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韦努蒂翻译研究的理论背景

为了更好地从谱系学角度揭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的“来源”，我们有必要先将眼光放长远，考察一下当前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与中国翻译理论界的概况，希冀能从这两个宏大的理论背景中得到有关韦努蒂研究的诸多启发。

翻译是人类文化交往常见而必要的形式，中外古已有之，且历史悠久。就人类历史而言，语言的翻译活动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因为翻译是不同地域、国家、民族的人与人沟通思想感情、传播知识文化、促进文明进步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可是，从历史沿革来看，翻译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一直都被视作“雕虫小技”。例如：公元前3000年，东方古国亚述帝国称通晓多种文字的人为“书吏”^注31；古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前106～前43）将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的翻译^注32，其中前者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歌德曾“很不礼貌地比喻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注33；中国古代的典籍《大戴礼记·小辨》记载，孔子以极为轻视态度视口译为“小辨”^注34；《国语·周语》中还记载口译员被称作“舌人”，意为“动动口舌之人”^注35；中国历代的译官大都“不入流”^注36，且待遇低下等等。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当从汉代的安世高算起，而类似译论形式的记载则要属公元224年“发头角”的《法句经序》。中国后世的译论也大都以“序跋”形式出现，如：如支谦的《法句经序》，道安的《摩可钵罗若波罗蜜经鈔序》、《鞴婆沙序》、《比丘大戒序》和《大品经序》，僧肇的《维摩诘经序》，法云《翻译名义集·宗翻译主》，慧远的《大智论鈔序》，僧祐《出三藏记集·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彦琮的《辨证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序》及《记赞》，赞宁的《宋高僧传·译经篇》，徐光启的《几何原本·序》，王徴的《西儒耳目资序》，魏象乾的《繙清说》，傅兰雅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林纾各文学译著的序言，高凤谦的《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罗振玉的《译书条例》，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序言》，章士钊的《论翻译名义》，刘半农的《双簧信》，朱自清的《译名》和《译诗》，郭沫若的《雪莱的诗》，曾虚白的《真善美》等等，都不是以长篇或正文出现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虽然重大，但未能得到足够的承认，被规避和隐没了，因而翻译的种种问题也就迟迟得不到系统、科学的重视与研究。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有时甚至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其实，韦努蒂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即在于提高译者和翻译研究的学科与学术地位。

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理论研究才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国外学者开始以现代学理来研究翻译。而我国成系统的翻译研究，即现代翻译理论的建设，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比西方晚了30年。这使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此之前中西方长达两千多年的翻译探讨，都基本集中在讨论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上的一些问题，例如翻译的技巧、方法、标准，以及译者的风格等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开启了具有现代精神的翻译理论研究。

谭载喜认为，西方译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两条路线构成的：一是从文艺学角度切入翻译研究的路线，从泰伦斯等古代戏剧翻译家一直延伸到列维和加切奇拉泽。这一派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艺术，其重点是进行再创造，尊重译语文化，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二是从语言学角度切入翻译研究的路线，从古代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紧密结合起来，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语对等的译文，并力图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对等。^注37王宏印认为西方的翻译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语文学阶段；第二阶段是结构主义阶段；第三阶段是解构主义阶段。不管是“两路线”说还是“三阶段”说，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注38

西方的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仍在继续发展，只不过广度拓宽，深度加大了。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如符号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系统理论等等。从这些不同角度对翻译进行思考，将西方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处于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对理论的探求、系统的分析与学科的探索范围。

到20世纪60、7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出现了一大批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学者，如前苏联的加切齐拉泽、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纽马克，法国的乔治·穆南，捷克的列维，美国的尤金·奈达等。他们不断开拓翻译的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研究的深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注39

7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界一方面开始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这引领了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的开端，为我们开辟出一条深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正如张柏然和许钧所说：

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的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翻译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注40

在欧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不同的翻译研究的派别。翻译研究的学派基本上按其所依据的学科类型划分，其特点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使翻译研究的流派纷呈：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的，就称为翻译的语言学派；从文化研究角度进行翻译研究的，就称为翻译的文化研究派；从解构主义对翻译进行研究的，就称为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等等。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有学者开始对50年代以后的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例如，1993年出版的英国理论家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ztler）的《当代翻译理论》一书，就根据自二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为依据，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注41根茨勒的这本著作对西方翻译研究做出了客观公允的梳理、介绍与评述。^注42

香港学者陈德鸿、张南峰于2000年也出版了《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一书，把所选西方译学界20位重要的翻译理论家分为六个派别：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和解构学派。^注43

2001年鲁特里奇出版社出版了杰里米·芒迪的《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一书。正如著者所言，该书的目的在于对翻译研究领域进行简单而实用的介绍，对该领域最重要的发展和成就作出批判性的探讨。^注44该著作并没有从“派别”着手划分西方的翻译研究，而是从西方译论发展的“理路”进行划分，以上述及的学派，在芒迪的著作中都被“拆解”到了他所划分的翻译思想的章节之下，如：英国卡特福德的译论放置在“翻译转化模式”一章下，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放置在“系统论”一章下，翻译的性别研究与后殖民翻译理论放置在“文化研究的多样化”一章下，而把韦努蒂的理论则放置在“翻译的异质性”一章下。芒迪的这种做法，表面上与已广为流传且接受的学派划分有些“攻讦”，但对于西方译论的观点，则是更为细化的做法。难怪哈蒂姆认为，芒迪的著作为翻译研究这门发展迅速的学科拍了快照，清楚而精辟，形象鲜明，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该领域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对研习翻译学的师生都极具价值。^注45值得欣喜的是，该著作已有中译本，于20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注46

此外，中国大陆学者对西方的翻译史及译论史也有论及。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西方翻译史的著作，介绍了从古至今西方的翻译活动，其修订版中又加入二战以来西方现代译论的内容。^注47廖七一《当代翻译理论探索》^注48、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亦就此有所论述。后者将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分为七个流派：翻译的文艺学派、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翻译的阐释学派、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及法国释意理论派等。^注49总之，任何一种新理论的介入，都会给研究翻译带来新的视野，开出新的通道。各个西方翻译理论学派或流派的形成和建立，标志着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