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钱穆先生说：“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人人之必读之书，其地位实已越出在五经之上。”[1]钱氏之论可谓不虚。众所周知，四书自宋始，渐趋超越五经成为显学，并形塑此后800余年的学术格局和经学形态，尤其是成为宋明理学分支之一的关学赖以建构的经典来源。关学乃由北宋张载始创，以其在思想上推崇气学、在学风上躬行礼教、在旨趣上注重践履、在学脉上条贯秩然而享誉学界，并在与思想史上不同学派融通交流中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理学学派。《宋史》称张载之学“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2]，明代王夫之称其学“《论》《孟》之要归也”[3]，以此可见四书在张载学术建构中的地位，门人后学秉承张载遗志，会通各大学术流派，针对四书注经解经，形成了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和新见纷呈的四书学诠释体系。
一 研究动态
关学宗师张载在四书学的发轫期，标举四书，推动四书在北宋经学地位的升格、内在义理的关联以及诠释范式的转变。门人后学秉承张载遗志，针对四书注经解经，尤在朱子完成四书学的体系化以及元代实现其官学化之后，在关学学派内部形成著述宏富、新见纷呈、特色鲜明、成就斐然的关学四书学诠释系统，如马理的《四书注疏》（佚失）、吕柟的《四书因问》、冯从吾的《四书疑思录》、李二曲的《四书反身录》、王巡泰的《四书札记》、王吉相的《四书心解》、孙景烈的《四书讲义》、张秉直的《四书集疏附证》、刘绍攽的《四书凝道录》、刘古愚的《大学古义》等20余部著作，以此足见四书学在关学经学体系中的卓绝地位。
尽管张载关学四书学的独特价值早已引起前辈学者如龚杰、朱汉民、肖永明等的肯定和关注，然囿于过往关学史料散乱、关学是否有史以及张载学术定位的分歧，截至目前学界已有的个案、断代乃至整体的四书学研究涉及关学学者的仍是寥寥无几，更遑论专题性、贯通性的研究。从当前较为薄弱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呈现经学文献整理和哲学义理诠释两种典型的研究进路，取得的学术成就有以下三个方面：
（1）文献搜集与整理取得重大突破。典籍的搜集与整理无疑是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关学四书学文献的整理一直寓于学者文集的整体整理之中，经历了从单一整理阶段到集成式整理阶段的过程。单一整理阶段侧重关学史上代表人物文集的考辨和点校，如章锡琛整理的《张载集》，陈俊民整理的《蓝田吕氏遗著辑校》《李颙集》，赵瑞民整理的《泾野子内篇》，林乐昌辑考的张载《孟子说》《论语说》《礼记说》，周春健的《宋元明清四书学编年》考辨部分关学学者的成书时间和卷目篇幅等；集成式整理阶段起步较晚，但成果丰硕，注重关学文献全面和系统的考证和编纂，最为典范的莫如陈俊民的《关学经典集成》12册18种关学经典以及刘学智、方光华主编的《关学文库》，整理28位学人的33部文集，极大地完善和丰富了关学四书学的文献库，带来诸多研究契机。
（2）典范人物的四书学研究取得一定成绩。当前学界主要以理学的话语和视角，着重阐释关学学者四书注本蕴含的哲学义理，聚焦在关学典范学者如张载、吕柟、李二曲等身上，成果形式以单篇论文为主，相对少而精（不足10篇）。龚杰的《张载的“四书”学》较早尝试从四书学的角度探究张载的哲学体系，为研究关学四书学发出先声；朱汉民、肖永明合著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指出张载最早并提四书，并详细分析了张载诠释四书所显露的“性与天道”“人性”“道德修养”等核心思想；萧咏燮的《吕柟〈四书因问〉之研究》围绕理气、心性、修养工夫以及诠释特色等展开分析；赵吉惠《李二曲〈四书反身录〉对传统儒学的反省与阐释》从修己之学、性命之学、适用之学三个角度定位李二曲四书学的学术性质；朱康有和葛荣晋的《论李二曲心解四书》凸显二曲诠释四书的“心解”方法。另尚有学人如黄俊杰、林乐昌、刘平中、李峻岫等分析张载、李二曲等单经的思想内涵和学术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专著如周春健的《元代四书学》、佐野公治的《四书学史研究》（集中在明代）、朱修春的《四书学史研究》等，并未涉及关学学者的四书学研究。
（3）厘清关学学术断代问题。近现代以来，关学研究围绕关学是否有史以及在何处结束这一根基性问题争议不断。侯外庐先生主张“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4]，龚杰先生则更为激进，主张关学“上无师承，下无继传”[5]，关学在张载以后即中绝不续。张岂之先生主张“关学是由张载创立并于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的地域性理学学派”[6]，陈俊民先生则认为关学是“宋明理学思潮中由张载创立的一个重要独立学派，是宋元明清关中的理学”[7]，刘学智先生则主张“关学史的发展同整个宋明理学发生、发展和衰落历史具有同步性……关学史事实上已经延伸到清末民国”[8]，而林乐昌先生主张“关学只经历了宋、明、清三个时期，其六百年的历史既有断绝也有接续”[9]，并将关学的下限定在晚清刘光
那里，主张其“是关学近代转型的完成者”[10]。方光华亦同样将关学下限定在刘光
那里，他说：“（关学）主要指从张横渠到刘古愚的关中儒学。”[11]而随着《关学文库》的出版，学界虽然在传统关学何处结束仍有分歧，但基本解决了关学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确定了关学学术的“合法性”，并开创了关学研究的新局面。
以上学界所取得之成就对于丰富和推进关学四书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性、示范性价值和意义，但略存如下数端不足之处：
（1）个案研究广度不够，全面系统研究尚无。当前相对薄弱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张载、吕柟、李二曲等展开，其他较为典范的学者如王恕、冯从吾、贺瑞麟、李元春、刘光
