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受过批判的人重新担任要职，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先暗示他已重新得到爱护，这可以使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任命。邓小平在1973年2月22日从江西回京后并没有立刻得到任命，尽管他在北京的露面已经暗示着他会重新扮演重要角色。邓小平回京的消息传开后，他看望了一些故交，但数周时间内既没有出席任何正式会议，也不承担任何工作，甚至没有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
毛泽东让周恩来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商量邓小平将来的工作。“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在接替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方面，他是邓小平的潜在对手）及其支持者江青强烈反对让邓小平担任要职，但毛泽东坚持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参加党的组织生活。47协商的结果是，政治局提议把邓小平安排到国务院的业务组，这是周恩来和副组长李先念手下的一个领导小组，在“文革”动乱期间维持着政府的日常职能；并且允许邓小平参加党的每周例会。483月9日，周恩来把汇报这些决定的文件交给毛泽东并得到了他的批准。文件向邓小平做了传达，同时下发县团级以上党委。49邓小平回京后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73年3月28日晚上，在场的还有李先念和江青。见面结束后，周恩来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好，随时准备重新工作。次日下午毛泽东便接见了邓小平，这是6年来的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邓小平回答说，他身体一直很好，这是因为他相信主席，他一直在等候主席的调遣。50当晚，周恩来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宣布了要让邓小平担任负责外交的副总理。邓小平不是政治局正式成员，但讨论重大问题时他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周恩来给毛写信汇报了政治局的讨论，得到毛的批准后，邓小平便正式上任了。511968年以后邓小平第一次在官方场合露面，是在1973年4月12日为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Prince Norodom Sihanouk）举行的宴会上，他以副总理的身份出席。邓小平和其他人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有些人向他致意时还是很谨慎。这次露面之后，中共干部和外国记者议论纷纷，都在猜测他将扮演什么角色。52毛泽东显然要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正如我们所知，邓小平在1973年逐渐成为地位更加显赫的领导人，先是获准出席最高层的会议，接着成了周恩来的助手，然后在1973年8月10日的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在证明了自己对毛的忠诚以后，12月又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作为周恩来的助手，邓小平从1973年4月开始，陪同周恩来在机场送往迎来，会见了柬埔寨、墨西哥、日本、北朝鲜、马里、尼泊尔、刚果、菲律宾、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客人。他还参加了一些会见外宾的活动，但尚未担负起与他们会谈的工作。53毛泽东培养王洪文，1973-1974毛泽东像中国的其他年迈的领导人一样，也很注重培养年轻干部作为接班人。林彪死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接班人的问题也变得日益紧迫。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决策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把3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后是王洪文和吴德。他在1972年底选中了王洪文作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毛泽东喜欢他是工人出身，又参过军，有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
毛泽东知道王洪文缺少领导政府的知识和背景，但他相信王洪文有可靠的左派立场和领导潜力，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第一人选。事实上，毛泽东开始萌生出这样的想法：让王洪文担任党的领导人，同时物色人选接替周恩来的政府首脑一职。
毛让邓小平协助周恩来
林彪死后，毛泽东很少接见任何干部，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与外界的沟通主要依靠3位女性，一个是随时陪伴于他左右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还有所谓的“两位小姐”：他的译员唐闻生（“南希”）和他的“外甥女”王海容（其实是毛的表兄的孙女）。“两位小姐”本来是外交部派去的人，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做他的助手。毛在接见外宾之前和之后常跟她们交谈，两人也开始逐渐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成了毛泽东与外界沟通的联络员。不管她们个人有什么想法，她们在跟外界打交道时别无选择，只能完全效忠于毛泽东，而外界也逐渐把她们视为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代言人。例如毛泽东批判周恩来时，便是由“两位小姐”负责传达毛的意见。当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意见时，这种情况给她们和周的关系造成了严重问题，因为她们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传声筒，而且毛泽东也期望她们向自己汇报周恩来言行中所有可能的问题。毛在1973年患上了葛雷克氏症（又称“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直起头来都困难，口齿也不清。1972年2月他曾一度神志不清，但9天之后他仍会见了尼克松。他沉溺于中国的文史典籍，但对于他所关心的问题，例如重大人事安排、自己的声望以及各种关系的处理，他仍然像过去一样胸有成竹。在这些事上他仍然大权在握，也很会利用他的联络员。
毛泽东一向很看重自己的历史地位。1945年他与蒋介石会谈期间曾公布先前在1936年写下的《沁园春·雪》一词，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诗篇之一。诗中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接下来他又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达到权力顶点时他参与各种领域的活动，但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和年岁增高，他开始更加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及能够维护他的遗产的接班人。
尽管毛泽东犯下各种路线错误，但他的部下也承认，他不但是大战略家，而且有发现人才的眼力。被毛泽东看上的另一个政治领导人证明了自己能够娴熟处理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大量复杂问题，此人便是邓小平。半个世纪以前邓小平在法国时，就和他的上级周恩来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是1930年代初邓小平在赣南苏区又与毛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后来的岁月得到提拔，也因为他得到毛的赏识。周恩来在1973年处理着大量异常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使邓小平在这年春天成为周恩来的助手后获益匪浅。毛泽东在1960年代曾因邓小平疏远自己亲近刘少奇而对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假如对邓小平委以重任，邓会不会像“文革”前的几年那样，不再那么听他的话，而是跟着周恩来走？他会不会批判“文革”，撤掉毛泽东任命的关键人物，让毛的错误任由历史评说？54整个1973年，毛泽东一直紧盯着邓小平的表现。
