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课题研究缘起

2008年，笔者正式成为咸阳师范学院的音乐教学论教师。在七年的教学历程中，笔者对教学工作满腔热情、兢兢业业，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引导更多学生学会音乐教学、喜爱音乐教学、热爱音乐教学。备课时，认真研究教材，多方参阅各种资料，力求吃透教材，做到深入细致；上课时，注重课堂教学效果，抓住重点，突破难点；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学为主线，注重讲练结合；坚持参加校内外教学研讨活动，坚持旁听校内公开课，向经验丰富的教师学习教学方法；积极参加各层次教学竞赛活动，以赛促教，良性互动，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在近七年的教学工作中，笔者也取得了一些成绩：2009年被评为校级“优秀班主任”；2010年荣获“陕西省普通高校公共艺术课程展评活动一等奖”；2011年获校级“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二等奖。令人欣慰的是，笔者辅导过的大部分学生顺利通过招教面试环节，如愿成为基础教育的音乐教师。每当接到学生欣喜若狂、喜极而泣的报喜电话时，作为音乐教学论教师的职业自豪感和职业幸福感油然而生。但是，令人颇为尴尬和心痛的是，在对毕业生的回访和交流过程中，笔者直观地感受到毕业生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幸福度都远低于预期水平。从教毕业生在教学过程中茫然失措，究其原因，能够追溯到基础音乐教育面临的众多紧迫问题：在师范院校教学中目前尚未实现与就业岗位的无缝衔接；音乐教育学学科知识与基础教育领域音乐课程脱节；师范院校毕业生擅长音乐表演技能，而音乐教育理论素养与音乐教学能力相对欠缺。在应试教育背景下，音乐课程处在中小学基础教育的边缘化地带，属于饭后甜点性质。此外，音乐课程的教学理念出现冲突，在审美和实践之间摇摆不定。正是出于对这一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笔者逐渐产生了写作动力，期望在梳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重构和实践生成，以期为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抛砖引玉。

二 课题研究现状

对于课题的部分内容有一些参考资料，但是尚未有直接对应课题的整体研究资料。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实践生成部分，侧重于对近现代中国音乐教育历史资料的梳理和提炼。对此，涉及的中国音乐史著作主要包括：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蔡仲德的《中国音乐美学史（修订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和《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增订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新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和《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孙继南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版），伍雍谊的《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姚思源的《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研究文集（1949—1995）》（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1949—1995）》（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和《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献（1949—1995）》（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马达的《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张援的《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中国当代艺术教育法规文献汇编（1990—2010）（上册、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部分，侧重于梳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理论的历史脉络、国外音乐教育理论和音乐教学法的价值诉求、中国音乐课程标准的全面解读。对此，涉及的学术著作主要有：1．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理论：曹理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和《学科教育学大系：音乐学科教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姚思源的《论音乐与音乐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和《论音乐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俞玉姿的《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国外音乐教育理论和音乐教学法的价值诉求：于润洋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和《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宋瑾的《西方音乐：从现代到后现代》（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和《音乐美学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廖家骅的《音乐审美教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管建华的《中国音乐教育与国际音乐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音乐课程与教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音乐人类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刘沛的《美国学校音乐教育概况》（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和《音乐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杨立梅的《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和《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匈牙利音乐教育（新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李妲娜的《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缪裴言的《日本学校音乐教育概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魏煌的《苏联音乐教育——卡巴列夫斯基音乐教育体系·儿童音乐学校》（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加拿大] 洛伊斯·乔克西的《柯达伊教学法1》（原文版）（第3版）（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美]雷默的《音乐教育的哲学》（第2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和《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第3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版）, [美] 戴维·埃里奥特的《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 [日] 铃木镇一的《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3．中国音乐课程标准的全面解读：王安国的《从实践到决策：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和《世纪的回眸·王安国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金亚文的《小学音乐新课程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初中音乐新课程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高中音乐新课程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廖乃雄的《音乐教学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和《论音乐教育》（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卢康娥的《音乐教学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三 课题研究思路

本课题采用由远及近的思维方式，依次从古代音乐史、近代音乐史、现代音乐史三维视域透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重点关注对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颇具影响的重大事件，例如学堂乐歌运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2000年）》的实施过程和七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脉络、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中较有影响力的音乐教学法以及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最为关注的审美论和实践论的理论交锋。最后，对音乐课程标准进行深入解读。这是本课题的归结点，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重构和实践生成的最终呈现，彰显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综合、系统、完善的教学理念、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过程。具体情况如下：

