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归化中心主义”的解构：韦努蒂的“一以贯之”之“道”

我们已在前述中多次提及，翻译始终都是“归化”的，西方译论发展的一个动因就是由于直译意译的论争。而纵观韦努蒂，其译论之始最关切的问题就是“归化异化”问题。因此，对翻译中“归化中心主义”的发难，甚至解构，就构成了他“一以贯之”之“道”。但是当这样说时，我们还得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想要在韦努蒂的文本中寻找一条主线的做法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第二，如果有这样一条主线，是否韦努蒂的理论起点真的就是对“归化中心主义”的发难？就以上两点，我们可以作如下回答：只要深入韦努蒂的文本，深入到韦努蒂的理论路径，理出这条线索并围绕它重读韦努蒂的文本及思想，不仅不会造成对主线的强行简化，反而能揭开基于这一主线的韦努蒂理论的多样性。

那么，韦努蒂的思想到底是以什么运思方式展开的呢？这就是他对翻译中的“本质主义”^注153（essentialism in translation）所进行的发难，并且将其系统化。就此，我们必须按逻辑、本质主义的方法追溯韦努蒂的非本质主义思维，韦努蒂以这种运思方式反对翻译中的本质主义，而他做出的回答首先是本质主义的，也即他必须按顺序出牌，但这个出牌的顺序则早已思量好了。

本质主义是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个深藏着的唯一的本质，相信本质和现象的区分为人类观察万事万物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图式。它把人类认识，特别是现代以来所谓科学认识的任务规定为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唯一本质，把揭示事物的唯一本质作为一切知识分子职业身份的内在规定和学术使命。以此观之，韦努蒂的非本质主义的思维，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反普遍性和反同一性。韦努蒂从后现代主义哲学那里，认为差异无所不在，即使在重复中也有差异出现，无差异的翻译是苍白枯燥的。翻译若追求普遍性（universality）、同一性（identity），而这只能使翻译丧失个性。第二，不确定性（uncertainty）。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没有独立自在的世界，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这就是说，世界本身有语言的结构，语言不是人表达意义的工具，它有其自身的体系。每一件已知的事物都是由语言来中介着的，所谓事实、真理只是语言上的。在他们看来，“不是我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这样，人就从西方传统哲学所讲的以人为中心的地位而退居到被语言所掌握的地位。但语言又总是不确定的，并且随着言说者的不稳定的情绪而动摇不定。因此，一切又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元的和解构的。韦努蒂的翻译研究恰恰就是指向翻译所能带来的译入语的文化、语言的变革。第三，内在性（internality）。如果说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的结果，那么内在性则代表使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再具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它不再对精神、价值或终极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相反，它是对主体的内缩，是对环境、现实、创造的内在适应。

一、何为归化中心主义？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翻译中的“归化中心主义”（domesticentrism）——翻译理论中的本质主义。这里的翻译，当然是雅各布逊所划分出的第二种翻译，即语际翻译。雅各布逊所谓的语际翻译，是指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即用一种语言符号解释另一种语言符号，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注154实际上，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翻译实践活动几乎同语言一样古老，中西无异。

西方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由古罗马人开启先河。古代罗马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希腊后，为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从公元前3世纪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翻译古希腊作品的活动，以期通过翻译模仿来移植继承希腊文化，故而也留下了最早关于翻译的论述。时值古罗马刚刚兴起，希腊文化仍然高出一筹，因而古罗马三大文学的鼻祖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以及恩尼乌斯，都奉古希腊作品为至宝，翻译时亦步亦趋，紧随原文，其目的在于传递原文内容，照搬原文风格。到了西塞罗便有“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名言，首次提出了所谓“作为口译员的翻译”（translator as an interpreter）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translator as an orator）。这样的划分，实际上已大体上提出了直译意译的两种基本译法，确立了后世探讨翻译方法的方向。

