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全国性的思考、全国性的  计划和全国性的行动是防止全国性的危机的三大要素

——在纽约市纪念托马斯·杰斐逊诞辰宴会上的讲话

1936年4月25日

莱曼州长和夫人、麦克马洪主席、柯林斯法官，以及再次纪念托马斯·杰斐逊诞辰的各位人士：

各位在以这种方式欢迎我，欢迎我回到故乡纽约州来，实在令人深感欣慰。

我们这个州真心诚意地支持了各项进步的政策，为了制订这些政策，今晚在座各位中有许多人起了令人敬佩的卓有成效的作用。纽约州的开明政治已有将近一代人时间的长久历史，一届接着一届的州政府都在继承过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推动本州事务向前发展。

我愿借此机会，这个美好的机会，向纽约州表示祝贺，祝贺它有赫伯特·莱曼这样忠心耿耿、才华出众和大公无私的现任州长，这是莫大的幸运。

这个州一向以它仁慈宽厚的法治而闻名，莱曼州长对此作了不断的发展和加强。历史总是重演。今天，他又遇到了二十五年前我们一些人年青时——鲍勃·瓦格纳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州议会中所遇到的同样的反对。这个州的人民和所有州的人民都会遇到困难。比如，我远在华盛顿都听说，这个州的本届众议院无视州宪法的明文规定，不为本州下一个财政年度偿付债务提供必要的拨款，同时还听说这个众议院反对为需要的人提供救济。但是，朋友们，二十五年前，十年前和五年前，我们都胜利了，赫伯特·莱曼也会同样获得胜利。

作为一个纽约人，我相信，我想你们也都相信，今年秋天和过去一样，绝大多数的公民还会请莱曼州长再担任我们的州长至少两年。

一个世纪以前，我国在经济上是被当成一个统一体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起了变化。我们这个国家已逐渐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关于某些特殊地区的问题，某些特殊集团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一叶障目，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只看到他们的企业碰巧所在的那一个别的居民点。

只是到了相当晚近的日子，我们才又转而恢复开国先辈们那种开阔的视野。

全国的城市及其附近的乡村已经意识到了彼此的存在。这种思想正在真正的全国范围传播开来。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也许我又在打破先例，在华盛顿，人家说我每天至少得打破一个先例才肯罢休——我才能到纽约市这里来同你们谈佐治亚州的棉花问题，艾奥瓦州的玉米和生猪问题，南北达科他州的小麦问题，西部的尘暴，南方的破坏性旋风以及东北方的洪水。同样，我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同佐治亚州、艾奥瓦州、南北达科他州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的农场主听众讨论东部大城市的清除陋巷问题和任何其他任何问题，因为我们正在树立起全局的观念。

国家的强制不仅在紧急救济时需要，这是大家公认的。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也需要采取措施。防止人为的经济灾害同样需要采取措施。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深信本市的赫斯特街和派克大街都终于认识到了它们同棉花、玉米、生猪等产区以及洪水泛滥和长期干旱地区都是属于同一个经济结构，当然也是属于同一个国家的。而不久以前的情况还是，农村反对城市，城市反对农村。从现在起，如果两者都想繁荣的话，就必须是而且一定是农村支援城市，城市支援农村。

有些经济学家仍在试图找出到底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在1929年遭受挫折。我虽然不是职业经济学家，但我认为我是了解的。使我们遭受打击的是十年的放荡无羁，十年的集团的利己主义——所追求的唯一目标表现在这种思想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结果是，百分之九十八的美国人口都遭受到“天诛地灭”。

让我用纽约市服装工人的情况为例来加以说明。他们生产纽约市以外全国穿着的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各类服装。他们在这个城市里的工作和工资取决于全国各地服装销售的情况。这里服装业的不景气不是从1929年开始的。它早在1921年全国农业开始不景气的时候就开始了。可是在二十年代，那些当权人物还主要只从工业和金融方面来看待繁荣。他们忽视了农业的萧条，而且由于农业的不景气一直未予解决，1921年农民就开始遇到的各种困难，纽约市第八大街的服装工人终于不可避免地也遇到了。

内布拉斯加州的玉米和第八大街的服装并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是全国性的同一问题。战前，一个内布拉斯加的农场主可以拿一头二百磅的肉猪到市场上卖掉，买回一套纽约市生产的服装。但是在1932年，为了买一套同样的服装，他要拿两头半肉猪到市场上去卖才行。在二十年代，一个棉农只要种出七磅棉花就可以买一条纽约出的工装裤，可是到1932年，他得种出十四磅棉花才能买到那种纽约的工装裤。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很普通的道理。

