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虽然被贬，却比在位时更清醒沉着。他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古书中的教训，悟出一个道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要这种进退盈缩的变化一出现，他袁某和北洋系就一定会有再次出头的机会。
袁世凯郑重地告诉段祺瑞：“芝泉啊，要沉住气，耐心等待时机。”
这的确是一个很考验耐心的过程。江北提督没有实权不说，当得还不轻松。在段祺瑞履职到任后，有一个协哗变了，段祺瑞被迫带着老婆孩子过了一段逃难日子。好在段家有两个厨房头儿，逃难期间忙上忙下，很卖了份力气，生活才不至于受到太大影响。
哗变结束，段祺瑞论功行赏，将两个头儿都列为有功之臣。虽然不可能封他们官，但两个人自此在段府地位特殊，有些家事连段府总管都做不了主，得这两个厨房头儿说了算。
段府除了他们之外，另有后宅的几个老妈子，也是自清江浦提督时代开始进入段府的，而且同样归入功臣之列，可见这一时期曾给段祺瑞留下的心理阴影。
派谁出征
在段祺瑞到清江任职的第二年，他终于感受到了暗潮涌动下局势的显著变化。
首先是爆发于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已经足够令清廷感到不安：“倘不严加防缉，诚恐酿成大变，不可收拾。”
当年9月，四川发生保路风潮。四川总督赵尔丰倒是“严加防缉”了，但严得又过了头，结果酿成流血事件。潜伏于四川的革命党人乘机发难，连陷数十郡县。
天下未乱蜀先乱，袁世凯所预言的“合久必分”终于露出了苗头。作为一波波大浪顶峰的，则是10月10日革命党人所策动的武昌起义。至12日，起义军已光复武汉三镇，天下为之震动。
清廷立即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派谁出征为好。
在满洲贵胄中，铁良、良弼均被称为清季干将，但良弼年轻，资历和地位也较低，只有铁良才具备“帅”的各方面条件，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也确实常被人称为“大帅”。
从慈禧太后决定编练新军起，铁良即奉旨与袁世凯共同主持练兵事宜。当时袁为主，铁为铺，练兵处办事人员都称袁世凯为“宫保”（袁世凯曾被封为“太子少保”），称铁良为“大帅”。
如果单评政绩，铁良给袁世凯做副手都很勉强。不过依照清廷一向的规矩，凡是满人中具备办事能力，头脑比较清楚，同时又官至二品的官吏，其得到信任和被迁擢重用的机会都要比汉官来得容易得多。在慈禧的信任赏识下，铁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历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名位几乎可与袁世凯平起平坐。
练兵的时候，大权归属袁世凯，铁良尚对之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等到“宫保”、“大帅”能面对面坐下了，他就不这么好说话了。围绕着北洋新军的使用，铁良时时以陆军部的命令与袁对抗，令袁很难堪。二人矛盾逐渐明朗化，铁良也由此成为满人“中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北洋新军共有六镇。在慈禧的支持下，铁良收回了其中的四镇，从而揭开了他与袁世凯之间正面冲突的序幕。而后改组四镇军官的做法虽遭到慈禧的制止，但铁良在这场权力争斗中已经赢了大半。
袁世凯被逐，本是“中兴派”内部的一件大喜事，与袁世凯积怨已深的铁良更是犹如去了一块心病。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有袁这个大敌在，自己在朝中尚能相安，袁一走，他反而混不下去了。
摄政王载沣是个庸懦无能、眼光短浅之辈，他逐走袁世凯后，便把自己的弟弟载涛推出来，让载涛掌握军权。载涛时年才二十三岁，也没有什么文武才略，一切都要靠军事熟手铁良指导协助。
外行领导内行，是中国官僚场上的一个常见现象。面对载涛这个乳臭未干、对军事基本一窍不通的公子哥，有多年处理军政事务经验的铁良不可能不感到憋屈，有时也难免会流露出“军事你们不如我”之类的牢骚和倨傲。
载沣、载涛兄弟对此很忌讳，于是便将铁良身兼的禁卫军训练大臣一职免去，调他筹办海军，实际上是架空了他。
铁良知道自己不能为朝廷所容，就索性将陆军部尚书也一并辞去，像他的政敌袁世凯一样回家闲居去了。
铁良在家闲住了一年，载沣、载涛还是如同防袁世凯般防着他。由于害怕铁良暗中仍与各镇将领联系，便又特予起用，让他去做江宁将军。在大半个清代历史中，各地驻防将军的职权都非常重要，但到光绪以后，却逐渐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基本无事可办。
代替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的荫昌曾在德国留学，专习军事。回国后，他长期在天津武备学堂担任督办（相当于校长），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尊其为老师，段祺瑞到小站投效袁世凯，其实也是由荫昌推荐的。
