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信仰与思想

综观艾略特的《文集1917—1932》，他的写作风格非常鲜明，偏向于从他人的评论入手，以此为柳叶刀去解剖莎士比亚的文本。在各类分析手法登上历史舞台之时，艾略特公开质疑了斯特雷奇（Strachey）、默里（Murry）和刘易斯（Lewis）等人评论莎士比亚的观点，因为“他们各自所描绘的莎士比亚跟斯特雷奇先生、默里先生以及刘易斯先生本人太相像了”[3]。他通过分析莎士比亚作品中体现出的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进而阐明作家与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说明莎士比亚并不具有这种思想，莎士比亚之所以具有这种思想，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流行这种思想。

在《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一文中，艾略特认为，当时所流行的对于莎士比亚思想的分析并不正确，或者说，莎士比亚思想实际上是难以捉摸的。首先，我们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所看到的，并不能真实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愿，他对于人生的态度无法完全从他的文本中得出。首先，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极富变化；其次，作者本身就是容易被误解的。也就是说，既然莎士比亚的创作有很多，也并非一成不变，那么我们随机从他作品中摘出的一两段，很难说能够代表他整个人的思想。

艾略特并不赞同同时代的批评家用过去哲学家的思想来说明莎士比亚，他认为，“就像萧伯纳（Bernard Shaw）先生观念中的尼采（不管那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跟真正的尼采不一样”[4]。他认为，塞内加带给莎士比亚的影响，更偏向于艾略特在校园时代学过的塞内加悲剧和背诵下来的思想特点，而非来自莎士比亚对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整体进行吸收。这并不是莎士比亚本身拥有的人生观或思想，而更多的是他借助这种在社会上存在并盛行的思想进行创作。正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在某些紧要关头，主人公会采取一种自我表演的姿态。这种创作手法并非仅莎士比亚一人采用，同时代的查普曼（Chapman）、马斯顿（Marston）都曾使用这种手法，这也造成莎士比亚笔下的主人公与他们的有很多相似之处。艾略特还直言，“不过我所关注的不在于塞内加带给莎士比亚的影响，而在于莎士比亚怎样说明了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原则”[5]。可以说，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中出现罗马斯多葛主义思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艾略特旨在说明，作家本身不会产生思想，而只能记录当时流行的思想。

在历史发展中，人们在日常劳作之后，总会倾向于挑选某种东西作为精神慰藉，例如宗教、神话、哲学思想。正如古人用神话解释世界，用宗教作为道德行为规范和精神慰藉。这一点在人类发展的漫长进程中是十分明显的，正如当时动荡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便是信仰的作用。无论身处什么时代，人们总是需要精神上的避难所，无所谓皈依何处，但必须填补内心的空白。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信仰，但罗马时代的斯多葛主义与伊丽莎白时代的斯多葛主义，虽然一脉相承，但绝非全然一致。来自罗马和平时期的斯多葛主义历经数百年，到了混乱动荡的伊丽莎白时期，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伊丽莎白时期人们心中的惊惧更甚，寻找精神慰藉的渴望也更为急切一些。于是人们便可以看到，思想间的界限并不完全分明，人们无所谓自己笃信的是哪种思想，甚至会对多种思想都有所涉猎，如杂烩一般。此外，伊丽莎白时代作品中的主人公和塞内加笔下的主人公并不相同，因为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是在希腊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那么他笔下的主人公则受到的是希腊时代背景的影响。而到了数百年后的伊丽莎白时期，当时的作者则已可以用明确的特征来塑造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于是，这时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受到塞内加影响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塞内加笔下的人物与这个主人公一脉相承，也不能说塞内加对后世的影响与塞内加本人有什么直接关系。这也便是艾略特所提到的“某某人的影响跟某某人本人是两回事”[6]。此外，我们可以从文中看到诗人和时代的关系，即诗人在他作品中所表达出的思想是会受到时代背景影响的。艾略特指出：“塞内加追随希腊传统，希腊传统并不是斯多葛主义的。他发展了希腊传统并与时代结合。因此，在他的悲剧中，人物的情感态度和希腊人的情感态度有着很大的差别。”[7]也就是说，诗人在他那个时代中写作，即使在他身上萌发出一种独特的思想，但他笔下的文字也仍然顺从于这个时代。

此外，艾略特认为：“希腊悲剧里的宿命论，塞内加悲剧里的宿命论，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里的宿命论，这三者间有着微妙的差别。”[8]希腊悲剧在那时候的主流倾向之下，其中的宿命论也必定受当时流行思想的影响；塞内加悲剧虽然融合了他自己的斯多葛主义思想，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他本身会受当时社会价值观影响；而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中的宿命论，虽然也受到先前观点的影响，使宿命论的色彩更浓郁，但也会受到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总之，一个时代中能受到追捧的作品，必定要运用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