音乐教育是音乐艺术和音乐思想的重要传承途径。学校音乐教育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在夏商周时期，音乐教育出现萌芽，并且经历了从巫术化、神秘化到系统化、贵族化的发展过程。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重视和提倡音乐的教化功能，将音乐作为君子六艺的必备环节。从汉代到明清时期，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成为服务于统治阶级政治仪式和君臣享乐的专门性技能教育机构。从1840年开始，在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下，建立了马礼逊纪念学堂、崇信义塾、上海清心书院女校、登州文会馆、中西书院、经正女塾、养正书塾等音乐教育机构，有效推动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学校音乐教育逐渐萌芽。20世纪初期，清政府颁发《奏定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等教育文件，表明音乐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教育逐渐取得合法化地位。随后，在蔡元培的积极推动下，中华民国政府将音乐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颁发中小学基础教育相关法令，并在师范院校提升音乐教育地位，以音乐教育来提升道德素养和审美素养。在这一时期，民间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学堂乐歌运动。学堂乐歌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指中国知识分子在创造性学习西方音乐过程中，有效吸收融合中国传统音乐所创编的适合中小学课堂音乐教学的新式歌曲；另一方面指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进行音乐启蒙、音乐传播、音乐教育的思潮和运动。学堂乐歌深刻塑造中国学校音乐的发展形态，推动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促进我国音乐教师的培养和音乐教材的建设。学堂乐歌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启蒙运动，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是中国音乐和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近代化的逻辑关节点和重要里程碑。

1923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发中小学音乐课程纲要，为编写音乐教材和开展音乐教学提供了政策依据，有效促进了中小学音乐教育工作，标志着中小学音乐教育步入正轨。随后，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细致规定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教学课时、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实现音乐课程教育管理的制度化和常态化。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形势，音乐教育逐渐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相结合，在课程内容上倾斜于爱国主义教育，在授课方式上从课堂教学走向宣传鼓舞，凸显音乐教育的功利化、政治化取向。受到国家教育政策影响，师范院校经历了“萎缩—恢复”的发展历程。1922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在教育实际运作中取消了师范教育的独立性，导致师范生生源变相流失，对于师范教育发展造成了冲击。到1932年，政府颁布《师范学校法》，以法规形式将师范学校重新独立出来，师范教育逐渐恢复。从1933年开始，教育部相应颁发了系列音乐课程标准，对于乡村师范学校、三年制幼稚师范科、简易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要点做了详细的规定，有力实现了师范类音乐教学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在这一时期，音乐教育事业逐渐拓展，表现为众多师范院校设立了音乐专业和创立了数量众多专业艺术院校。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建立数十个革命根据地，并且因地制宜地开展学校音乐教育活动。革命根据地的音乐教育受到军事斗争的制约，办学条件都较为简陋，在教授基本音乐知识的基础上，与军事斗争相结合，较为注重意识形态教育。具体到音乐教育方面，革命根据地政府发布了系列文件，规范中小学、师范类学校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等，并对学校音乐教育做了具体规定。革命根据地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工作也较为艰苦，表现为办学规模较小、办学条件艰苦、学习年限较短。其中，较为著名的是鲁迅艺术学院和华北联合大学。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文化景观，契合全民抗战的时代呼声，适应宣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时代要求，是中国近代史盛况空前的群众性爱国音乐运动。这一运动肇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于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形成热潮，至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时达到高潮。受到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影响，中华民国政府开始重视歌咏运动的重大作用，并颁布一系列政策法令，以便更好地开展抗战宣传工作。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其中有以《义勇军进行曲》 《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保卫国土》《游击队歌》等为代表的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鼓舞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歌曲；有反映30年代工农群众苦难生活和走向革命的歌曲，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摇船歌》《车夫曲》《拉犁歌》《搬夫曲》等；还有为电影、戏剧中各种人物写作的独唱抒情歌曲，如《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春天里》《新编“九一八”小调》《夜半歌声》等。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斗争事业，促进了中国革命歌曲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的普及。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学校音乐教育进入建章立制阶段。政府积极筹划音乐教育工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妥善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对教学理念、教学课时、教学内容等做了规定，促使音乐教育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其中，《小学音乐课程暂行标准（草案）》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音乐教育的实际情况制定的第一部课程标准，是我国小学音乐课程建设正规化的重要标志。师范类教育面临与中小学音乐教育相同的任务，妥善建章立制，规定教学课时，制定教学大纲，明确教学目标、教学课程、教学重难点等内容。通过以上举措，学校音乐教育逐渐步入正轨。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国家政治局势的恶化，音乐教育课程逐渐被政治课程所取代，音乐的美育功能逐渐被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所遮蔽。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终于迎来了宝贵的黄金时代。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的思想鲜明体现在学校音乐教育领域表现为音乐教育学者的建议与国家音乐教育政策制定调整的良性互动。1986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文件为标志，表明美育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教育方针的理念，正式进入国家的纲领性文件。改革开放之后，教育行政机构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逐步修订和完善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主要有六次较大规模的修订，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2年、2000年、2001年、2011年，有效实现音乐教学标准的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与之相对应的，改革初期我国师范教育妥善系统制订教学计划，分期规范音乐课程教学大纲，迈入良性循环的发展阶段。

