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是刺猬还是狐狸：韦努蒂其人其学

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是当今美国翻译理论界的领军人物，是当今美国学术界最重要的翻译理论家。他以翻译理论家与译者的双重身份跻身于翻译研究领域，其翻译实践广泛，学术视野宽广，可谓著作译作等身的教授学者。

韦努蒂以一己之力营造出自己梦想的“巴别塔”的努力，即他的翻译研究，也是他独特的“通神”的方式。在一个马克思·韦伯所谓“除魅”^注5的时代，“通神”似乎更多的是一个人的乌托邦。韦努蒂的努力，虽然充溢着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行为，但有时又不由得让人不能不肃然起敬。

海德格尔在讲授亚里士多德时，关于亚氏的生平只说了一句话：“他诞生、工作，而后死去。”^注6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对一个人生平最为精当的概括，似乎对于一个哲学家、理论家来说，重要的只是他的“哲学”或“思想”，而实际的生活经验本身无关紧要。但真是这样的吗？我们即将讨论的韦努蒂，就是一个反证。因此，如果想要更生动、更真切地理解他的翻译思想，深入到他的实际生活中去，着实大有必要。但这毕竟不是为他立传，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对他的人生道路，尤其是学术生涯及其学术活动做一素描性地介绍。

韦努蒂的个人经历充满着传奇色彩，似乎这样的生活对他的学术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父亲是美国人，而他本人则在美国长大。他生活的时代恰逢后结构主义席卷世界思潮（尤其是美国学术界）的时候。为了紧跟这一大势，韦努蒂的翻译研究明显带有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派、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的色彩。认清这些对我们了解韦努蒂的翻译思想会有重大的助益。

1953年9月9日，韦努蒂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但他从小在纽约长大，并长期居住于纽约。他的父亲麦克尔是一个家具供应商，母亲卢西亚·韦努蒂（Lucille Venuti）是个裁缝。1974年，韦努蒂获得费城坦普尔大学学士学位。1980年，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博士学位。^注7同年，由于翻译了意大利作家芭芭拉·阿尔伯蒂（Barbara Alberti）的《迷狂》（Delirium）而获得雷纳托·波及奥利翻译奖（Renato Poggioli Translation Award）。毕业后，他回到母校坦普尔大学任助理教授，1987年评为副教授，1993年升为教授，从教至今。从1992年到1997年，他还担任坦普尔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一职。2011年，他利用一年的学术休假出任普林斯顿大学刘易斯艺术中心创造性写作讲师（Lecturer in Creative Writing at the Lewis Center for the Arts）。^注82013年5月底，韦努蒂在北京、上海进行访问并讲学。

与此同时，韦努蒂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下：

1979年，他在美国新罗切尔大学任助理教授；

1979年到1980年，在曼哈顿社区大学任助理讲师；

1980年，在库柏联合会任人文学科助理教授、爱奥纳大学助理英文教授；

1984年，任“雷纳托·波及奥利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1991年，任国际笔会翻译分会评审；韦努蒂还曾任1988年到1990年及1993年度美国翻译大赛评委会委员；

1992年，又担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庞德文学翻译奖主席；

1983年，韦努蒂加入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Playwrights,Editors,Essayists,and Novelists），成为笔会中翻译协会的会员；

1993年，他加入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发起并充任翻译讨论组的理事；

同时，他还在美国文学翻译协会（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任职。

从1998年到2000年，韦努蒂还担任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文学翻译评审组委员。他曾到多所大学做过巡回讲演，计有：波士顿大学、布里恩玛尔大学、卡内基·梅龙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州大学、英国华威大学、西班牙维克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等。

韦努蒂是个多产的学者，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德语等多种语言文字^注9，他的著作涉及翻译史论、文学翻译、英美诗歌、当代英美文学等领域^注10，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第一，译作；第二，编著；第三，专著；第四，论文。

一、其译作包括翻译与编译作品，如下：

1980年翻译出版的芭芭拉·阿尔伯蒂的《迷狂》；

1981年翻译出版的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的《科学自传》（A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1983年翻译出版的佛朗西斯科·阿尔贝鲁尼（Francisco Alberoni）的《恋爱》（Falling in love）；