显然，农场主不再购买那么多的服装，而当农业区停止购买时，纽约的服装区很快就会出现领取救济粮的队伍。然而，这还只是那恶性循环的一半。服装区领救济粮的队伍越长，城市里的购买力总的说来就越低。于是，就出现了其他领取救济粮的队伍。新的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比以前吃得少、穿得少的人。由于服装工人比以前吃得少，农场主能卖出的东西也就少，他们的收入也就随之下降。这样，要命的恶性循环就完全构成了。今天，我们已经折断了这个绞索套。美国的全体选民都提出一定不能让这种情况重演。

当我在这盛大宴会的结尾谈到食品的消费时，我想提出一件城市居民和农业人口都同样感兴趣的事情。如果居住在纽约市的全体七百万人都买得起面包、肉类、蔬菜、牛奶、鱼以及棉花和羊毛以适应他们身体健康和体面生活的需要，那么，为了满足纽约市的吃穿，全国就得再增加三百万英亩的良田才能提供农产品的需要。我提议为生产更多的食品和修建更好的家宅而继续奋斗。我提议不要再忘记以往那些被遗忘的人。

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是我们1933年对全国性的问题力求采取全国性解决办法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力图在增加农场主现金收入的同时提高工人的工资。只要把1936年出版的任何报纸的财经版同该报1932年的财经版作一简单对照，就可以证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说的财经版，指的不是你们某些人可能认为的单纯的股票市场行情，虽然你们都会同意股票市场至少也已度过了恐慌价格的阶段。我指的是财经版上农产品和原料的牌价和有关工业收入方面的许多报道。顺便说一句，在谈到经济的活跃，谈到进步和谈到更大繁荣的时候，每次回到纽约市来我总是到处寻找，寻找据说会在我们这个城市街头长出来的野草！

某些个别的人总是不满意。他们向我抱怨目前重建美国所付出的代价，抱怨会成为后几代人的负担。我告诉他们说，虽然联邦政府今年有大约三十亿美元的赤字，但是合众国人民的国民收入已从1932年的三百五十亿美元增加到1936年的六百五十亿美元。我还告诉他们，唯一值得担心的倒是我们今天如不采取这些措施而必然给孩子们造成的负担。

增加国民收入，并更广泛地进行分配，不仅意味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且意味着个人和国家都结束，而且今后保证不会再出现亏空的现象。

全国性的思考，全国性的计划和全国性的行动是防止未来几代人再经历全国性危机的三大要素。

另外还有些个别的人总是不满意；比如，前几天我在报纸上读到其中的一个，他属于一个新成立的智囊团——不是我的智囊团。他说彻底复兴的唯一途径——我怀疑他是否承认我们有过任何恢复——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降低物价。

我们用普通英语来说一下。人们只能用两种办法降低工业生产的成本。一种是通过发展新的机器，新的技术和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率。我们不禁止这样做。但是，请不要回避这个事实：这样做意味着更少的人就业，更多的人失业。降低工业生产成本的另一途径就是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工时，或者在工时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工资。如果延长工时，那么保持同样产量所需的工人就要减少，更多的人就要失业！如果减少工资而工时不变，那么，降低工资自然就会降低工人本身的购买力。

用降低工资或延长工时的办法来降低工业品的成本，并不意味着扩大购买力和商品消费，它的结果会适得其反。

1929年到1933年的那段历史证明，在物价水平下降的同时，商品消费实际上也在下降。理由很明显，那就是在这种时候，国民购买力的下降要比物价的下降更快。

另一方面，如果提高购买力，物价就会上升，销售的商品也更多。工资应该而且必须随着物价的上升而提高。这并不意味着不健康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这是应该避免的，正如我们力图避免通货紧缩和破产降价甩卖一样。我们努力以求的是更高的购买力和合理稳定和不变的物价水平。我们正在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我想你们也同样认为，美国的工业界和农业界都是赞成这个目标的，各级政府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这个目标不是在一个月或者一年之内所能实现的——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但是，朋友们，为事实和数字所证明的结果表明，我们正在朝着这一目标前进——毫无疑问地在前进。

提高工人工资，增加农场主收入，意味着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吃到更多更好的食品，更少的人失业和交纳更低的赋税。

这就是我的经济和社会的观点，而且附带说一句，这也是我的政治哲学。

我衷心相信这就是1936年的美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