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开创中国现代文学新阶段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

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直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开始。至此，中国共产党文武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队伍，两条战线同时革命。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学艺术家，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工作，反帝反封建，同时反对官僚资产阶级，配合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并与国际革命同一步调。这支队伍一出现，就被国民党当局取缔，成员遭通缉，刊物被查封，书籍遭封禁，不时有作家被杀害。但它在压迫之中成长，在摧残之中壮大，它团结友军，突破围剿，生机勃勃，成为全中国“惟一的文艺”（鲁迅）。

中国现代文学的头十年，即文学革命十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反映人的觉醒，写人性的解放、妇女的自由，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是时代的记录。历史翻到左翼文学这一页，喊出的是文艺创作要写阶级，不是“我”，是“我们”，是集团，是阶级，无产阶级要做主人，工农兵在文艺上也要占主导地位。抗战开始以后，时代的主题是抗日救亡，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侮，寻求民族的独立。解放区一隅是“明朗的天”，其创作口号是为工农兵服务。因此，左翼文学十年，具有鲜明的特质。

左联作为一个社团，左翼文艺作为一种形态，它只存在了五六年。1936年春，根据抗日救亡紧迫形势的需要，左联宣布自动解散，另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家协会。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抗日文学阶段。

左联存在了五六年，它有破坏，更有建设。

它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明确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口号。从左联的酝酿阶段——“革命文学”论争时起，革命作家们就十分注意积极翻译介绍列宁的文艺思想。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所有文章、列宁关于人类文化继承的论述，都被反复翻译介绍。从这些译者中，中国的革命文学家、艺术家懂得了：革命文艺是党所领导的整个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军，是它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要始终想着大众，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服务；文艺要反映时代，使之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必须全部继承人类创造的文化遗产，才能开创新的坦途；文艺有它的特殊性，要保证文艺的自由，但文艺家的自由又存在着对钱袋的依赖；等等。左联成立之后，又输入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书信，文艺家们的视野更宽广了，手足更自由了：从更高层次上提出并解决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问题。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艺术的观点是：不反对作品的倾向性，但倾向性不要特别说出，应该使它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流露出来；在这里，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会愈好些。人物不应该是思想的单纯号筒，不要为了思想的要素而忽略了现实的要素；需要的是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总之，不要为了理想而忘掉了现实，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人物性格不但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还表现在他怎么做。每个人都是典型，同时又具备个性，正如黑格尔所说，要写出“这一个”。深刻而充分的现实主义作家可以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成见，如巴尔扎克。此外，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佛理契的文艺社会学（包括他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美国作家辛克莱的“文艺是宣传”的观点，以及苏联“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和批判它之后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被及时地传播，并被作为指导思想。鲁迅、茅盾、瞿秋白、冯雪峰、胡风、周扬等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42年延安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不是从天才的脑子里迸出来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早在30年代就提出来了，并经过反复讨论，艰难实践，取得共识。

它培养了一支队伍。左联成员到底有多少人，无法得到精确的统计。大体说来，最初的参加者仅四五十人，后来发展到三四百人。就创作者来说，其概念更要宽泛一些。可贵的是，它自始至终都重视从基层民众中、从工农兵中培养作家，非常注意发现新人新作。左翼作家想方设法走到工农当中去，千方百计地创办通俗化的报刊，挤出版面发表工农的作品。这种自觉的努力，哪怕只有一星一点，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都该得到肯定。有些在文学史上后来成为有名的作家，如张天翼、丁玲，当时也被称为“新人”，受到重视，其创作及时得到评论和指点。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夏征农等小说家，唐弢、徐懋庸、聂绀弩等杂文家，中国诗歌会的大批诗作者，无不是在鲁迅、茅盾等前辈的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凡是那一时期在文坛亮相的新人新作，几乎都得到过鲁迅、茅盾的帮助和指点。在戏剧电影艺术方面，情况更复杂，但田汉、夏衍、阳翰笙、钱杏邨、郑伯奇等，为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自从遵照瞿秋白的指示，夏衍等人打入电影战线后，中国无产阶级才有了自己的编、导、演，以及舞美、音乐方面的队伍，才产生了一批写工写农，及时反映现实的影片，电影这种最容易大众化的艺术才焕然一新。聂耳的出现是一个铁证。

它创作了彪炳青史的作品。左联成立后，克服了初期普罗文学的“革命浪漫谛克”倾向（如公式主义、脸谱主义、概念演绎等），着力反映现实，抓住重大主题，创作获得普遍丰收。小说方面，有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三部曲，丁玲的《水》，张天翼的《皮带》、《大林和小林》，艾芜的《人生哲学的一课》、《咆哮的许家屯》，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周文的《雪地》、《山坡上》、《茶包》，叶紫的《丰收》三部曲，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杂文方面，有鲁迅的《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茅盾、瞿秋白以及唐弢、徐懋庸、聂绀弩等一大批后起之秀，使杂文空前繁荣，景色壮丽。输入新兴的报告文学体裁后，产生了像夏衍的《包身工》那样的优秀之作。它以新闻、政论和文艺相结合的形式，及时、快速地反映各个领域的现实生活，传达出民众的呼声，留下历史的印痕。诗歌方面，艾青用芦笛吹奏出《大堰河——我的保姆》；中国诗歌会的杨骚、蒲风、王亚平、温流等，在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加入左联后的田汉，扬弃早期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根据形势，创作出像《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一批急就章，演出后无不轰动一时，收到了振聋发聩的社会效果。综观左翼文学创作的全貌，就主题的重大性、反映生活的及时性和宽阔性，作品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艺术风格上的多样性、形式的新颖性等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文学历史有声有色的新篇章。

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一，左翼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各异的文学家，如巴金、老舍、曹禺等，甚至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无不是共处一时，共居一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补充。自从得到瞿秋白、张闻天的指点后，左联克服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小集团主义，大胆地勇敢地走出去，团结朋友，呵护友军，哪怕是正宗的国民党刊物，也在上面发表文章，散布影响，为我所用。像傅东华、王统照、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水星》等，都成了左翼作家驰骋的园地。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那样严重，根本就不给左翼文学以生存的空间，如果不奉行“走出去”的战略，左翼作家就只有被闷死、憋死、饿死。由鲁迅给斯诺的信得知，他是把巴金、老舍、曹禺、冰心、郑振铎、叶圣陶等都视为左翼文学的，鲁迅持的是无量尺。第二，培养新生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新作者，都得到了鲁迅的指点和茅盾的批评。那些指点和批评，不但他们终生受用，而且对文坛也是宝贵的财富。第三，要以海洋一般的胸怀，吸纳古今中外人类创造的文明，借以丰富自己，不断开创新的疆域，创造新的形式，问鼎新的思潮流派。敢于拿来，善于选择，勇于实践，精于吐故纳新。左翼文学不拒绝新潮，凡是别人有的，别国有的，首先搬过来，尝一尝，能用者就留，不合适者则弃。所以几年中，左翼文学是与世界各国同步发展的，始终保持一种鲜活状态。这一点极为宝贵。第四，怎样处理文学与革命（政治）的关系，左翼文学与自由文学的关系，左联没有解决好，它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复杂、艰难的课题。我们一代一代的后来者正努力去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