》云其“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11]。《新唐书》记载与此相同。显然，李敬玄利用了山东士族的身份，但这并不表明他就是正宗的山东旧族。唐初，特别是高宗时期，为限制和削弱山东旧族对政治的影响，高宗“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12]。虽然高宗的诏命有限，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山东旧族之间的相互通婚，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山东旧族相互标榜的自大心理，至少使他们在行为上有所收敛。如《太平广记》卷一八四《氏族·七姓》所引《国史纂异》云：“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七姓，其祖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婚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13]政治地位不高的山东旧姓通婚尚且如此遮遮掩掩，那么，身居高位、深得高宗宠任的李敬玄如何敢“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如此大张旗鼓、肆无忌惮、一而再再而三地公然与山东旧族通婚？而高宗既然不行惩治，仅是“知而不悦”，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李敬玄出身庶族，而冒名为山东望族赵郡李氏之后。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即使是位及人臣者也不能免俗。岑仲勉先生云：“一姓常不止一望，举其着望，则目为故家（如李积自称陇西李积），举其不着，则视同寒畯，攀附宗枝之习，于是乎起。李敬玄，谯人，而与赵郡李氏合谱；张说，洛阳人，而越认范阳；王缙望太原，而越认琅琊。此三人皆宰相也，犹必冒认名宗，正所谓势利之见，贤哲不免。”[14]不过，李敬玄的高明之处在于能通过合谱的方式嫁接于赵郡李氏之后，做到以假乱真。通过合谱变身望族，这在李敬玄之前已有先例，如李袭誉本金州安康人，因有功，唐太祖李渊特诏其与陇西合谱。《唐大诏令》卷六十四《安康郡公袭誉听合谱宗正诏》云：“太仆少卿、安康郡公袭誉，我之同姓，派别枝分，惟厥祖考，世敦恭睦。袭誉部率宗人，协同义举，立功巴蜀，诚节频闻。宜有褒荣，用超阶序。特听合谱宗正，恩礼之差，同诸服属。”[15]当然，合谱会导致谱系的淆乱，必然引发望族的激烈反对，因此合谱也非普通庶族所能为，而一旦成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跻身望族行列。这也可以解释在谱系上李敬玄只能追述至六世祖，而无法与赵郡李氏衔接上的原因。同时，为掩人耳目，谱牒在叙述上采用了一种模糊的方式，只笼统云“南祖之后”。之所以挂靠南祖，据《宰相世系表》来推测，大概是因为东祖、西祖其世系皆记载清晰，唯南祖之一辑其后代“子孙甚微”。这样在现实操作中不至于引起他人太大的怀疑。不过，不管其如何掩饰，我们还是能发现伪造的痕迹。如为了解释其祖籍谯县的问题，云其祖善权为“后魏谯郡太守，徙居谯”。但后魏并无谯郡，《元和郡县图志》卷七云谯县“汉旧县，属沛郡，晋属谯郡。后魏无谯县，有小黄县。隋开皇三年，以小黄县属亳州，大业二年改小黄县为谯县。三年，以亳州为谯郡，县仍属焉”[16]。《太平寰宇记》卷十二亦云谯县“汉县，属沛郡，莽曰延成亭。后魏无谯县，有小黄县，置陈留郡。隋开皇十年废郡，县属亳。大业二年改小黄为谯县”[17]。故所谓善权“后魏谯郡太守”之说或系李敬玄的杜撰。

从以上诸多疑点来看，笔者以为李绅曾祖父敬玄本非山东旧族，但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地位，他不但与山东旧族联姻，还通过与赵郡李氏合谱的方式，摇身一变成为山东旧族。并且在合谱的过程中为了不引起后人的怀疑，故意采用模糊的叙述方式，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绅的先祖虽然世代为地方官，如八世祖延观，徐、梁二州刺史；七世祖续，马头太守；六世祖显达，隋颍州刺史；五世祖迁，唐某某二州别驾，赠德州刺史；高祖孝卿，穀州治中，右散骑常侍，赠邓州刺史，却始终处于国家政治权力的边缘，地位并不突出，且史书中亦未曾有任何活动的痕迹，所以李绅出身普通地方庶族的可能性较大。