如上所述，纵观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西方重要的翻译理论的提出，或者有关译法的探讨，都是集中在直译意译之上，只是某些历史时期所用的术语略有不同而已。例如西塞罗本人就主张意译，反对直译。在西氏眼里，翻译家必须照顾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用复合译文读者的语言来打动读者或听众。在此基础上，翻译要传达的只是原作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自他探讨翻译后，翻译开始被看作是文艺创作，翻译中的原作与译作、形式与内容、译者的权限与职责等问题便成为后世译论家的话题。稍晚于西塞罗的贺拉斯也是意译的倡导者，他在《诗艺》中作过“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的论断，成为意译者批评直译、死译的名言。昆体良则持相反意见，支持直译。昆氏所认为的翻译，并不仅仅是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的翻译。这种主张显然是说译作也是创作，必须敢与原作媲美，力争译作超过原作。

进入古罗马帝国的后期，文学翻译式微，宗教翻译逐渐成为西方译界的主流。哲罗姆提出“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和“不逐字对译”的观点。^注155总体说来，哲罗姆的观点是直译意译两者的折中。同时代的奥古斯丁最早提出了翻译的风格应取决于译本读者的需求。

直译意译作为翻译方法的提出，标志着翻译理论的产生，中西皆然。从古罗马开始，西方翻译理论在发展到当今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关于直译意译的论争便成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成为推动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内在动因。此外，古罗马时期出现了西方翻译史上的两大学派：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而重大。

进入中世纪，宗教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西方译界的主流，影响遍及整个欧洲。世俗文学译自拉丁文、法文，追求华丽辞藻，滋长了意译的风气。宗教翻译中，译者对《圣经》奉若神明，不敢有丝毫变动，直译占据主流，故而译作出现较多错误，为后世意译派所诟病。到文艺复兴以前，这场直译意译的论争又包卷了波伊提乌的逐词对译、英王阿尔弗雷德和阿尔弗里克的灵活意译。

13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地域逐渐划定，民族意识日益加强，民族语言由于翻译《圣经》也相继形成，对译论及世俗文学的翻译也有一定影响。直译意译在德国英国的论争仍在继续。如德国的理查德·罗尔，英国的乔叟、卡克斯顿与罗杰·培根、意大利的但丁与阿雷蒂诺都对直译意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文艺复兴时期到近代，直译意译论争依然延续。英国出现了很多译论家，如诺思、弗洛里欧、荷兰德、查普曼，其中查普曼的折中方法为许多17、18世纪的译者所遵循。17世纪的英国翻译家大都主张译作应尽量再现原作的精神，持这种观点早期的是德南姆。稍晚，德莱顿的三分法（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拟作imitation）更加推进了直译意译之争。泰特勒提出的忠实、风格一致和通顺的三原则，这一主张成为后世的楷模，影响直达19、20世纪的翻译理论。^注156在法国，多雷开这一时期译论的先河，其影响波及17、18世纪法国的“古今之争”：厚古派重直译，将古代作品奉为圭臬；厚今派对原作“美化”，任意删削，奉行意译。代表人物首推阿伯兰库。厚今派的意译迎合了当时的时代风尚，取得了统治地位。这种风气直到19世纪维克多·雨果父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时才得到扭转。在德国，直译派先占上风，后期意译派再领风骚。路德提出的七原则^注157为意译派赢得了地位。其后狂飙突进运动的译风则倾向“直译”。后来的荷尔德林、歌德、施莱尔马赫等巨匠皆论述过直译与意译。

综上所述，我们从以上简要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有关翻译方法的论争——直译意译的论争——成为推动西方译论发展的一条主线。

翻译方法是翻译的本质、本原问题，采取直译意译的方法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或影响。有关翻译的方方面面的认识，包括译论本身的理论兴趣、方法、形态，译者译作的地位及身份，翻译在学术界的地位，翻译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皆有可索。故而，直译意译这一“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孰强孰劣，意义重大。占据西方翻译理论史上大部时间的是“意译”、“归化”倾向的翻译方法，笔者将其称为“归化中心主义”。韦努蒂借鉴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策略向“归化”发难，大力推行“异化”，并以此来考察翻译所带来的语言、文化及社会的变革。这就是韦努蒂的“一以贯之”之道。