艾略特认为，莎士比亚并非信仰某一种特定的思想，他更多是“为了戏剧效果运用了这些思想”[9]。作品中的主人公之所以能够呈现各式各样的面貌以及体现各种思想，是由于伊丽莎白王朝思想混杂多元，人们也乐于接受各种思想。我们知道，伊丽莎白时代，人们追求独立的个性，而这正是斯多葛主义最鲜明的特色；那么莎士比亚是如何将罗马时代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融入伊丽莎白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想中的呢？

关于个人主义在人物塑造上的作用，艾略特指出，“这种傲慢的个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戏剧性的效果而被利用的”[10]。正如哈姆莱特见到父亲亡魂后才试图复仇，我们很难预测他的想法，他时而冷静，时而装疯卖傻，一次又一次地延宕自己的复仇行动，却并未向任何人吐露心声。抛开这一点不谈，他个人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他在伤害多个无辜的人之后，仍对自己赞誉非凡：

霍拉旭，我死了，你还活在世上；请你把我的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们的疑惑。

……

啊，上帝！霍拉旭，我一死之后，要是世人不明白这一切事情的真相，我的名誉将要永远蒙着怎样的损伤！

（《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二场）[11]

这种几乎算得上是过分的个人主义，在早先的戏剧中并不多见，但在当时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思想都会被人们所接受，那么这种情节便也算得上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而且戏剧性也得到了更好的彰显。

从艾略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通过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研究，更加全面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即作品并不能作为了解作家思想的渠道，作家创作，不过是借用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价值观写作罢了。艾略特通过这些文字，试图剥除历史主义以及心理分析等当时各个流派对莎士比亚的过度解读。这对矫正当时历史主义的错误倾向具有警醒性的作用，但是，这些观点也暴露了艾略特在还原莎士比亚本来面目时，一边将作者、时代背景与文本完全剥离，另一边又遵循传统探讨文本在不同时代的变化；这种矛盾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一文中，艾略特对“思想”一词的概念进行了辨析，这使他的莎评上升到了一种哲学理论的高度。艾略特解释道：“所谓‘思考’的诗人，只能说他能够表达跟思想等值的感情，但他未必对思想本身感兴趣。我们总是那么说，思想是清晰的，感情是朦胧的。其实既有清晰的感情，也有朦胧的感情。”[12]这便把“思想”“思考”“感情”三个词都区分开来。首先，感情是人类在面对客观世界时，自发产生的，本身就是朦胧的；而思考是经过处理后的，一种相对理智、清晰的感情，当我们说一个诗人能准确地表达自己面对客观世界时产生的感情时，我们便可以说，这是思考；而思想则非这两种所能比肩，“思想的目的性……他对于人生可有一贯的看法，或是他宣扬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13]。于是思想便应该能够体现作者对人生的判断，对如何到达目标的思索，几乎是如同蓝图一般出现在书本中，而这也是情感和思考所不能及的。

紧接着，艾略特进一步提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没有一部是具有‘意义’的”[14]。这里的没有意义并非在否认莎士比亚剧作的文学价值，而是说莎士比亚写出这些传世巨作，绝非为了表达个人观点或是给人们启发。那么读者和观众们从戏剧中得到的感受从何而来呢？“一切伟大的诗歌对于人生的看法都给人一种幻觉。一旦我们进入了荷马（Homer），或者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或者维吉尔（Virgil），或者但丁（Dante），或者莎士比亚的世界中，我们不由得认为，我们正在领会一些可以用理智来表达的东西；对于每一种清晰的情感，都倾向于理智的表述”[15]，正是作家将他那精妙的、准确的情感注入文字，在架构起一个广袤文学世界的同时，也吸引着读者进入了它。读者进入这个情感充沛的文字世界，却误以为自己进入的是作者的思想空间，即使这两方面甚至根本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在“诗人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上，艾略特又将但丁和莎士比亚做了对比，以此来进行阐述。首先，艾略特开门见山地提到“我们容易为但丁所蒙蔽”[16]。这是因为，但丁在他的巨作《神曲》中不仅嘲讽了当时的权贵，还把那个时代的思想如丝缕般织进地狱、炼狱和天堂之境，但是，《神曲》伟大的思想并非来自但丁自己，而是仰赖一套系统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的思想。同样莎士比亚的思想来源有塞内加、蒙田（Montaigne）和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艾略特看来，这绝不能说明，“如果莎士比亚的作品所体现的思想不能逐条逐点地跟这些人物的思想相印证，那么必然是他自个儿做了新的思考”[17]。首先，人们应该明白，但丁背后的这个哲学“靠山”，纯粹是出于巧合。这是因为从诗的角度出发，人们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来说明，他是全然按照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来架构起这如史诗一般的鸿篇巨制；其次，艾略特直言，“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不管是但丁还是莎士比亚，他们有过自己的思考活动”[18]。

