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影响的诅咒——译者序(2)

这样的批评风格直接来自希腊人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朗吉努斯就先给出一个无法证明，完全凭借阅读者主观判断的对于“崇高”的解释：文字的崇高来源于强烈、真挚、应时的情感和宏伟的思想，又洒落地批评了一番“冷淡僵直”、矫揉错位的非崇高语言。接下来却有板有眼地罗列了一长串修辞手法和行文风格来说明如何鉴别文字中的崇高性。正如朗吉努斯在《论崇高》开头所说的，崇高发乎自然，却只能托身艺术。布鲁姆也是坚信这一点的，他也认为最经典的诗歌拥有源自内心的崇高美，只能由对阅读诗歌最多也最深刻的读者来感悟，但也相信崇高是可以精心雕琢或加以剖析的一种艺术。这就难怪他曾经的老师维姆萨特心情复杂地称他为“朗吉努斯式”的批评家，而布鲁姆也引以为豪。

布鲁姆批评上的另外一个精神导师是萨缪尔·约翰逊，从他那里学来的是“生平批评”。约翰逊最后的杰作《英国最杰出诗人概览》详尽地介绍了52位诗人的生平和作品。生平介绍中常会穿插一些个性品评，显示对作家私房学事的熟稔，之后再对主要作品作粗细结合有见地的评析。没有学院派批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奉行的逐字逐句的推敲，却有不少大刀阔斧正本清源的高论。布鲁姆也喜欢把诗人生平介绍和诗歌赏析穿插起来，他的评论既有“以意逆志”的领会和共鸣，也有端坐诗外的客观分析。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批评者深入理解并试图复原所批评对象的心理状态。布鲁姆在《影响的剖析》中很多地方都流露出对作者心态的洞察力，这就是他作为文学精神分析师的一面。他甚至强大到可以对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进行精神分析，早在《西方正典》中就深度剖析了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的防御心理。布鲁姆认为，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实际上是由哈姆莱特这个人物触发的，俄狄浦斯弑父的时候并不知情，哈姆莱特才是真正背负弑父情结而无法行动的人物。弗洛伊德试图掩盖莎士比亚给他的巨大恩惠，还反客为主对哈姆莱特进行粗暴不靠谱的精神分析，可谓否定影响之典范。按照布鲁姆的说法，“不是哈姆莱特躺在了弗洛伊德博士办公室里那张著名的沙发上”，而正好相反。这番对弗洛伊德的见解令人哑然，但又具有些奇怪的说服力。

布鲁姆从来都是这样深切地关注文学对心灵的絮语。在《西方正典》的“序言”中就说过：“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文学的主旨并非让我们了解他人和世界，而是让我们触摸到孤独的内心，在这一点上布鲁姆从来没有犹疑过。他在诗歌方面的口味是传统的人本主义。即使在讨论当代诗歌形式实验大师阿什贝利的时候，还是偏重《流程图》《芬兰狂想曲》这些诗作中探讨人性永恒难题的层面，基本不屑于前卫诗人赋予诗歌的拆解普通语言的功能。

作为一个文学学者，布鲁姆的思想是有很清晰的轨迹可循的，不断反复，在反复中深入和变化。他既不是刺猬型学者，也不是狐狸型学者，他倒是像一只候鸟，飞来飞去总是沿着一条轨道。他用自己的飞行记载着时间的飞逝，也记载着时间的永恒。

历史在哪里？

布鲁姆认为，他所推崇的崇高诗人只和最高明的前辈发生正面而隐蔽的竞技，他们的创造力与其他历史细节基本没有关系。因此，他在本书中强硬地反对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就是把经典和同时代被忽略的文化元素放在一起阐释的研究方法）：1.“诗性思维总是一种回忆。这种回忆基本上是对过去诗歌的回忆。社会理论和对文艺的历史性认知同样都在记忆的岩石上翻船……”2.“历史不足以解释莎士比亚，反倒是莎士比亚照亮了历史。”也就是说，在赏析阐释诗歌的时候，除了诗人传记生平以及前辈对手诗人的传记生平，其他的历史背景没有直接关联。“诗人内心的诗人”——即诗人对孤独内心的品评——与政治无关。无论是雪莱的左翼思想，弥尔顿对克伦威尔的支持，还是叶芝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都不能解释他们诗歌内核对于一些恒久不变的事物的深刻体悟。