1983年编译的迪诺·布扎迪（Dino Buzzati）的《不眠之夜：迪诺·布扎迪小说选》（Restless Nights:Selected Stories of Dino Buzzati）；

1984年编译的迪诺·布扎迪《女妖塞任》（The Siren:A Selection）；

1992年编译塔尔切蒂（Tarchetti）的《怪异小说集》（Fantastic Tales）；

1994年翻译塔尔切蒂的小说《受难》（Passion:A Novel）；

1995年编译的米洛·德·安吉丽思（Milo De Angelis）的诗文选《有限的直觉》（Finite Intuition: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2000年翻译胡安·鲁道夫·威尔科克（Juan Rodolfo Wilcock）的小说《偶像毁坏寺》（The Temple of Iconoclasts）；

2002年编译了安东尼·坡兹（Antonio Pozzi）的诗集兼通信集《呼吸》（Breath）；

2004年翻译美丽莎（Melissa）的《临睡100起中风案》（100 Strokes of the Brush before Bed）等等。^注1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扎实的翻译实践，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与翻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其编著如下：

1992年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翻译再思：话语、主体性与意识形态》（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

1995年主编论文集《译者》（The Translator）；

1998年编辑了文集《翻译与少数性》（Translation and Minority）；

2000年编辑出版了文集《翻译研究读本》（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由于受到很大的关注，2003年该文集再版。

2010年编辑《翻译教程》（Translation:A Textbook），待出版。

三、其专著如下：

1989年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和平年代：英语前革命时期的文本和后现代文化》（Our Halycon Dayes:English Prerevolutionary Texts and Postmodern Culture）；

1995年出版了第一部翻译研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该著作已于2008年由韦努蒂修订，出版第二版^注12；

1998年又出版了专著《翻译之耻：走向存异伦理》（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译者的隐身》和《翻译之耻》是韦努蒂的受到众口交誉的扛鼎之作，被公认为经典作品。可以说凡是从事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人，都曾受到过这两部著作的影响。这种说法实在并非言过其实。

四、韦努蒂的论文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

《翻译与文学教学》（Translation and the Pedagogy，1996）

《不平等发展：翻译研究的现状》（Unequal Developments: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1997）

《翻译、社区、乌托邦》（Translation,Community,Utopia,2000）

《翻译所产生的差异：译者无意识》（The Difference that Translation Makes: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2000）

《翻译研究：一门新兴的学科》（Translation Studies:Perspectives on an Emerging Discipline，2002）

《翻译德里达论翻译：关联与学科对抗》（Translating Derrida on Translation:Relevance and Disciplinary Resistance，2003）

《复译：价值的再创造》（Retranslations:the Creation of Values,2004）

《本土应变：翻译与民族身份》（Local Contingencies:Transl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2005）

《翻译、历史与叙事》（Translation,History,Narrative,2005）

《没有边界的词语：市场上的译作》（Words without Borders:Translation on the Market,2008）

《翻译幽默文学：等值、补偿与对话》（Translating Humor:Equivalence,Compensation and Discourse,2006）

《翻译、幻想、抵抗》（Translation,Simulacra,Resistance,2008）

《翻译、阐释与经典的形成》（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2008）

《翻译教学》（Teaching in Translation,2009）

《翻译，互文性，阐释》（Translation,Intertextuality,Interpretation，2009）

《翻译备忘录》（Mémoires of Translation,2010）

《绘画诗，翻译，批评》（Ekphrasis,Translation,Critique,2010）

《翻译理论的谱系：哲罗姆》（Genealogies of Translation Theory:Jerome,2010）

《翻译，经验论，伦理》（Translation,Empiricism,Ethics,2010）

《诗与翻译》（Poetry and translation，2011）

《诗人的版本，或者，一种翻译的伦理》（The Poet's Version;or,An Ethics of Translation,2011）

《走向一种翻译文化》（Towards a Translation Culture,2011）

《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Translation Studies and World Literature,2012）