中共十大：1973年8月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中共十大。虽然毛泽东出席主持了大会，却是他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因病情加重没有亲自讲话的党的代表大会。毛在大会闭幕时无法起身，要等到代表们离开大会堂之后他才离去，以免让人看出他的行动已是多么不便。他仍保留着决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权力，但是由于他的病情，代表们不可能不想到接班问题。按照惯例在大会之后立刻召开的宣布人事任免的一中全会，也因健康不济，毛泽东宣布缺席。从此后，毛不再参加任何中央全会。
时年38岁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云，向国内外的政治领袖们表明了毛泽东已选定他作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脑的主要候选人。55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两个月前他被任命为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时业已凸显，因为新的中央委员都要由这个机构提名。他还被委派准备新党章，在大会上作有关新党章的报告，这曾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负责的工作，当时他也是准备接毛泽东党的领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选人。56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排名仅在毛、周之后。其他领导人以及外国的外交官和媒体也开始把他视为毛泽东最可能的接班人。57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无法与王洪文相比。他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但并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十大的目的是为了在林彪死后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清除林彪余党，因此与正常的党代会相比开得十分匆忙。大会不像1956年的八大那样对所讨论的问题做了全面总结，甚至也不如林彪扮演主角的九大。与为期24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会期只有5天，王洪文和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两个重要报告，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1小时，大大短于中共党代会上通常的报告。58这次大会推出了新的领导成员，象征着林彪时代的结束，但并没有提出新的纲领。大会集中在3个议题上：批判林彪、林彪倒台后的清查运动和1973年的经济计划。59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有将近一半内容是批林的，经济计划没有谈到具体内容，因为当时的经济仍处于一片混乱，领导层也无暇为当时的五年计划中还剩下的两年——1974年和1975年——做出具体部署。
十大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在邓小平于1973年底掌握了更大权力时，他们将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们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导的九大上提拔进来的军队干部。在新的中央委员会191名委员中，有40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干部。60经毛泽东同意回来工作的人中有副总理谭震林，他在淮海战役期间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总前委的指挥员之一，曾在1967年2月毅然站出来批评“文革”；这些人中还有王震和邓小平。邓小平过去仅被允许陪同会见外宾，但从7月中旬他开始参与会谈。61毛泽东决定提拔王洪文这个既年轻又无经验的造反派头头，老干部们很生气。8月21日十大前夕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老干部们斗胆提出了反对任命王洪文的意见。许世友将军表达了不太敢说话的老干部们的心声，他说，有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受到压力后他又改口说，可以再加上康生和叶帅。62不过毛泽东最后还是坚持己见，任命了王洪文。“文革”期间曾在选择要批斗的老干部方面起过阴险作用的康生也得到了任命。不过，另外两个副主席，周恩来和叶剑英元帅，则是既富有经验又立场温和的领导人。
虽然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起草报告的却是江青的两个支持者张春桥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他们起草的。因此，大会文件虽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权时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倾”成果。事实上，十大之后的政治局成员仍然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十大后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后来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员，包括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虽然算不上激进，却倾向于左派。毛泽东想用“群众代表”——农民和工人代表——平衡那些回到中央委员会的老干部，尽管他承认“他们的思想水平低一些”，但可以依靠群众代表去支持主张继续革命的激进派。
邓小平有了新的职务，但并没有为他指派具体工作。不过敏锐的政治观察家看得清楚，毛泽东已开始考虑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们一起出去视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63批判周恩来：1973年11-12月基辛格在1973年2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发现，毛对美国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苏联合作很不高兴。同年11月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时，毛泽东不但对美苏合作有意见，而且不满于周恩来跟美国打交道时太软弱。他在夏天时严厉批评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想利用中国跟苏联达成协定。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并在加州圣克莱门特市与尼克松会面，双方共同出席签署《防止核战争协定》的仪式之后，毛泽东的怀疑变得更加严重。中方在勃列日涅夫访美后立刻向白宫发出正式照会，指责美国帮着苏联表演和平姿态，等于是帮着苏联掩盖它的扩张主义。64毛泽东怀疑，美苏两国达成的协定将使苏联腾出手来把武器瞄准中国，而美国对此不会做任何反应。
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和外交部太迁就美国，使美国得以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对美国在减少与台湾的交往、跟中国恢复邦交上无所作为也很生气。尼克松曾经许下诺言要在1976年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但是不管做何解释（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削弱了尼克松的实力，使他无法让国会批准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现在都是在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基辛格于1973年11月到北京时，美国刚任命了安克志（Leonard Unger）为新一届驻台大使，并同意向台湾提供新的军事技术。这令毛泽东十分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