当然，李敬玄能通过合谱的方式实现家族身份的改变，不但与当时士、庶关系混乱的社会背景有关，亦与其自身掌握的政治权力有关。随着唐初政治形势的改变及寒庶阶层的兴起，士族与庶族或寒族之间的关系已不如魏晋南北朝时那样泾渭分明。一方面，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打击，传统世家大族的势力大为衰落，出现“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18]的现象；另一方面，凭借着世代累积的家族传统势力，他们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而庶族出身的新兴权贵，虽然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但在社会地位方面他们依然屈服于世家大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兴权贵便希望通过与传统世家大族特别是山东旧族攀婚的形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藉以巩固自己的既有势力。如唐太宗时期，“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19]同时，一些已经沦落的士族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高贵出身，以求得新兴权贵的荫护。如“（李）义府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亦与同谱叙昭穆，及义府出为普州刺史，遂即除前。义府闻而衔之，及重为宰相，乃令人诬构其罪，竟下狱自杀”[20]。于是，传统的世系关系被打破，庶族之家或清寒之门，或伪造郡望，或篡改谱牒。如上所述之李义府，本瀛洲饶阳，却自言为赵郡。这种混乱状况，从唐太宗诏高士廉等撰《氏族志》就可见一斑，故不得不“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21]。

正是在这种新旧交替、士庶混杂的情况之下，李敬玄先是通过与山东旧族联姻获取他们的支持，继而以合谱这种为统治者所允许的合法方式巧妙地实现了世系的改头换面，堂而皇之地跻身于赵郡李氏之后，由普通庶族变成高门大族。仪凤元年，李敬玄“拜中书令，封赵国公”，标志着其山东士族的身份被正式认可。而李敬玄之后代，不但在生活方式、家风传统等方面迅速融入传统山东旧族之中，在政治上也能够维持一定的势力，因而其新身份不但没有被人怀疑，反而得到进一步认可。其子孙一方面能够像山东旧族一样谨守儒教，如孙晤“笃于家行，饰以吏事。动有常度，居无惰容”[22]。且坚持与名门望族联姻的传统，维持自矜的所谓清华声望：子守一，娶荥阳郑氏；孙晤，娶范阳卢氏；曾孙继，娶博陵崔氏；玄孙女尚河东裴达。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固步自封，具有比传统士族更强的适应社会的能力，以及庶族积极进取、不安现状的精神。如将先辈改葬长安白鹿原[23]，既表示与中央政权的靠拢，也有利于家族在长安的发展。不再靠恩荫，积极参加进士科考，如李绅前后两试，于元和元年中第[24]。此外，李绅无疑是将此家族再次带向兴盛的重要人物，在他身上依稀可见当年李敬玄的影子。自小接受儒教，“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旧传》），善于诗歌，治吏刚严，有善政，是李德裕党的骨干成员。会昌二年入相，再封为赵郡公。如果说李敬玄当初伪造世系具有一定投机性和偶然性的话，那么，李绅被封赵郡公则是实至名归的必然结果。这不但说明李绅一支作为赵郡李氏的重要旁支已得到全社会认可，而且俨然有压倒其他旁支的势头，故《宰相世系表》列其为赵郡定著六房之一。当《宰相世系表》的编撰者理所当然地将李绅世系列于赵郡李氏南祖之后时，这一切就已定格，而后人所看到的已不是历史的本来。

因此，笔者以为如果从李绅的先世来考察的话，李绅的真实出身实为山东地方庶族，而不是相关史料所说的山东旧族赵郡李氏之后。

二 显宦家世

如果说李绅先世赵郡李氏的家族身份值得怀疑，那么，其显宦世家的出身则是不争之事实。

李绅辉煌家世的奠定者是其曾祖父李敬玄。白居易《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并序》云：“曾祖府君讳敬玄，总章、仪凤间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令、弘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谥曰文宪。才智职业，载在国史。”[25]其事迹能够为国史所载，当然不仅仅是因其宰相之职，其才能功业才是根本原因，这些都可以从后来的《新唐书》《旧唐书》中得到印证。先看《旧唐书》的记载：

