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6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软实力与中国文学传播的变迁

16世纪中国正值明代中期，在此之前，可以称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古典时期。把16世纪之前当作第一个大阶段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16世纪之前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主要是在亚洲，16世纪之后才开始形成与欧洲的有规模的交往；二是16世纪之前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比较强势，在对外文学传播方面也是相对比较主动的，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国长期在经济政治、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成为汉文化圈内各个国家的典范和榜样。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很长，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三次文化和文学对外传播的高峰期，同时也是文化软实力的高峰期。

第一次是汉代，汉帝国疆域广大，中华文化的基本形式和格局已渐成熟，工艺学术全面繁荣，出现了中国软实力发展的第一个强盛时期。在这一时代，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播撒自己的辉煌于广大的地域，初步确立了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地位。第二次是唐代，唐代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达到第二次高潮。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强盛的时代之一，中华文化也达到了腾达壮丽的高峰。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成千的外国留学生在长安国子监学习中国典籍和学术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外邦不仅视中国为至高无上的军事强国，也将其看作文化最杰出的楷模。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面貌，形成了“中华文化圈”的东亚文化秩序。第三次高潮发生在宋元时代。宋代在文化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处处表现出它的纯熟和深厚。宋朝特别重视海上贸易，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都十分活跃。到元代，横跨亚欧的帝国版图以及驿站制度的完善，更使东西方的交通畅通无阻。在这样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使节的往来、商队的贸易、大规模的移民络绎不绝，相望于道，形成了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广阔壮观景象。[1]

总体而言，在16世纪之前，中外文化和文学交往的最大特点就是传播基本呈单向辐射状，输出明显大于输入，而且传播力强、传播量大、传播后发生的文化变异度较小（这种变异度随着周边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加大），中国成为一个向四周进行文化辐射的强大中心。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强盛。事实上，只有当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且具有一定互补性时，充分的双向交流才可能形成（当然，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如交通、语言、生产方式等）；否则的话，文化和文学传播就自然倾向于从相对强势的一方流向相对弱势的一方，从而造成大量单向传播，而且变异度一般不会很大。当然，中国主动输入外来文化的情况也并不乏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引入佛教文化。但我们发现，向中国较大量地传播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并非中国文化的主要对外传播地，也就是说，传播仍然大体是单向的；而且，这些外来文化在中国一般都发生较大变异，即染上中国色彩。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达，因为它说明中国文化没有故步自封，而是有着较合理的文化吸纳机制和较强的文化包容力。

古典时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对外传播虽然十分强势，但并不带有强制性，中国无意通过文化传播进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控制他国或损害他国利益，因而这种传播没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式的文化殖民色彩。这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中国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佛家，总体而言都是和平主义的，作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更是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罗素曾经这样评价中国文化的和平性：“假使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不屑于打仗’的话，那个国家就是中国。”[2]而这种和平主义也很自然地深深渗透在中国文学之中，如罗素所说：“我不知道有任何其他国家会有一个诗人用一个断臂逃避兵役的人作为诗篇的主角，一如白居易在一首诗里所做的。”[3]

这样的文化和文学更易于为他者所接受，更具有吸引力，其突出的体现就是中国拥有崇高的文化威望，中国文化得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倾心仰慕，中国文化和文学传播的动力主要源于自身的魅力，因而很少遭到他国无论是来自民间还是来自官方抑或知识阶层的抵制和批判。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文化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被普遍认同，甚至成为他者努力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使得中国在文化上的核心大国地位最终确立并维持上千年之久。这并非没有国家政治意义，事实上，它为中国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也对古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章主要讨论16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软实力与中国文学传播的变迁，以三次高峰为中心，揭示古典时期文化软实力与文学传播盛衰替变的过程及两者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