二、韦努蒂对“归化中心主义”的解构

韦努蒂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意译”（归化）大行其道、言之成理的地方，从翻译的外围（语言转换之外），看出了颠覆、解构“意译”（归化）的突破点。他从施莱尔马赫那里总结出了“异化归化”，形成自己理论话语的起点和核心。异化归化一般被公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对立概念，分别代表一正一反截然不同的两种翻译态度。韦努蒂的一系列思想以及相关的术语（如反常式忠实、对抗式翻译、语言剩余、少数化翻译、存异伦理等），都或者与归化有着本质联系，或者根本就是直接针对它而提出的。下面我们进入韦努蒂的作品来加以探讨。

1986年，韦努蒂在学术期刊《批评》上刊登了《译者的隐身》一文，在该论文中韦努蒂已经明确提出了“异化”翻译的概念，故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韦努蒂“异化论的诞生地”。十年后的1995年，韦努蒂出版了以“英美翻译史”为纲的同名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顺应了当时新历史主义的潮流。在该著作中，韦努蒂考察了英美翻译史，从施莱尔马赫那里得到灵感，提出“异化归化”，成为他理论话语的起点和核心。

之后，他将目光投诸在译者的责任、保留原语文本的差异性的“异化”翻译策略上。异化翻译的策略显然是对应于归化这一类似“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翻译策略的。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一般被公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对立概念，分别代表一正一反截然不同的两种翻译态度。接着，为了推行他的“异化”论，韦努蒂又从法国理论家刘易斯那里借来了“反常式忠实”的概念。他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反常式忠实”，而且还将这一策略尝试性地运用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并认为“反常式忠实”这一概念非常契合他的异化翻译思想。为了表达同样观点，韦努蒂选择了“对抗式翻译”的提法，成为一种在文学翻译中对一些异质性进行保留的翻译策略。因为“对抗”能避免流畅，通顺的译文将本族的暴力（ethnocentric violence）施加在了异域文本上，因而足以挑战译入语文化。

由此来看，韦努蒂所高举的异化翻译，其目的在于对抗英美归化翻译的传统。当然这也并非是要废除英美的文化政治议程。异化翻译的核心就是要开创一种能抵制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以此来彰显异域文本的语言与文化差异。

如果说韦努蒂《译者的隐身》的研究尚在翻译研究之内的话，那么在三年后的《翻译之耻》中，韦努蒂已经走向文化研究。韦努蒂解构归化的同时，使得一个民族的语言及文化得到提升，提高了译者的地位及身份，甚至使整个翻译学科的地位由边缘走向中心，翻译所有的冷遇或耻辱尽得消解。这是他独特的方式，也是他翻译研究的指归。

在1998年出版的《翻译之耻》中，韦努蒂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即引入翻译起到的社会效果这一角度，提升对异化翻译的思考。那么什么是翻译的耻辱呢？翻译被诬蔑成一种书写形式，遭到版权法的排挤，为学术界所贬低，并被出版商、政府机构以及宗教组织剥削利用。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这种耻辱的呢？韦努蒂给出了两个答案：其一，翻译界内部认识不一致，使翻译遭受到自我的打击，形成自我边缘化的局面；其二，翻译界以外的各学科和社会力量的打压，造成译者无名与无奈的地位，进而形成一种社会冷遇。韦努蒂引入法国理论家莱瑟科尔的“语言剩余”概念，以建立存异翻译理论的基础，并提出少数化的翻译的这一具体实施策略。语言剩余是语言的非主流变体（variables），包括方言、行话、仿造词等。文学创造应释放语言剩余，翻译也应该一样，即让主流语言不断发生变化、非主流化、非合法化、非本土化以及陌生化，最终使主流语言得以发展。释放语言剩余的具体实施方式就是少数化的翻译。这样不仅可以使主流语言接受更多的语言变体，而且还能对抗英语的霸权。

