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带一路”上的多语分布现状梳理

一 “丝绸之路”漫长的历史投影，成为沿线国家与民族共同的背景

公元前139年，西汉的张骞及其副手从长安出使西域，穿越中亚，翻过帕米尔高原，抵达西亚，开辟出一条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率300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巨万，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乌孙东归故地，二是宣扬国威。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然而，历史并没有关闭这条意义深远的东西大流通的通道。张骞的副使们带着礼物，仍坚持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此后，汉朝和西域各国经常互派使者，长安以西的官道、驿馆，使者的队伍，商贸的驼队车马，来往熙攘，大者数百众，少者百余人，形成了《后汉书·西域传》所描述的：“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情景。由于张骞等人的沟通，此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天马、汗血马等良种马传入中原，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民族的经济生活。“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汉民族的冶炼、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织品、金属工具等，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运到安息（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再从安息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大秦（罗马），开拓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是前无古人的“开通大道”的壮举。被张骞带到西方的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西方的珍宝黄金，也沿着这条闪烁着丝绸光芒的道路，涌进西汉都城长安。古老中国和遥远的西方世界，由“丝绸之路”连在了一起。

而在中国大陆的南端和西南部，在孟（加拉）、中（国）、印（度）、缅（甸）地区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之前，这一地区就曾经存在过一个广泛联系的贸易网络。这个网络的主干部分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它主要由川滇缅印道（即五尺道等）和川滇藏印道（即“茶马古道”）等多条商贸通道组成。这条连接今天中国西南部与尼泊尔、印度的川滇藏印道兴盛于唐宋，以茶马古道著称。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藏区连接川滇与境外南亚和中亚的重要路线。茶马古道对内是与中国内地相通的商贸通道，对外是与南亚印度相通的重要商贸通道。自公元前一二世纪起，产自中国西南地区的丝绸、布匹、铁器、瓷器、食盐以及其他工艺品通过四川、云南流通到今天的印度、阿富汗、孟加拉国以及南亚的其他地区；来自印度以及南亚其他地区的琉璃珠、宝石、珍珠等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流通到中国西南地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透过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和阿拉伯的伊本·白图泰等旅行家的笔墨，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历史证明，由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国际化视野的开放交流也因此成为世界发展的思想共识。”

从东汉（公元25～220年）时期、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以及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几度兴衰，几度拓展，虽然坎坷崎岖，布满艰辛，但这条陆路总长70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从没有中断过，在沿路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从没有中断过。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曾创下的海洋经济观念、和谐共荣意识、多元共生意愿，将为国家发展战略再次提供丰厚的历史基础。“友善、包容、互惠、共生、坚韧”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对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与世界更深层次的互动，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极其重要的当代意义。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也是整个古代中外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近代世界历史的进程，曾无情地中断过这条路的局部路段，但它留给世界的影响深刻、强烈而悠远。今天，当我们如数家珍般地讲述着丝绸之路的故事，充满深情地回望这条路上的风情之时，也在满怀自信地描绘着这条承载着两千多年来沉淀的民族复兴的希冀的文明之路，和它在中国梦里焕发出的新的辉煌。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全面阐述中国对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政策，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将其作为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为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

“丝绸之路”唤起人们对这条路线往昔的美好回忆。两千多年来，它是连接远东、南亚、中亚、中东、东欧和西欧的重要纽带，也是通往非洲的重要线路。“丝绸之路”是亚洲、欧洲和非洲国家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桥梁。几个世纪以来，尽管遭遇多种挑战，却仍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对话的平台。当今世界，国际和地区格局复杂，但各国追求和平、发展与合作的主旋律是不变的。这也是中国借助“丝绸之路”寻求搭建国际舞台的重要原因，“丝绸之路”表达了我们对和平、合作、互通的需要，也表达了我们开放、包容与坚韧的气度与精神。