荫昌的最大缺陷是没有练过兵，更无带兵打仗的经验，同时他在北洋新军中的威信也与“大帅”铁良相差很远。不过也唯因如此，载沣等人才觉得他好驾驭，遇事不致掣肘。
事实上，荫昌接到任命时尚在德国，其职务只能临时由左侍郎署理，那位左侍郎“奉命唯谨”，上面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确实听话得很。后来即便荫昌本人回国，部务也仍然倚重副手，他自己连公文都懒得处理。
武昌起义爆发时，荫昌已出任内阁陆军大臣。内阁开会几经商讨，认为铁良已经下台，良弼资格太浅，只有荫昌才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于是便决定派他督师赴鄂剿办。
等等再看
荫昌受命之后，有人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不满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所说倒也是实话。罢免袁世凯后，载沣即着手组建了由皇族直接控制的禁卫军，这支部队被载沣寄予厚望，待遇全国最优，装备全国最精，可惜却毫无作战经验。更主要的是禁卫军将领大多由皇族子弟担任，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公子哥儿全都娇生惯养，谁也不愿意去前方打仗，都以拱卫京师为由反对出战。
禁卫军上不了场，只能仍然抽调北洋老六镇的人马。这时北洋军正奉命参加即将举行的滦州秋操，有的正在途中，有的已经到达目的地。内阁会议上，有人便提出，滦州离湖北较远，不如就近从京畿、河南、江苏抽调部队。
一听这话，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立刻犯起了心病。他是个贪腐成性的庸才，一生唯知要钱，对独揽兵权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他与载沣、载涛兄弟素来不合，非常担心后者会借调动军队之机来对付自己。于是内阁会议一结束，他就赶紧把亲信部队调入北京城内，驻扎于九门要冲及自己的王府周围。
让奕劻这么一搅和，京畿部队就没法动了，载沣、载涛只得从滦州和保定抽调了一镇两协，临时编成第一军，归荫昌指挥。
荫昌有了第一军，可是却调度不灵——各部队乱哄哄地南下，毫无秩序可言，有的军官到了，士兵没到，有的士兵到了，军官又没到。
荫昌急得手忙脚乱，无奈之下，只好向朝廷求救。载沣闻言也着了慌，不得不再次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让奕劻等人拿出解决之策。
奕劻声称：“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他转而向载沣进言，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并强调：“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的，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券，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
奕劻一力保举袁世凯的另一个论据，是袁世凯在老外心目中地位很高，“东交民巷（即使馆区）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
朝廷表面上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不屑一顾，实际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屡次敲打，心理上已对对方十分畏惧，同时也很把他们的言论当回事，有时老外们的态度甚至比国人的议论还更令朝廷在乎。
见连东交民巷都呼吁让袁世凯出山，载沣别无他策，只得皱着眉头答应下来：“你们既然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
1911年10月14日，朝廷旨意下达，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兼剿抚事宜，其职责相当于荫昌的助手。
受了你们那么大的侮辱，好不容易出山了，还得给人做下手，袁世凯如何甘心？他借口“足疾未痊”，拒绝回京履任，同时又暗中给段祺瑞、冯国璋等老部下发去电报，召他们到彰德来开秘密会议。
当时政府有规定，在职官吏不得擅离职守，高级官员凡出郭三里者，就必须预先奏明，奉旨允许后方可起身。段祺瑞自然不会遵守这一规定，但为了不暴露行程，他骑马秘密经小道走了七天，才从清江赶到彰德。
早在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范蠡就留下了一句名言：“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在秘密会议上，袁世凯引用了这句名言，表示他出山的时机尚不成熟，还得等等再看，不过他要求部下们从现在开始就针对武汉战事着手准备。