布鲁姆俨然站在了新批评（不考虑任何历史，包括作者生平）和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与非文学话语和社会机制的关联）的中间，摆出了一个源自朗吉努斯的批评立场。

那么当今美国文学批评界执牛耳的史蒂芬·格林布拉特为什么要专门写一本《威尔与世界》（亦译作《俗世威尔》）来推测莎士比亚其人其事的历史背景呢？格林布拉特明确认为：天才的诞生也是需要历史的一臂之力的。

1580年代晚期的伦敦迎来了外省小镇青年莎士比亚，没有惊人的学历和学识（虽说他对拉丁文文学传统也是很熟悉的），起初只是个演员，在酒肆里结识了不少伦敦才子。当时伦敦有六大著名“大学才子”（马洛、格林、华生、洛奇、皮尔和纳希），出身不一，但都毕业于牛津或剑桥，满腹诗书，对欧洲古今语言和诗体都了如指掌。当时文学戏剧领域里才子辈出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现象，与社会环境——如教育水平超过了社会吸纳人才的程度等条件——有关。而莎士比亚与这个圈子的交往让他学会了许多酒肆中才能听到的秽语和妙语，丰富了他的语言储备。格林布拉特甚至认为，《亨利四世》上下篇中出现的混蛋喜剧人物福斯塔夫的性格和语言的特征受到了格林的强烈启发，同时也来源于过去一部劣质的历史剧剧本。莎士比亚没有融入这个才子圈，也并未被他们震慑，到伦敦不久就以一出《亨利六世》在伦敦剧坛大受欢迎。而此时，这六位才子其中五位已先后早夭，仅剩的硕果洛奇也改行从医，莎士比亚的舞台变得更为宽广。他的性情不像大学才子们那样火爆率性，相反很老成持重，擅于把握钱财和声誉，有着冷静的自利精神和外交手腕。

在布鲁姆的阐释中，莎士比亚最闪耀的年华（1590年代下半期至1611年）的确与马洛有关，不过马洛展示的主要是戏剧可以对观众产生的魔力，《帖木儿》里震撼人心的修辞无疑在莎士比亚心里开了一扇窗。他早期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是对马洛的戏仿，从《亨利四世》开始，莎士比亚就取得了相对于马洛的决定性胜利，而《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帕罗再一次向马洛致敬并发起挑战，遥遥呼应后者笔下的浮士德。和格林布拉特的叙述相比，布鲁姆的这个解释更植根于文学本身，但也似乎单薄了一点，这可能就是布鲁姆刻意摈弃历史后所无法避免的弱点。

然而，布鲁姆的解读也有它突出的长处，格林布拉特看到的是莎士比亚自利的一面，而布鲁姆的观点（和济慈的相似）更为微妙。他也认为莎士比亚是个爱惜羽毛的人，但这不是自利，而是超脱价值评判的能力。莎士比亚的剧作没有流露出任何个人喜好，即使是笔下的反面人物也饱满诱人，让读者可以与他们产生“异质共振”。在对作家和文学人物的把握上，布鲁姆无疑是有其出众而独特的洞察力的。

有话要说也是一种诅咒

对布鲁姆来说，文学评论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超历史的价值判断。他欢欣鼓舞地承认，自己是个“永不停息的经典制造者”。批评者的职责之一就是作出好、不好、更好这样的判断。价值判断永远是一种奇怪的艺术，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也伴随着职业化的分析技巧。

文学价值的判断和文学价值的创造有着一些共通性。文学批评和文学一样，需要讲故事，从文学史和作家生平中提炼戏剧，用来叙述的文字也需要精当生动。

但两者又是根本不同的，批评者必须对文学作出判断或论断，经常还必须言之凿凿，强势鲜明。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诗人和剧作家或许是可以保持超脱中立的，但批评者的中立始终是有限的。这就是批评类似于宗教道德教化的地方。奥登曾对想成为诗人的有志青年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写诗是因为有话要说，那还是不要写了，诗人就是喜欢偷听一个词搁在另一个词旁边能发生什么动静的那些人。奥登提到的“有话要说”就是有鲜明强烈的观点和看法想要表达，这种使命感是一种负担，对文学创作是不利的。