“丝绸之路”漫长的历史投影，已然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沿线国家民族谋求发展的共同背景，在各自的发展理念及其规划中，不同的语言文字描述着这个共同的概念，阐发出丰富的含义。许多倡议和计划都一再强调这一概念：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二十二届寻求对话和东西方交流大会上，将其项目命名为“对话之路——系统学习‘丝绸之路’”；北约将其为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八个州的学术和科学界制订的计算机与通信网络计划命名为“网络丝绸之路”；1999年，美国参议院召开了第一次丝绸之路峰会；1999年3月，美国通过了《丝绸之路战略法》；伊朗和日本也曾使用这一概念。然而，当前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范围和目的上都更加广泛、更加丰富；它预示着在达成建设性共识的基础上带来地区和世界发展的更大活力。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纥那曲二首》所歌唱的“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

中国提出的倡议将共识和寻求合作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以及不断发展的多极世界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驱动力。正是这种背景使中国领导人指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应该认识到它们的共性。中国相信，这种共性和共识将有助于实现亚洲和谐以及亚洲各国的全面振兴。

二 多民族、多元文化及多种语言的特点，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景象

多民族、多元文化及多种语言的特点，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景象、历史进程和现实发展诉求。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欧洲的中欧、南欧及西欧部分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隶属印欧语系、闪含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等。有些语言除了同属同一语系，还为同一语支的亲属语言，因此，“一带一路”上的各国人民的沟通具有一定的语言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含中国）的语言概况详见表1－1。

其中，中亚地区的国家、民族相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中亚地区主要的五个国家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五国的主体民族则分别对应于它们的国名：哈萨克斯坦的主体民族是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斯坦的主体民族是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斯坦主体民族是吉尔吉斯族，土库曼斯坦主体民族是土库曼族，塔吉克斯坦主体民族是塔吉克族和乌孜别克族。中亚五国的官方语言，分别是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和塔吉克语。而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均属于突厥语族（只是各自的语支不同，如，哈萨克语属于克普恰克语支，乌兹别克语属于葛逻禄语支，土库曼语属于乌古斯语支）。塔吉克语则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波斯）语族西支（伊朗语支）。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主体民族非突厥族系的国家，塔吉克族是最早的中亚居民。现代意义上的塔吉克人是指住在中亚、帕米尔、阿富汗的操伊朗语，定居，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目前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国新疆等地，属于跨界民族。

中亚主要民族都非常重视保护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因为这样，它们的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宗教和地域特色。

第一，文化的融合性和多元性。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历史上是古老丝绸之路的枢纽。中亚主要民族的形成实际上是不同地域的民族和人种相互交融的结果，中亚主要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在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下形成和发展的，在承袭本土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借鉴和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

中亚主要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性不仅体现在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而且体现在中亚主要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融合。中亚主要民族彼此之间在文化领域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另一民族的传统文化既有共性，也有差异，这也就促成了中亚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第二，中亚地区主要民族都有强烈的传统社会部族观念和集体身份意识。在语言和文化上，中亚其他四个主要民族强调它们属于突厥语国家，而塔吉克族则强调塔吉克语与波斯语的紧密关系。塔吉克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被称为波斯语的“后裔”，萨曼王朝之前其被称为“达里”语。萨曼王朝把塔吉克语确定为国语。塔吉克语在塔吉克斯坦广泛使用，并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使用。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在苏联时期即1928年被迫抛弃阿拉伯－波斯字母而改用一套改进的拉丁字母。1939年起，塔吉克斯坦转用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1989年7月22日，苏维埃塔吉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通过关于塔吉克语的法律，从此以后每年的7月22日被确定为塔吉克语日。目前仅有塔吉克斯坦把它定为官方语言，10月5日被确定为庆祝塔吉克语获得国语地位的日子。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也有不少人说塔吉克语。塔吉克语主要分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实际上因为地理原因存在多种方言。在语言上，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语与伊朗和阿富汗的波斯语之间的关系最为亲近。书面塔吉克语和书面（伊朗）波斯语差别不大，发音上塔吉克语稍保守一些，语法上也有一些小差别。现在，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人与伊朗人之间基本上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语言。