1989年，国家教委印发《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2000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关于学校艺术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总体规划是学校艺术教育的部署方案，是指导、检查和管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重要依据，对于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总体规划明确了艺术教育的特殊功能和独立地位，表明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重要内容，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他学科教育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1993年，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开展对全国各省市贯彻实施《总体规划》工作的全面检查，并以教育管理、开课情况和师资队伍建设为检查重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艺术教育检查工作，范围大、内容多、人员广。通过省市自查和实地检查相结合，有效总结了宝贵经验和有效做法，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从整体情况来看，自从《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下发以来，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986年至1998年，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委员会共计举办了七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这是当时音乐领域最为重大的学术活动，有力推动了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细致梳理第一届到第七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的重要历程，可以将其归纳为：政府高度重视的第一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积极配合协调艺术教育工作的第二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修订完善总体规划的第三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落实总体规划经验交流的第四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研讨交流师范音乐教育改革经验的第五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以音乐教育推动素质教育的第七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

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理论是西学东渐的重要产物。因此，西方音乐教育理论的发展脉络是探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理论的重要参照系。古希腊时期处于世界文化形成的轴心时代。从早期古希腊时期众多思想家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对于音乐和音乐教育的理论深刻影响了西方美学史的思考路径和思考方向。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是音乐世俗化转向的重要契机。随后，卢梭、康德、黑格尔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丰富和推动了音乐理论的发展。音乐的自律与他律是近代西方音乐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线索。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会议主题是现代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航标和有效参照。

中国音乐教育思想和政治哲学、人生哲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孔子对音乐实现了祛魅化和人文化的双重进程，消解了音乐与巫术相联系、与鬼神相沟通的形而上神秘功能，建构了音乐人文化、世俗化的教育功能，并凝练为文质彬彬的音乐审美诉求。孔子以内在之中庸和仁义为指导思想，以外在之礼为规范，强调音乐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效。这一思想成为儒家礼乐治国思想的重要基础，深刻影响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展历史，构成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主流特质。道家音乐思想总体倾向于无为，崇尚自然，反对儒家积极的礼乐教化。大音希声是无为音乐的典范，即自然产生的音乐是一切音乐的源泉。《乐记》是儒家音乐理论的集大成者，表达音乐的社会政治功效、伦理教化、天人感应的重要维度，要求音乐合乎礼仪规范，成为名教统治、教育、规训的工具。《声无哀乐论》以《乐记》为批驳对象，从道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角度，阐述音乐是自然的产物，认为音乐与个体情感、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缺乏关联性，要求回归音乐的本真和独立。从1840年开始，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过程之中。从音乐教育的价值诉求出发，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思潮主要划分为以美育为主的音乐教育思潮、爱国救亡的音乐教育思潮、全盘借鉴苏联音乐教育的理论思潮、以审美为主线的多元音乐思潮。其中，美育思潮是贯穿音乐教育的重要价值诉求，成为近代中国学校音乐的理论基石，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梁启超是最早倡导美学教育的学者，是美学教育的启蒙者。王国维首次提出“美育”概念，对美育的特点、功能做了比较全面的解读，是中国美育思想发展的理论奠基者。教育家蔡元培重视美育的功效，将美育作为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教育方针，是中国近代美育建设的核心推动者。20世纪中后期，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与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逐渐交叉，互为援引，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平台。其中，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理论、戈尔曼的情绪智力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为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教育心理学理论视角和理论支撑。

