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语

如果把改革开放40年执政党治理走过的轨迹连起来,可以发现,这是一条颇显曲折的线路。有时,它力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同步,做出种种尝试与这种要求相适应;有时,它力图超越现有的框架,探索具有突破性,甚至具有某种超前性;有时,它又有一种强烈的向传统回归的取向,更多地体现为对改革出现的不配套、不适应的反弹。这些现象,其实反映的是执政党治理改革创新这项宏大工程的复杂性。对这项工程做出最终评价,在许多方面都为时过早。倒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理念更显符合实际: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路上,就意味着探索正未有穷期。

即使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执政党建设探索取得显著进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的艰巨性也是可以感受到的。我们已经针对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原则,但这些原则的进一步落实本身就意味着,需要深化执政党治理的改革创新。例如,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如何有机结合?长期以来思想建设成效不彰,固然有思想教育力度不够的原因,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教育的内容需要大力度的创新。实践表明,意识形态的陈旧和僵化,在造成党内信仰危机方面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党的理论的冲击。这就要求把进一步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提上思想建设的日程。又如,党的活动如何避免形式主义?十八大以来狠抓党的建设,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党的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有了刚性要求。但是,由此可能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形式主义泛滥。形式主义和党的活动形同虚设对党的形象具有同等的杀伤力。再如,反腐的“三不”机制朝什么方向打造?建立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核心是实现对权力的全面约束。从已经形成的机制来看,自上而下的约束已经高度发达,但就制度化水平而言,横向的、自下而上的约束,以及来自权力外部的对权力的监督等,与之相比都不在一个档次上,甚至存在某种失衡的可能性。人们提出“监督权力的权力谁来监督”的问题,不无道理。还如,当我们强调大胆探索和创新、赋予党组织和党员更多的自主权时,党的队伍的懈怠和涣散也往往随之出现;而当我们强调集中统一时,缺乏民主、权力任性又会相伴而生,甚至弄不好“家长制”等也会沉渣泛起、卷土重来;当我们在一端重拳出击、治理权力任性带来的“胡作为”时,另一端却又冒出了“不作为”现象。党和国家的治理似乎仍然没有走出这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种状况,也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至于发展党内民主和铲除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土壤,则需要我们有更加清醒的头脑和更加决断的勇气去完成。

探索正未有穷期,但党的治理改革创新的方向是确定的。国家治理与执政党的治理密不可分。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样要求执政党的现代化,要求党的治理的现代化。关于“政党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及其系统阐述,参见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这个大方向,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也是党的治理改革创新的基本方向、主线和主题。与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远远不够。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自觉推进政党与政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和实践进程,是当代政治学人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