李敬玄，亳州谯人也。父孝节，谷州长史。敬玄博览群书，特善五礼。贞观末，高宗在东宫，马周启荐之，召入崇贤馆，兼预侍读，仍借御书读之。敬玄虽风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然勤于造请，不避寒暑，马周及许敬宗等皆推荐延誉之。乾封初，历迁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总章二年，累转西台侍郎，兼太子右中护、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时员外郎张仁祎有时务才，敬玄以曹事委之。仁祎始造姓历，改修状样、铨历等程式，处事勤劳，遂以心疾而卒。敬玄因仁祎之法，典选累年，铨综有序。自永徽以后，选人转多，当其任者，罕闻称职，及敬玄掌选，天下称其能。预选者岁有万余人，每于街衢见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诉者，即口陈其书判失错及身负殿累，略无差殊。时人咸服其强记，莫之敢欺。选人有杭州参军徐太玄者，初在任时，同僚有张惠犯赃至死，太玄哀其母老，乃诣狱自陈与惠同受。惠赃数既少，遂得减死，太玄亦坐免官，不调十余年。敬玄知而大嗟赏之，擢授郑州司功参军，太玄由是知名，后官至秘书少监、申王师，以德行为时所重。敬玄赏鉴多此类也。咸亨二年，授中书侍郎，余并如故。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行吏部侍郎，依旧兼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四年，监修国史。上元二年，拜吏部尚书，仍依旧兼太子左庶子，监修国史、同中书门下三品。[26]

《新唐书》所载大致相同，此不赘述。有学者在考察唐代宰相群体后认为“唐代宰相的初仕，有门荫、科举等途径，无论门荫还是科举，抑或其他，世家大族子弟都占有优势。”[27]而从上述材料的记载来看，李敬玄并不占有这样的优势。其出身如上文所考只是普通地方庶族，也不享有先辈的门荫，其跻身显贵主要因其才能加上适当的机遇。李敬玄出身官僚家庭，接受了类似于传统世家大族的精英教育，博览群书，精通文典，尤善于礼仪制度，这无疑为他的晋仕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机遇也总是降临在这些有所准备的才俊身上，或许是其寒素的身份以及好学而善礼的特点为太宗大臣马周所赏识，“马周启荐之，召入崇贤馆，兼预侍读”，进入东宫陪侍即将登基的高宗，由此开启了一条走向显贵的捷径。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敬玄就是以宠臣的身份而不断升迁，事实上他的才干在这不断的升迁中得以完全展现。自身勤勉，处事精干，更重要的是能选人用人，举贤任能，知人善任。在吏部时他与裴行俭共同合作，世称“裴李”，选拔了大量有用之才。《旧唐书·裴行俭传》记载云：裴行俭“咸亨初，官名复旧，改为吏部侍郎，与李敬玄为贰，同时典选十余年，甚有能名，时人称为裴李”[28]。如重用张仁祎，委之以吏部曹事，整个吏部工作因之而井然有序。在张仁祎心疾而卒后，仍能承绪其法，按部就班，所以尽管李敬玄“典选累年”，却依然“铨综有序”。又如徐太玄者，素有侠义气，因哀同僚母老而主动入狱替其揽赃，遂致免官，十余年不调。李敬玄叹赏其为人，加以擢升，终以德行名世。诸如此类，可见李敬玄确有识人之才的独特眼光。当时“天下称其能”，高宗赐书赞其“资启沃，罄丹诚”[29]，刘昫亦不惜溢美之词，赞其“可谓能举善者矣”[30]，其在高宗朝时应该算是一位能臣。