中国的塔吉克族所说语言也被称作塔吉克语，但并不等同于塔吉克斯坦所使用的塔吉克语，它属于东南伊朗语帕米尔语族的色勒库尔语和瓦罕语。这种语言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是帕米尔高原一带的通用语。中国的塔吉克语由于广泛受到维吾尔语、汉语等语言的影响，与塔吉克斯坦所使用的标准塔吉克语差别较大，但与帕尔米高原上其他邻近国家的塔吉克语方言变体非常接近。

而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语言则更加丰富多样，除各国都有自己的官方语言外，众多的少数民族也保留着自己族群的、部落的语言，从而维护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语言学分类上，几种主要的语言，如印地语、缅甸语、马来语等，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缅甸语是缅甸的官方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彝语支，主要分布于伊洛瓦底江流域和三角洲地区，在泰国、孟加拉、美国等也有少量分布。印地语是印度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另外一种官方语言是英语），是印度斯坦族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的印度—雅利安语支，是由古梵语发展而来的一种现代印度—雅利安语言。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合称印度斯坦语），在毛里求斯、斐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苏里南等地的印度裔居民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讲印地语。孟加拉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支，是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官方语言。马来语在东南亚使用较广。马来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马来语泛指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的诸语言；狭义上的马来语指一种使用于马六甲海峡附近地区的语言。狭义上的马来语在语言分类上属于南岛语系的印度尼西亚语族。在1945年以前，苏门答腊岛以外的很多地方也都使用马来语。但是在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宣布独立以后，印度尼西亚所使用的马来语则被改称为印尼语。马来语和印尼语之间的差别，可以类比为英式英语（British English）和美式英语（American English）之间的差别。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基本上是可以彼此沟通的，只是在书写系统的拼音和语汇上有一些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接壤或毗邻。“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语言战略，所涉及的语言还有我国周边国家的语言。我国周边国家的语言都是我国需要长期储备语言人才的语种，同时我国丰富的跨境语言人才资源，也为我国提供了天然的外语人才资源。

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我国少数民族，有许多是跨境民族，他们的语言成为跨境语言。这一现象在我国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比较普遍。云南省同越南、老挝、缅甸接壤，与泰国、柬埔寨、印度、孟加拉等国相邻近。生活在云南南部和西南部的彝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瑶族、景颇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他们的民族语言在边境两边互通，同一民族内部交流没有因国籍的不同而产生障碍。

我国新疆地区多个少数民族跨境与中亚国家在民族和文化上一脉相承。新疆地区的跨境民族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境外叫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境外叫鞑靼族）、乌孜别克族（在境外为乌兹别克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与之共存的是各民族语言也是互通的。本民族内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相邻民族间互用对方语言或自然形成的区域间的通用语言。

三 我国少数民族中的濒危语言问题

我们也要正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一个严峻现象，即濒危语言问题。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正在面临消亡的危险。“据研究统计，当前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已达20余种，其中，使用人数在千人以下的语言有15种。预计在未来的20年到50年之间，将会有20%的语言不复存在。”“我国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如鄂伦春语、赫哲语、土家语、彝语、仡佬语、纳西语、仙岛语等语言和方言的湮灭，都已在‘旦夕之间’；塔塔尔语、畲语、基诺语、普米语、怒语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已完全失去交际功能，加速向濒绝迈进。”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正在使用的12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语言约占语言总数的一半；在1000人以下的有20余种，它们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孙宏开教授介绍，有几种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完全失去交际功能的状态，如满语、畲语、赫哲语、塔塔尔语等；有20%的语言已经濒危，如怒语、仡佬语、普米语、基诺语等；40%的语言已经显露濒危迹象或正在走向濒危。如果满语消失，很多清代史实再也没有解密的机会了。”一旦某种语言不再使用，那么它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就会随之失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跨境语言的基本情况、濒危语言的现状也应具有基本了解掌握以及解决改善的思路。对跨境语言和濒危语言的论述，后文将做专题讨论。

经过这样大致的梳理，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民族的分布及其语言的现状有了基本的认识。通过对语言现状的考察，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确立“一带一路”大战略下的语言战略推进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