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特点及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关系

一 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基本特点

从历史阶段上说，汉、唐、宋元和明清是现代之前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四个主要阶段，前三个阶段主要针对亚洲汉文化圈诸国，第四个阶段则增加了欧洲。

这四个阶段与文化交流的高峰期大体一致，因为文学传播本来就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从文类上看，作为文化元典的文学作品较一般作品易于传播。如儒家经典《四书》《五经》，道家经典《老子》《庄子》的对外传播，就是明显的例证。不过这些作品在对外传播的初期很少被从文学角度加以考察。

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数兴数衰，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在广度、深度、关注点、他者的认可度等方面有不同侧重。

二 中国文化软实力与中国文学传播的基本关系

文化软实力与文学对外传播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就是说，发展文化软实力可以促进文学对外传播，而文学对外传播的兴盛也有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先说前一种作用，文化软实力对于文学传播有两大方面的影响作用：一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扎实与否、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因素的多寡对文学对外传播有影响，因为只有扎实的文化基础才能吸引他者来传播中国文学，也使得国人有足够的自信来传播中国文学；二是对外的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包括国家文化形象的好坏，也影响到文学对外传播。从中国文学传播的几个大阶段来看，明中期之前，中国对文学的传播是主动和被动兼有，文学交流基本上是输出多于输入。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势地位是决定汉、唐、宋、明时期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高潮的根本动因。16—18世纪与欧洲交往增多后，文学的传播基本上是被动的，但输出依然大于输入；19世纪之后与西方的文学交流逐渐转为输入大于输出；交流逆差到20世纪后进一步加大，而且输出的多是古典时代的文学。这一基本格局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软实力消长的反映。作为文化元典的文学作品较一般作品易于传播，主要也是因其能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故而往往受到文学传播者的特别重视。

当然，影响文学对外传播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每一次文学传播事件都是一系列具体的机缘促成的。本书强调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并不是要将文学传播的所有原因都简单地归于文化软实力，而是着眼于文学传播的根本动因，具体的文学传播实际上是由根本动因与许多具体机缘以各种方式相结合之后促成的。其根本动因有两个：一是他者的需要；二是文化软实力。前一种动因能够成立的理由是：他者有需要才会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而后一种则是因为：本国的文化和文学资源足够丰富而且影响力大，促使他者向本国学习，于是产生文化和文学外传。就学界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外传的研究而言，前一种动因是比较受重视的，如钱林森教授在“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的前言中就指出：“外国作家……热衷中国精神的追求，其内驱力就在于自身的需要，或民族的需要。”[23]而文化软实力动因却往往被忽视。本书以为，相比而言，这后一种动因可能更加基本。原因在于：首先，中国如果没有足够丰富的文化资源，他者即使有需要，也不可能到中国文化中来寻找资源以满足需求；其次，文化软实力最终是通过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体现出来的，这种影响力实际上包括影响他者对自身文化利益和需求的判断。每一种文化的“自我形象”其实都是在某个参照背景下建构起来的，而文化软实力越强势的国家越可能被他者拿来充当建构“自我形象”的参照背景，于是，效法拥有强势文化的国家常常就成了弱势文化国家的自觉需求。

中国文学传播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也有两大方面，一是文学传播本身通过促进文化交流而促进文化的对外影响力和感召力；二是文学传播通过促进文化交流和文化反馈而有助于国内的文化软实力基础建设。

文学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的对外传播与文化其他方面的传播相伴随，但文学传播往往既是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又是后到者。这是文学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之所以是先行者，是因为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能够容纳广阔的社会文化内容，其他文化形式如宗教、哲学、习俗等的传播往往要借助于文学的形象手段，在文化传播的初期，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异域的文学来认识和理解异域的社会文化。之所以是后到者，是因为文学也是文化的高级层面，文学的根基在于其审美特性，对异质文学的审美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一般要到文化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实现。而只有到这一阶段，文学的文化软实力功能才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民族文学传播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传播民族文学其实是传播民族文学特质，而民族文学特质又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展现。陈伯海教授曾将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质归结为七个方面，即“杂文学的体制”“美善相兼的本质”“言志抒情的内核”“物我同一的感受方式”“传神写意的表现方法”“中和的美学风格”“以复古为通变的发展道路”[24]。这七个方面不仅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特色，同时也可与世界上其他异质文化中的审美精神形成互补和共鸣。中国传统文学特质又衍生于“以身心内外谐调为自由的价值导向，人伦本位的结构体制，和合性的思维模式”[25]三者合一的中国文化内核。虽然，这主要是就传统文化而言，但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整部中国文学史都是“中华民族之魂动荡变化的写照，它映现着我们民族的喜怒哀乐、好恶爱憎，昭示着我们民族对生活、对美的理想和感受生活，创造美的才能”[26]。因此，传播中国文学说到底是传播中国的民族精神，使他者可以深层次地了解中国，进而认同中国，愿意与中国进行真诚交往和平等对话，而这正是发展文化软实力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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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胡遂、李林杰《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述评》，《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 Joseph S.Nye，Jr.，Soft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p.25.

[3] 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载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4] 王一川：《理解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艺术评论》2009年第10期。

[5] （先秦）孙武：《孙子兵法译注》，李零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6] （先秦）老子：《道德经译释》，徐浩注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7] （先秦）老子：《道德经译释》，徐浩注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8] Nathan Gardels，“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ft Power”，NPQ，Vol.22，No.1，2005，pp.6-19.

[9] 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10] 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11] 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12] 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页。

[13] 王向远：《论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它与“影响研究”的区别，它的方法、意义与价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4] 王向远：《论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它与“影响研究”的区别，它的方法、意义与价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5]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Vo1.77，No.5，September/October 1998.

[16] David Rothkopf，“In Prais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Foreign Policy，No.107，Summer 1997，p.45.

[17] 李河：《谈谈“软实力”概念》，《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8]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19] 李河：《谈谈“软实力”概念》，《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0] 李河：《谈谈“软实力”概念》，《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1] 参见霍桂桓《论传统文化观看待文化的方式及其出路》，《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

[22] 如文学传播可以影响对外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兼含软实力和硬实力因素，所以有论者称之为文化硬实力。参见聂震宁《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硬实力》，《大学出版》2008年第4期。

[23] 钱林森：《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11页。

[24] 参见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2页。

[25] 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26] 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