必须明确一点，但丁背后倚仗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是宏大的；而莎士比亚背后倚仗的思想，诸如蒙田、马基雅维利、塞内加等人的这些思想，虽然影响不小，但并不能与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相提并论。因此，在阐述了莎士比亚和但丁两人背后的思想之后，艾略特总结了他认为可能会出现的两种错误：第一，“既然莎士比亚跟但丁是同样伟大的诗人，那他必然在其作品中填补了蒙田、马基雅维利，或是塞内加等人的思想之不足，使之可以与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在质量上相当”[19]。这也就是说，莎士比亚与但丁作为伟大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谓旗鼓相当，相应地，他们诗中的思想也同样伟大。既然莎士比亚背后的思想不如但丁背后的思想宏大，那么必然就是莎士比亚自己动了脑筋，思考得当，补上了这相差之处。其中的漏洞是十分明显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感的，在充沛而又倾向理智的情感面前，即使是伟大的哲学也要位居其后，既然如此，对于他们的诗孰优孰劣，就不能用思想的深奥来衡量了。即使思想上有所不同，也并不需要诗人自己再去补充。艾略特接着又指出，相较但丁的诗句，莎士比亚的诗句同样是“伟大的诗句，虽然诗句背后的哲学并不伟大，主要是他用完美的语言表达了人类的某种永恒的冲动。从情绪上说，莎士比亚的诗句同样强烈，同样真实，同样具有启发性——在诗歌是有用和有益的理解上，同样有用，同样有益，不输于但丁的诗句”[20]。第二，“莎士比亚和但丁都没有真正思考过——思考不是他们的本分”[21]。人们必须明确的是，从各司其职的角度来看，思考是思想者的职责，而诗人的重要作用则在于传递情感。他们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只不过是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而被他们拿去镶嵌文中，作为传递情感的媒介。

在阐述了诗人并不思考之后，艾略特进一步阐述了作者的情感。他强调，“每一个诗人是从他自己的感情出发的”[22]。从这一角度出发，他再次将但丁和莎士比亚放在一起来论证。在但丁的作品中，若是细细考究，人们能够发现他那偶发而隐晦的思乡之情、不胜今昔之感、偶尔的牢骚等等。而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挣扎感，如哈姆莱特在复仇前带有疑虑与仇恨的挣扎延宕，麦克白在弑君之前野心与道德的冲突挣扎，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共同赴死之前在家族与爱情之间的痛苦挣扎，等等。

虽然几百年来莎评流派众多，各执一词，但很多流派都看到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那些挣扎之处。就拿《哈姆莱特》中主人公的延宕挣扎——也就是哈姆莱特确定了叔父克劳狄斯弑父娶母，却迟迟不肯动手复仇——来说，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哈姆莱特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只除了向那个杀了他父亲娶了他母亲、那个实现了他童年欲望的人复仇。于是驱使他进行复仇的憎恨被内心的自责所代替，而出于良心上的不安，他感到自己实际上并不比杀父娶母的凶手高明”[23]。也就是说，主人公的延宕实际上是其内心的俄狄浦斯情结作怪的结果，因为他叔父的行为实际上是满足了他内心的欲求，所以向这个人复仇的话，则会给他自己带来不安。历史主义批评家斯托尔（Elmer Edgar Stoll）则认为哈姆莱特的自责与延宕，诸如“自责”“遗忘”“懒惰”等借口是拖延戏剧节奏的技巧，“自责的功能是提供一种借口，而不是要揭露人物的缺点”[24]。因此人们会发现，莎士比亚笔下的挣扎感的确得到了传递，他的感情也被传递出来。

艾略特认为，我们看到但丁发泄在佛罗伦萨身上的愤怒，看到莎士比亚的讥嘲与幻梦的破灭，实际上都是他们自己内心的失望与痛苦的写照。“伟大的诗人，在书写自己的时候，也是在书写他的时代。”[25]他们是时代的喉舌，表达出的是那个时代最浓烈的感情，是理智所不能驾驭的感情，这才是诗人的本分。诗歌不同于哲学思想，它给出的是一种心灵的抚慰，而这是但丁和莎士比亚最相似的地方——他们同等地提供了这种抚慰。而若是根据哲学来写诗呢？艾略特直白地说，虽然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是否会相信那个时代“混杂繁多的怀疑主义”，但“如果莎士比亚按照深奥的哲学写作，他就会写不出好的诗来”[26]。因为诗之所以成为诗，靠的是其中充沛的情感，使读者产生共鸣，给读者抚慰，令读者动容；哲学是理性的，而理性则无法表达出力透纸背的感情。

总之，在艾略特看来，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有斯多葛主义的影子，并非因为莎士比亚信仰斯多葛主义，而是其借用了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思想，将后者嵌入自己的行文以及主人公形象中；莎士比亚并没有思想，因为他并非思想家而是诗人，而诗人的本职便是传递这个时代的声音。这种观点艾略特在他的著名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也有所表述，即诗人的创作应具有非个性化和非情感化的倾向，“诗人表达的不是什么‘个性’，而是某种特别的媒介，这只是媒介而不是个性，在这个媒介里，种种个人感觉和体验被用特别的、出人意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27]。

这一观点在新批评莎评发展上具有相当的价值，同时，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