那么，有话要说怎么办？显然，布鲁姆是有话要说的人，他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就是“成为一个批评者”。不过，他所想要说的话属于审美教化的范畴，不是宗教或社会教化。相反，他非常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教化。身为一个从内心里认同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犹太裔学者，布鲁姆对文学和宗教历史上的他者有着天然的同情和理解。他早年在《先知派诗人》（The Visionary Company）中就想把布莱克和雪莱作为异议英雄从新批评家的漠视中拯救出来。也正是因为布鲁姆强调的是诗歌在审美和认知方面达到的境界，他对一个诗人审美以外的身份和信仰并不看重，不会因为诗人的政治观点而评判他们。在这方面他显示出了很大的宽容，这也正是为什么他把政治化的文学批评流派称为“仇恨学派”，他认为抓住作家对待女性或弱势他者的一些盲点并不能触及他们艺术的深处，反而暴露了批评者心胸的狭窄。

他在《影响的剖析》里面一再强调，偶然的历史境遇对作家的内核并没有根本的影响。拿诗人的性取向来说，虽然惠特曼、克兰、阿什贝利等诗人都有同性恋的身份或行为，但他们的欲望并不受此限制，他们探索人类核心体验的内心也与此关系不大（这点很可以商榷）。虽然布鲁姆强烈抨击艾略特诗歌中明显的反犹倾向，还是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不过作为批评家很差）。布鲁姆还深情地回忆了小时候在第二大街剧院看意第绪演员扮演夏洛克，与这个犹太人角色有种特殊的默契，但这也不能撼动布鲁姆对莎士比亚这尊神的崇拜。

译者部分赞同布鲁姆对诗歌内核的看法，但也不得不说他对1970、1980年代以来学院的批评的历史和政治转向的认识过于简单，也缺乏了解的耐心。他说自己是个光杆司令，对“仇恨学派”和他们的“厌世主义”多有讥诮，就像在本书中对奥登的评价一样锋芒过盛。

但布鲁姆也有腼腆深情的另一面。回顾自己在耶鲁担任助理教授生涯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对热衷“骨头和骷髅会”这样精英团体的耶鲁本科生很排斥，因而教学方式十分粗暴，但他的“意第绪”本色实际上是羞涩内敛的。书中布鲁姆也谈及与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友谊，还有批评家同道中人的惺惺相惜，温暖四溢。

布鲁姆和他的对话者之间也许并没有批评品质和水平的优劣之分，两者都充满了防御心理，但也都有许多真诚的文学信仰。鸿沟两边矗立着各种互相矛盾、不能对话的理想主义。如果按照不那么庸俗化的理解，“文人相轻”有时是不同类型理想者之间的摩擦。所以他们不需要和解，这样的摩擦正是文学和文学批评不断发展的基本条件。

展望未来的时候，布鲁姆特别欣慰的是身边来自非西方文化的年轻学生——尤其是亚裔美国学生（包括亚裔留学生）——对在当代文化中衰落的西方经典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他自己的思想和文字也借非西方的文字而广泛传播。他对非主流美国学生的真挚之情流露出他理想主义的另外一个侧面。在莎士比亚的包容超脱之外，他同样欣赏的是惠特曼在世间万物发现美的天才，及其宽广坦荡、浑若天成的笔触。惠特曼正是《影响的剖析》这部崇高诗歌史里莎士比亚之外的另一个主角。惠特曼笔下的纯真美国被不断倾蚀，但布鲁姆相信多元民主平等的理想不会泯灭，就像最伟大的诗歌不会消亡。

《影响的剖析》是一部巨大的纯真之书，于沉沉末世怀想崇高。掩卷慨叹之余，读者也或许会生出做“不可能”的事、说“不可能”的话，以期接近崇高的愿望。想要描绘也好，想要教化也好，有话要说永远是一种诅咒，但哈罗德·布鲁姆会说：希望我们都能有机会生活在它冷峻的光芒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