韦努蒂继而探讨“文化身份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所有的翻译都不可避免地要归化（domesticate）异域文本，将本土的语言和文化价值观铭刻（inscribe）在译作上。这一铭刻参与到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每个环节中。在拟译某一原作时，其他的异域原作便自然地被排斥掉，而这种做法显然是回应某些热衷维护本土偏好与兴趣者的。这种偏好和兴趣在译入语不断延续时，便催生出一种翻译策略，即以某种本土价值观将异域文本改写成本土方言或本土话语。这种策略体现出选择某些本土价值观念以排斥异域价值观的现象。在译作出版、评论、阅读与教授的过程中，多种因素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引发出多种多样的文化与政治后果，这些文化政治后果又因不同的社会语境与地位而不同。这样，文化政治后果带来的结果便是翻译之耻的最为潜在的根源。韦努蒂认为这就是由翻译所形成的文化身份。

既然翻译能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比如能带来社会文化的再生长甚至社会的变革，那么对这些社会影响该怎样衡量呢？其后果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韦努蒂又从法国理论家贝尔曼那里借来翻译伦理的概念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贝尔曼“尊重差异”的翻译伦理，体现了他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犹如一盏明灯为译者的翻译选择照亮了行进的方向。^注158韦努蒂借用存异伦理和化同伦理回答了上述问题。韦努蒂认为，对翻译作出伦理判断的依据是看翻译究竟是加强还是削弱了本土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异化翻译保留了原语语言与文化的异质性，归化翻译则把原语语言与文化的异质性消融在本土语言与文化中。由此，韦努蒂认定异化翻译是好的翻译，而归化翻译是坏的翻译。基于这样的认识，韦努蒂建构起分辨好坏翻译的伦理理论框架，认为好的翻译应当从保留原语语言与文化的异质性这一原则出发，因而将这一伦理命名为存异伦理。坏的翻译消融了原语语言与文化的异质性，因而是不道德的翻译伦理，由此称之为化同伦理。如果存异伦理的对立面被界定为不道德的翻译，可是又推出化同伦理的概念，这显然是通过翻译来维护、巩固和加强主流的“归化”法也不失为一种“伦理”。既然这对二元对立的两面都被界定为“伦理”，于是对“主要面”的追求便自然十分空洞了。这之后，韦努蒂并没有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走下去，而只是将存异伦理当作一个“驿站”，短暂逗留之后便一直走向他的终点：因地制宜伦理。

韦努蒂在《翻译之耻》一书即将结束前，坦白了自己对翻译终极目的的认识，即：对于一个在复杂的当代语境内普遍适用的翻译伦理，翻译实践的“关键问题”显然绝对不能“单单关系到采用哪一种话语策略——是流畅翻译还是抵抗性翻译？它还应该包括翻译的意图和效果，也就是通过翻译究竟是否达到了促进文化更新和变化这一根本目的。”^注159也就是说，我们归根结底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按照翻译的根本目的因地制宜判别好坏的翻译伦理。

通过韦努蒂，我们认识到必须担当对“他人”的责任、对他人的尊重，这使他的翻译伦理构想闪射出亲切而又空灵的神韵。像历史上执着于终极价值、牵挂神圣正义的思想家一样，韦努蒂首先将翻译的策略提升为伦理，再将伦理升华到乌托邦的高度。但这隐含着一种危险，那就是使作为终极价值的伦理失落现实的基础。失落真实、超越大地的终极价值，会使道德完美主义者陷入绝境，而这种绝境几乎就是一切乌托邦思想家所遭遇的绝境。

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韦努蒂提升理论话语的策略，全部源自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解构法：一边极力自我建构，一边又悄悄地自我解构。韦努蒂通过拿来、拼贴、重组所推出的翻译理论话语，在“延异”的长河中，从策略层次上升到伦理层次，将翻译原本是语言层次的转换活动放到更大的社会历史领域中考察，回溯并揭示出翻译所起到的文化更新与变革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