在袁世凯拒绝赴任的情况下，荫昌只得率已编配就绪的第一军独自前往湖北前线。
由于跟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尚可，荫昌在发现调度不灵，向朝廷叫苦求援之前，曾顺道去彰德看望过袁世凯。当袁世凯问及南下有无把握时，荫昌自信心爆棚，说：“武昌的事好办，那里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又没什么人物，成不了气候。”
袁世凯虽在家中，但对外面的形势了如指掌。他提醒荫昌：“也不能这么说吧，黎元洪不就是一个吗？”
武昌起义前，黎元洪是驻军湖北的混成协协统，获悉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他匆匆忙忙换上便衣躲了起来，但是起义军却主动找上门来，不是要杀他，而是邀请他出任革命军都督。
黎元洪能有此奇遇，实在也是形势使然——参加武昌首义的起义军士兵不过才三千人，而且大多数尚未加入革命党，可以说是群龙无首。有人因此提议：“黎元洪现在城内，且资望高而得军心，可当重任。”
黎元洪为人忠厚，在官兵中的人缘极好，其资历和名望也足以号召各省响应。众人一拍即合，当下便来了个满城搜寻。
北方不能乱
黎元洪在哪里呢？一说是在他的一名司书的寓所里。另有一种说法是黎元洪有一个名叫黎本危的相好，原为汉口的妓女，起义爆发后，黎元洪藏到了黎本危的家里。
革命军很快就打听到了黎元洪的藏身之处。对黎元洪比较不堪的记载是，他胆小如鼠，不敢担任革命军要他出任的都督，一直钻在黎本危的床底下，最后被士兵强拖了出来。
到底是不是被“拖出来”的另当别论，但黎元洪一开始有顾虑倒是真的。说到底，他本不是一个想革命的人，更不用说担任革命军的首领了，而且那时革命军力量微小，能否抗拒强敌，以及今后能不能取得成功，都是难以预料的未知数。毕竟，革命在那个年代就是造反，而造反一旦失败，面临的下场不外乎死无葬身之地，甚至株连九族。
不用说，革命军为了把黎元洪推上台，肯定费了不少唇舌，黎元洪也一定会再三拒绝，拿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担当大事之类的理由来推托。
在推拒无效的情况下，黎元洪被枪口所逼，只得半推半就地当了革命军的都督。这当然说的是一开始。黎元洪和段祺瑞等人一样，既受旧学思想的影响，也接受过新式教育，属于半新半旧的过渡性人物。过去那些所谓绝对效忠君王的一套并不能完全主宰他们的意识，只要外部条件一变化，脑子就会转过弯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黎元洪逐渐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良言苦劝，铁下心来决定推动革命。他在湖北谘议局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当众宣布：“我以前虽然不是革命党人，但现在是军政府的一员。我决不计个人成败利害，决心与诸君共生死。”他的这一表态顿时引得全场掌声雷动。
思想转变之后，黎元洪认为自己能成为“首义元勋”得自于相好黎本危，对方是他的命中福星，便就此把黎本危娶进门来，做了自己的宠妾。
荫昌不是不知道黎元洪之名，可他对此满不在乎。在彰德，他对袁世凯说的是：“一个小小的协统，能掀起什么大浪？”
然而袁世凯并非故意要恐吓荫昌。黎元洪可不是一个协统那么简单，此人通晓海陆军战术，湖北新军的编练、操演、整训等事务，几乎都由他一手筹划制定。当初南北新军组织秋操，黎元洪是南军的实际组织和指挥者。虽然在秋操中，南军略输于段祺瑞所指挥的北军，但南军的总体表现并不差，曾获得“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的好评。
1911年10月16日，荫昌所部在汉口刘家庙遭到革命军的顽强抵抗。19日，在黎元洪的命令下，革命军分三路发动进攻，一举攻克刘家庙，并缴获了装有大批军需物资的数十辆车皮。
刘家庙大捷使清廷内部又一次陷入慌乱。20日，内阁副总理大臣徐世昌秘密前往彰德，与袁世凯会晤。袁世凯通过徐世昌直接向清廷摊牌，即要他出山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让其掌握军政大权。
这一条件对载沣等人来说，可谓苛刻至极，但问题是这时他们手中所拥有的筹码已经很少了，而且还在一天天地不断减少。22日，湖南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建立湖南军政府，同日，陕西也宣布独立。
局势的发展没有出乎袁世凯的预料，并且他已经事先布好了每一着棋。就在那次彰德秘密会议结束后，他把段祺瑞单独留下来，说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现在南边闹得很凶，可是要害不在南，而在北。”
要论政治头脑，段祺瑞几乎就是袁世凯的翻版，他听了立刻心领神会：“大人的意思是说北方不能乱吧！”
袁世凯正是此意，他知道自己出山只是时间问题，重要的是将来如何布局。段祺瑞被告知要准备率部从清江西上，在前线部队后面控制住交通线，这样进可以取武汉，退也可以左右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