随着西方学校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音乐教育教学法研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并形成了重要的理论范式。影响较大的音乐教育教学法有达尔克罗兹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和铃木教学法等。其中，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柯达伊教学法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美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贝内特·雷默在音乐教育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雷默早期提倡音乐教育是审美教育，以确保音乐在学校教育的基本地位，后期提倡协同论综合论的音乐观点，以此出发，建构以音乐体验为基础的音乐教育哲学，并包含感觉尺度、创造尺度、意义尺度和情景尺度，探讨音乐教育的审美属性、审美意义、音乐智力和音乐综合课程模式，认为艺术通过艺术符号和主观创造，激发聆听者的主观体验，扩展其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性。雷默在多元智能理论基础上提出音乐智力理论。加德纳认为音乐能力包括音高、韵律和音质。雷默认为这三者仅仅是音乐的不同方面，而不是人们所需要锻炼的能力。音乐智力在音乐的一般领域中得以展现，这包括作曲、表演、即兴表演、聆听、音乐理论、音乐学、音乐教学。雷默分析了音乐综合课程的模式，包括七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价值观阶段、概念化阶段、系统化阶段、解释阶段、操作阶段、体验阶段、期望阶段。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三个版本的最大特点是根据音乐发展情况所进行的大幅度的修订完善工作。例如《音乐教育的哲学》（第二版）共计313页，大约22万字；《音乐教育的哲学》（第三版）共计444页，大约33万字。在第三版中，雷默明显对音乐的审美立场做了调整，综合和接纳了音乐实践理论的部分观点。在西方现代音乐教育思想争论中，对审美教育形成最有力的冲击的是戴维·埃利奥特的音乐实践观点，这一理论集中表述在《关注音乐实践：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之中。在该书的开篇，就引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名言：确定音乐的本质，或者说为何每个人都应具备这种知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埃利奥特在论述音乐定义的基础上，集中批判了音乐审美概念的四个基本假设，并提出相应观点：音乐聆听是非语言性的程序式存在，是动态的自觉性的体验和关注；音乐制作的价值是在动态的音乐实践过程中，在音乐素养和音乐挑战之间保持平衡；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学生的自我成长、自知自觉；音乐学习知识是连贯性、整体性、开发性、实践性的音乐素养；音乐实践课程提倡音乐学习语境化，将文字概念转化为丰富的、形象的、富有生命力的审美实践活动。

2001年开始的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改革，拉开了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帷幕。经过十余年音乐课程改革实践，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音乐课程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是在总结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教育部以《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为主要参照，妥善制定了《音乐课程标准》（2011版）。这是第一个正式的指导国家音乐课程的文件版本，其政策地位完全不同于以往国家历次颁布的试行版、试用版、实验版音乐教学大纲和音乐课程标准。

本书试图细致梳理解析基础教育音乐课程的重要变化、音乐课程的价值理念和课程性质、音乐课程的基本教学理念、音乐课程大纲的设计思路、音乐课程整体教学目标、音乐课程的基本内容、音乐课程的教学建议、音乐课程的教学评价原则，以呈现迄今为止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实践发展过程所凝结的最高水平的理论成果。

四 课题研究方法

本书在梳理反思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充分探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基础、教学法基础、审美论与实践论之争，进而有效探究音乐教育的基本理念、教学目标、基本内容、教学建议、教学评价等方面。本书主要运用以下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广泛检索、查阅、分析、整理各种内容繁杂的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与课题相关的学术信息，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有效分析。本书涉及的文献资料包含音乐教育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多门学科，主要形式为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和学术报道。在收集整理之后，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重点阅读和分析，并形成读书报告。

2．比较研究法。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以纵向的历时性维度，以音乐教育的历史嬗变为基础，研究不同历史阶段音乐教育的存在形态和发展规律。以横向的共时性维度，以音乐教育理论的价值取向为基础，研究音乐教育理论的多元化发展。

3．个案研究法。对某事物或现象进行清晰描述，挖掘个别案例的内在意义，总结案例发生的内在规律。通过对某些特殊现象的解释，力图在现象中寻找、勾勒、整合、建构理论的解释模式。在研究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时，选择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阐述，例如学堂乐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国民教育改革研讨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