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农业增长的源泉：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1.2.1 现有文献简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的持续增长，吸引了大批研究者的关注，他们集中于探讨其增长的动力源泉。

1992年，林毅夫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一文，称得上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该作品连同他的后续相关研究，最终形成了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和中国农业发展的解释框架。林毅夫相关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改革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同其他改革及投入可得性增加的贡献分解开来”。其研究表明，1978～1984年中国农业总产出增长42.23%，其中投入（土地、劳动、资本、肥料）增加贡献了45.79%，各项改革导致的生产率变化贡献了48.64%，而在各项改革中，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就使总产出增长了约46.89%，稍大于农业投入要素的总效应。McMillan等的研究发现，1978～1984年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78%可以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采用来解释，22%归功于农产品价格上升。Fan Shenggen的研究表明，制度变迁解释了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63%，技术进步解释了剩下的37%。Fleisher B. M．和Liu Y．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小块土地的整合能够对中国农业生产率有显著影响。Wang等构建了一个影子价格-利润前沿模型，检验中国农村家庭农业生产效率。根据研究发现，农户家庭资源禀赋与教育水平是影响中国农户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能够促进农业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Rozelle Scott和黄季焜使用标准的狄威西亚指数（Divisia Index）计算发现，中国主要粮食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的健康速率增长。他们认为，虽然投入增长是过去20多年里中国农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不能再依赖于投入。原因是肥料和农药的大量使用意味着产出的增长不可能得以持续，而且其他因素，如环境意识和资源的约束也要求减少投入。因此，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在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对产出贡献的增加。陈卫平运用非参数的曼奎斯特指数（Malmquist Index）研究了1990～2003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构成的时序成长和空间分布特征。从1990年至2003年的13年时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2.59%。从构成上看，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而不是来自技术效率的提升。1990～2003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5.48%，农业技术效率指数反而年均下降2.78%。李静和孟令杰使用非参数的HMB生产率指数方法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4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其研究发现，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保持了健康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2.2%左右。从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分解来看，技术进步是唯一促进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增长的决定力量，年均增长3.3%，技术效率的下滑则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下降1.4%左右，规模效应和投入产出混合效应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现有文献肯定了：第一，投入增长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产出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贡献率在50%左右。第二，1978～1984年中国农村制度变革对中国农业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同时，现有文献指出，1990年以来中国农业产出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而不是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技术效率改进。

本书主要运用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深入探讨农业增长的源泉。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①利用曼奎斯特指数系统地研究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之前的研究，从时间维度看主要集中在1952～1995年，本书把研究集中在1978～2011年。②本书集中考察政府政策变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中国农业的高速增长始于农村改革，21世纪伊始，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又成为政府关注的核心，因此，关注政府政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意义重大。

1.2.2 增长的动力构成：基于增长核算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源于对国富国穷的探索，从强调资本积累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到强调外生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再到强调内生技术进步的新增长理论以及强调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人们对国富国穷的理解逐步深入，其秘密也逐步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而增长核算理论就是人们理解这一秘密的努力之一，其试图定量测度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索洛于195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奠定了增长核算理论的基础。在对美国1909～1949年单位劳动力小时生产率的来源研究中发现，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仅能解释产出增长的12.5%，而87.5%无法用要素投入解释，被称为“索洛残差”，而索洛认为技术进步是残差的主要解释因素。为此，经济增长的源泉包括两大重要部分：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常见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例，总产出的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Y表示总产出，K、L、H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αK、αL、αH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的产出弹性，A表示技术水平。由此，总产出的增长可以划分为两部分：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积累带来的产出增长和技术进步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带来的产出增长。

而由于现实的企业并不总是运行在效率边界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又可以进一步分解成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升两个部分。因此，总产出的增长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升。在此，技术变革或科学技术进步是指生产函数前沿面的转变，在图1-3中表现为由F1转变为F2；技术效率提升是指潜在产出水平和实际产出水平之间缺口的缩小。图1-3中，企业在时期1和时期2对两种技术分别产生的生产函数前沿面F1和F2。如果企业具有完全效率，则企业在时期1和时期2的产出水平分别为T1和T2。然而，技术上无效率企业在时期1和时期2的实际产出水平分别是Y1和Y2。技术进步通过生产函数F1和F2之间距离“T2 -T1”来测度；技术无效率通过实际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水平之间的缺口来测度，在时期1和时期2分别为E1和E2。因此，在时期1和时期2效率提升是不同的。而投入增加对产出的贡献用Z表示。这样，企业人均产出水平的增长就包括三个基本源泉：投入增加、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即式（1-1）：

也就是说，产出的增加是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图1-3所示，其中Z代表要素投入X增加带来的总产出增长，T2 -T1代表技术进步带来的总产出增长，E1 -E2代表技术效率提升带来的总产出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