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酝酿与草创：北宋关学四书学

四书学虽由朱子定型，但早在其之前，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学者就已经在为推动四书的升格、阐释四书的思想而努力，关学宗师张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张载标举四书，以至于部分学人如龚杰先生就将张载定位为宋代最早将“四书”并提的学者。[1]不唯如此，张载亦用数年之功注有《论语说》《孟子说》《大学说》和《中庸说》（后两者合见《礼记说》），是书摆落汉唐注疏，试以“心解”之法，直求经书义理，成为北宋义理注解四书的典范之作。张载早逝，门人四散，唯有弟子吕大临有较为全面的四书解经之作遗留下来。换言之，关学四书学在北宋的注经之作并不丰富，甚至寥寥无几，更为重要的是，张载尚未将《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单独列出，更未将四书统合起来，吕大临同样没有将《大学》单列出来，故而我们可将此阶段定位为关学四书学的酝酿与草创阶段，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义理解四书，推进四书的融会贯通，从而为此后四书学，尤其是关学四书学的建构提供思想的源泉和诠释的蓝本，后世朱子以及关学后学对张载、吕大临之经书多有引用和评鉴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