等40多篇论文。

韦努蒂的编著、专著以及论文构成了他学术的主线，所有他的翻译思想及翻译理论尽在其中了。故而，研究韦努蒂的翻译思想，不能脱离这三部分成果。

此外，韦努蒂还是很多期刊杂志的撰稿人，如：《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连接词》（Conjunctions），《批判探索》（Critical Inquiry），《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杂志》（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费城质问者》（Philadelphia Inquirer），《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文本实践》（Textual Practice），《时代文学杂志》（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再有，从1987年至1995年，韦努蒂还担任了坦普尔大学《边界线：翻译作品》（Border Lines：Works in Translation）杂志的主编，1990年到1996年任《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批评性研究》杂志（Critical Approaches to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exts）的编委会委员，1994年至今任《译者：跨文化研究》（The Translator：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编委会委员，1995年至今任《革新：廷代尔协会杂志》（Reformation：The Journal of the Tyndale Society）编委会委员，1999年起任法语杂志《翻译、术语与校订》（Traduction，Terminologie，Rédaction：tudes sur le texte et ses transformations）编委会委员。

在韦努蒂的翻译研究中，有一条中心线索贯穿始终，这条线索就是：韦努蒂以“异化”翻译贯穿始终，并且在时空上不断“延异”，以矫正翻译思维的绝对化，激励人们出于一种共同的真正需要，去追寻并拥抱“差异”，从而创造出新的更具活力的语言与文化；而参与这个创造过程充分实现了翻译的潜能，达到了翻译应该而且能够达到的境地。韦努蒂高举异化翻译大旗，以此将译者从隐身的后台推向显身的前台，将翻译研究从学术界的边缘推向中心。这表明由韦努蒂开创的翻译研究所产生的语言、文化以及社会变革，居功至伟！韦努蒂的翻译研究涉及语言文化、社会、伦理诸领域。他也以此成就了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集大成者的辉煌地位。

由于我们将主要着眼于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所以当梳理它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我们发现韦努蒂的理论延续了翻译研究派的理论路数。他在著作中大量使用翻译研究派的研究方法，几乎所有翻译研究派的成员，如荷兰学者霍姆斯、比利时学者后任教于美国的安德烈·勒菲维尔（André Lefevere）、英国的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理论。事实上，这些学者的理论日后都对韦努蒂产生了有迹可循的影响。除此而外，韦努蒂在著作中还涉及多位哲学家，如施莱尔马赫、阿尔都塞、德里达、德勒兹，社会学家吉登斯，以及西方翻译史上从16、17世纪以来的重要的文学家与翻译家等等。

张旭东说，通人的时代过去，专家的时代到来。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又不信专家，而呼唤通人……钟叔河“人归人，文归文”固是佳论，然二者终难截然划分。何时“知人论世”，何时“设身处地”，把握怎样的分寸？只能留待读者自己思量。^注13从这个角度来看，韦努蒂既是通人，又是专家。风云际会，他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个时代翻译研究领域及比较文学界的弄潮儿。

狐狸知道许多小巧，刺猬却知道一件大事。这是西方的谚语。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在《刺猬与狐狸》^注14中透露出如下的思想：在学者中，有些人像刺猬，专心打一个深洞；而有些人则像狐狸，到处打洞。刺猬似的学者可以卓然成家，狐狸似的学者也并非终身无成。但狐狸对探索的喜悦，刺猬却未必有之。所以，许倬云在这个意义上说，“其实，人各有志，性情遭遇，种种机缘，决定了不同的学术人生。”^注15这真是既朴素又深刻的见地。

从柏林的思想来审视韦努蒂，他决不是单纯的“刺猬”或“狐狸”。可以说，韦努蒂是既具有刺猬性情而又兼具狐狸性格的，因为他做的窝、打的洞既深且多。韦努蒂的朋友道格拉斯·罗宾逊在1997年的专著《何为翻译？》中回应两年前韦努蒂的著作，认为：“韦努蒂的理论范围是窄的，但却是有深度的，他只有一个问题。”^注16但那毕竟是在1997年，此后，随着韦努蒂工作的继续，他接连不断地推出成果，使他的理论范围既有了广度也有了深度。通过上述对韦努蒂的学术、工作的梳理与追踪，我们不妨将他概括为“掌握了狐狸技艺的刺猬”。换句话说，韦努蒂是一个一直思考翻译问题的“刺猬”，但对于这一问题却做出了“狐狸”式的多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