李敬玄的识人不仅仅表现在对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上，还表现在对文学之士的慧眼识珠和延誉褒扬上。对初唐四杰的盛赞和有意奖拔就是明证。初唐四杰出身寒微，却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敢于冲破阶层的樊篱而挑战世俗旧风，被时人视为露才扬己、浮躁浅露，备受压抑。李敬玄却不为世俗所动，盛加赞誉并大力引荐，力图为他们放出一块地。据《大唐新语》卷七记载：“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等四人，以示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者。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并鲜克令终。’卒如其言。”[31]裴行俭对初唐四杰“器识不足”“浮躁浅露”的评语，只是从他作为一个铨选者的角度，以道德品行作为评判他人是否符合其选用的标准，尽管其对初唐四杰仕途命运结局的预言也不幸言中，但这些都不能掩盖裴行俭对文学之士的偏见。而李敬玄的识人则显然更为全面，不偏执一端，不以偏概全，知人善任，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初唐四杰文学才华锋芒毕露、激情昂扬的一面，更多的是一种肯定和褒扬，故“盛称”不已，极力向裴行俭推荐。可见李敬玄选人既重吏能、吏干，也重文学才华，这与其本身既娴于吏治，又不偏废文学有关。史书虽不言李敬玄有文学，但却记载了其近百卷的著述，如《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七载有“《礼论》六十卷”，又卷五十九载有“《正论》三卷”，卷六十载有“《李敬玄集》三十卷”。《全唐诗》存其诗二首，皆为奉和诗，典雅圆熟，颇见功力。这些都表明李敬玄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其能敏锐地感受到初唐四杰的文学才华并加以褒扬也是源于此。更值得肯定的是，李敬玄不为流俗所动而极力引荐的行为。从裴行俭之回应来看，说明当时初唐四杰名声早已为人所知，但并没有获得传统士人阶层的认可，反而因为其言行备受压抑，如明人胡应麟所言“彼四杰者，文太鲜，名太噪，而风云意气太满，则其意不可一世，而人亦忌才欲杀矣，宁待裴行俭而始知其不免于蛾眉入宫之妬，芳兰当户之锄也哉！”[32]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李敬玄还极力称誉就更显可贵了，可惜史书及后世评者都没有注意到这点，因此有必要对李敬玄予以特别的称赞。

不过，李敬玄主掌吏部时间过长，也难免结党营私，最终导致高宗不满，寻机予以贬谪。“调露二年（680年），吐蕃入寇，仁轨先与敬玄不协，遂奏请敬玄镇守西边。敬玄自以素非边将之才，固辞。高宗谓曰：‘仁轨若须朕，朕即自往，卿不得辞也。’竟以敬玄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率兵以御吐蕃。及将战，副将工部尚书刘审礼先锋击之。敬玄闻贼至，狼狈却走。审礼既无继援，遂没于阵。俄有诏留敬玄于鄯州防御，敬玄累表称疾，乞还医疗，许之。既入见，验疾不重，高宗责其诈妄，又积其前后愆失，贬授衡州刺史。”[33]李敬玄非将帅之才，而高宗强委任之，致有与吐蕃边战之败，则高宗视战事及守边将士之生命如草芥，实过之。李敬玄当然也难逃其咎，然高宗却以其诈妄有疾为由治罪贬职，则又让人感叹其昏庸。至此李敬玄彻底失势，但其奠定的家族基业却延绵不绝，不但通过合谱跻身于世门大族，还以其显赫的功业激励着包括李绅在内的后代子弟以其为榜样而奋发有为。

李敬玄之弟李元素同样位至宰相。李元素亦有吏才，但性格更为亢直，为武德令时，“时怀州刺史李文暕将调率金银造常满樽以献，百姓甚弊之，官吏无敢异议者。元素抗词固执，文暕乃损其制度，以家财营之。”[34]此事发生在武后时期，时李敬玄早已病卒，而李文暕为宗室近属，在毫无依靠的情境之下，李元素以一介小吏极力维护百姓利益抗词不遵，实属不易。李文暕被告发之时，武则天曾派监察御史杜承志查证此事，杜竟包庇李文暕，推验“无实”[35]，可见当时李元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或许是因为这一事件获得了武则天的赏识，再加上其吏治之才，李元素很快获得了擢升，十年之内便位极人臣，“延载元年（694年），自文昌左丞迁凤阁侍郎、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36]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李元素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才华，便因与箕州刺史刘思礼有隙，被其诬陷谋反，连族遇诛。《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六记此事甚详：

箕州刺史刘思礼学相人于术士张憬藏，憬藏谓思礼当历箕州，位至太师。思礼念太师人臣极贵，非佐命无以致之，乃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阴结朝士，讬相术，许人富贵，俟其意悦，因说以“綦连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贵。”凤阁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礼为箕州刺史。明堂尉河南吉顼闻其谋，以告合宫尉来俊臣，使上变告之。太后使河内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礼广引朝士，许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于是思礼引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譒及王勮兄泾州刺史勔、弟监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穷楚毒以成其狱。壬戌，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37]

李元素就这样蒙冤被杀，以悲剧收场。神龙初，李元素得以昭雪，李敬玄之子李思冲再获重用，然行事不慎，诛武三思事败，反被杀，李绅家族从此进入政治的低潮期，直至李绅再登荣位，家族重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