等则少有涉足，出现化约论倾向，以致关学四书学的总体面貌及学术特征仍较模糊。
（2）思想深度尚显不足，重要问题仍存争议。围绕典范人物的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对诸如四书与张载学术乃至关学建构的关系、吕柟四书学思想的渊源以及李二曲学术性质的判定等核心问题仍存分歧，尚未完全厘清关学四书学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经学样态。
（3）侧重静态的哲学立场，方法视角相对单一。关学四书学是动态的、发展的、活的历史存在，以往学术史有限的研究以静态的哲学立场为主，学科交叉方法使用不够，未能将关学四书学从关学学术史的研究中剥离出来，亦没有动态深入探索其建构的曲折历程及其内外因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影响了研究成果的丰富性和创新性。
由如上梳理和研判不难看出关学四书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诸多重要问题尚待解决和突破。基于此，本书以动态整体的视角，着眼于经典诠释与思想演进，学派争鸣与问题论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对关学四书学进行总体宏观上的推进和局部微观上的深化，力图从经典诠释的视角认识和理解关学形成与演进的过程、方式、路径和特点。
二 研究旨趣
在研究思路上，本书首先将关学四书学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将其置于关学学术思想演进和中国四书诠释史流变的双重脉络之下，从文献学、经学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关学四书学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提炼和总结。既密切注意学术思想的变迁对于关学四书学发展的宏观影响，又重点从不同的视域考察主要的四书学成果，揭示关学四书学在诠释方法、哲学义理、主导问题等方面对关学宗师张载、朱子学、心学等四书学的继承、融合、突破和发展，从中把握关学四书学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论演进，进一步揭示由此而形成的关学思想的逻辑脉络、主导问题和话语系统，力图更为丰满、更为厚重、更为贴近历史原貌地展现关学四书学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轨迹，凸显关学四书学的学术价值，确立关学四书学在中国四书学史中的地位。
在研究方法上，以往研究关学四书学多是静态的、零星的研究，多是“搭上西方的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12]，也就是借鉴西方哲学范畴论的架构来裁剪关学学者的四书学资料，落入削足适履的窠臼，这就难以有效地把握学者四书学的旨趣和特质。有鉴于此，本书主要采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
（1）历时态研究法：以动态的视角考察关学四书学在不同时期诠释主题、理论旨趣、主导问题和学术特质等的变化，勾勒出纵向的发展脉络。
（2）比较研究法：基于关学汇通诸派的特质，在研究中既注重比较关学与其他学术流派四书学的异同，亦比较关学学者之间四书学的共性与分歧。
（3）学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文献诠释与学术思想分析相结合、阐释与时代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统合文内文外，多视域地进行思想研究，以呈现关学四书学的多维面相。
借由以上研究方法，通过深入文本，把握原始资料，力图寻绎出学者本人的问题意识以及学术旨趣，尤其是借鉴经学史的研究方法，尽可能摸索出关学四书学的演进脉络和学派特质。
在史料选取上，需要特别给予详细的说明，因为这关乎本书的体例。首先就关学四书学著作分布情况而言，呈现宋不及明，金元最弱，而明又不及清的情形。其中的南宋金元时期，关中地区一直处在金宋对峙的前线，动乱的政治环境以及南宋、金代的“苏学盛于北，洛学盛于南”[13]的学术格局，使得原就凋零的关学更趋衰微，学统几近断绝，全祖望的“关陕沦亡后，横渠学统湮”[14]以及牛兆濂的“南渡以往，地沦金源，简册流传，百无一二”[15]正是对此状况的最为恰当的概括。这一时期有为的关学学者主要有李复、杨君美、杨奂、萧维斗、同恕等寥寥数人，他们在战乱频仍的关中地区维系学统已属不易，更遑论有系统的四书学著作，因而多是对四书中只言片语、经典名句进行的阐述和解读。且在元代统一南北后，政治上虽“南并于北”，但学术则呈现“北并于南”的特征，亦即程朱理学主导学术格局，这大概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在元代悬为科甲功令息息相关。关学学者自不能外此大势，倡明理学，阐述精要成为一时风尚。总体而言，此阶段的关学四书学虽然维系学脉之功多于建构四书体系，探究程朱理学多于关注关学本身，但却在更为宽广的层面上推动了关学与其他学派的融汇交流。也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新加坡学者王昌伟将此阶段称为关学的“黑暗时代”[16]，认为这一时期“张载和他的学生几乎被遗忘，并且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中人士宣称他们是任何形式的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者”[17]。故而本书在体例上并不因为此一时期无单经乃至四书学注解著作，就略过金元时期，而是仍然按照宋、金元、明和清四个时期进行编排，以求源流齐全，体系完整地呈现关学四书学的学术脉络。同时，需要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文本的选取上，同样依据四库馆臣所言的：
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18]
这就是说，四库馆臣并不赞同朱彝尊、黄虞稷在四书之外另列其他单经的做法，原因在于“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故四库馆臣因袭《明史》的做法，将单经著作亦全部归入四书类。有此为证，本书在学者文本选取上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将学者单经著作仍然纳入四书类当中[19]；二是在关注经书的同时，亦兼取学者文集当中与四书有关的语录，以求更为全面地考察学者的四书学面貌。
在研究旨趣上，本书意在通过对关学四书学全面而系统的勾勒：首先深化对关学建构的文本依据与学术渊源的理解，厘清四书在关学思想建构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其次，以个案透视传统关学从宋至清末民初的演进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关学学者对四书的诠释既是他们融贯义理、创获新知、建构关学的重要方式，更是关学演进趋势的具体展现。以四书为切入点，探究他们在经典诠释中如何推动关学不断生成、更新和演化，从而管窥关学从北宋开创到清末民初终结的演进轨迹和发展历程。复次，充实和拓展关学乃至宋明理学的研究。张载、吕大临、李二曲等是理学史上著名的理学家，而王恕、马理、韩邦奇、冯从吾、刘古愚、牛兆濂等，流行的宋明理学史著作对其着墨甚少。本书扩大研究对象，考察学者四书注本，发掘重要思想和典型人物，既能充实关学研究，亦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最后，力图把握中国四书学的普遍内涵和多样形态。关学四书学不是孤立发展的，是随着中国四书学史的变迁、发展而不断演变、重构、形成的地域形态的学术思想，不仅涵具和体现中国四书学史的一般特征，亦别具和呈现区域学术形态的特质。通过揭示关学四书学的理论旨趣、诠释方法、主导问题和学术取向等，彰显关学四书学的守常与变通，因循与创获。
要之，本书是学界首次系统而全面地考察关学四书学的专著，依照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根据四书学著作的分布和佚存，划分为宋、金元、明和清四个阶段，并由点带面，在尽可能地展现每一位关学学者四书学旨趣和面貌的基础上，总结出关学四书学的学术特质、主导问题和现实关怀，既凸显作为地域形态的关学四书学的个性，又摸准关学四书学涵具的中国四书学史以及学术史的共性，尤其是厘清这种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厘定关学四书学在中国四书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1] 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0页。
[2] 脱脱等撰：《宋史》卷427，刘浦江标点，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34页。
[3]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页。
[4]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5页。
[5] 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6] 张岂之：《总序》，《关学文库》，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7] 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8] 刘学智：《关学思想史》（增订本），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自序，第7页。
[9] 林乐昌主编：《关学源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版，第14页。
[10] 林乐昌主编：《关学源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版，第266页。
[11] 方光华：《关学及其著述》，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2] 徐复观：《我的若干断想》，《青年与教育》，《徐复观全集》第17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13]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4页。
[14] 全祖望著，朱铸禹编校：《鲒埼亭诗集》卷六，《全祖望集汇校汇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7页。
[15] 王美凤等点校：《蓝田吕氏遗书辑略序》，《蓝川文钞》卷三，《牛兆濂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16] 王昌伟：《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907—1911》，刘晨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17] 王昌伟：《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907—1911》，刘晨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
[18] 纪昀总纂：《四书类》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4页。
[19] 实际上，朱汉民、肖永明合著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的“四书学”概念亦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修订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