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翻译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

在把翻译研究从学术的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首先是语言学家而非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充当了先锋的角色。语言学家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系统与深入的研究，贡献是多方面的。这就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翻译研究以科学的性质，将以往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于学科层面进行讨论。^注50这也是上承西方翻译史中从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开始的语言学研究翻译的传统。

一、翻译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概述

由于长期认识缺乏理论意识和学科意识，造成翻译活动很多方面得不到揭示，很多问题被简单化。所以，必须要全面地认识翻译、理解翻译，离不开现代学理对翻译活动的关照。正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帮助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走了出来，渐次摆脱了纯经验主义的尴尬处境，逐步进入到了科学的层面。^注51

蒋骁华认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给西方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几乎所有重要的语言学理论均不同程度地被运用在翻译研究中。”^注52笔者认为，这一认识是合乎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的。从历史的发展角度审视，翻译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继承了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的语言观与翻译观，20世纪初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隆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以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从发展趋势的角度来看，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翻译研究占据着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主导地位。

语言学的兴旺发达使得理论家将翻译研究归属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内，是应用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研究取得巨大进步，语言学分支不断出现。因而语言学家与翻译研究者纷纷从符号学、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以及描写语言学角度找到解决翻译问题的办法。他们试图把语言学划分成无数的基本单位，确立最基本的翻译单位（unit of translation）并认为，只要找到了语言和语言之间基本的等值方法，语言间的翻译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因素、词素、词、短语、句子以及篇章，先后被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以求从内容到形式上寻求语言间的“对等”（equivalence）^注53。

语言学的研究异彩纷呈，受地域和研究视角的影响，西欧和美国的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众多的学派，如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结构主义学派、转换生成语法学派、交际学派、功能学派等等。进而，语言学家与翻译研究家也从各自的语言学立场出发研究翻译，其结果便形成了众多的语言学翻译研究的学派或流派，如：翻译研究的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转换生成学派、交际理论学派、功能学派、语篇语言学派、关联理论学派、社会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举例来说。布拉格语言学派是继索绪尔结构主义之后最具影响的学派。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雅各布逊（Jacobson）以及后来的乔治·穆南（George Mounin）、维内（Vinay）、列维，都从布拉格学派的语言观论述了翻译问题。其主要论点有二：第一，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如认知功能、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第二，翻译必须重视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及文体的比较。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当首推雅各布逊，其有关翻译的分类、词义理解和对等翻译的解释，构成了翻译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石。1959年，雅各布逊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 of Translation）一文中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问题、翻译的重要性以及普遍存在的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因而被西方的翻译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开山之作，且被认作经典作品之一。文中将翻译划分为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注54这样的划分目的在于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的对等，对后来伦敦学派的理论影响重大。他还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语法范畴是翻译中最难处理的问题。

相比之下，伦敦学派更多将注意力投诸语言出现的情境，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言语使用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这种观点反映在翻译中，认为译文的选词是否与原文等同，必须看它是否用于相同的言语环境。卡特福德于1965年出版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从翻译性质、类别、对等、转换、限度等方面阐述了“什么是翻译”这一中心问题。^注55这种建立一种翻译理论的企图，使得翻译研究向客观、科学的道路迈进了一大步。伦敦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彼得·纽马克是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与翻译教育专家。纽马克对翻译文本类型的分析、对翻译方法的总结充满真知灼见。其中，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他理论的核心，也是纽马克翻译理论最具特色的部分。^注56

交际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奈达，是我国翻译界在80年代引介最多的西方翻译理论家。在他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借助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断发展、演变、修正自己的翻译思想与观点，使自己的翻译理论从描写语言学阶段经过交际理论，最终发展到社会符号学阶段。他的理论内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句话：翻译是交际活动；翻译是译意；为了译意，必须改变语言形式。他从自己的翻译实践和理论来证明语言是具有共性（universality）的。他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以及翻译实践中的三段式的翻译方法（追寻原文句子结构最简单、语义最清楚的核心句；将核心句从原语中译出；按照译出的核心句生成译语中的表层句子）为翻译实践指明了道路。他的这一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

二、原作中心论：翻译语言学研究的圭臬

由于翻译的语言学派将“communication”（交流、沟通）当作翻译的主要目的，所以翻译时必须能够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或意义，就成了翻译语言学派理论的基石。这是合乎情理的，否则翻译便无法达到沟通、传意的要求。如翻译语言学派奈达给翻译下的定义就是：翻译即是沟通，就是“译意”（Translation means communicating,translation is translating meaning.）。^注57由此而来，有关翻译的讨论，重点全部集中在“原文”（source language）上。吉登·图里称这种倾向为“原作中心论”（source-text oriented）。^注58

在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中，几乎所有关于翻译方法（如直译、意译）、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的探讨，都是以此为指归的。因而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将原文看作是第一性的，译文派生于原文，因此必须忠实于原文。根据这种见解，翻译学者把很大的精力都花费在了细微的文字和语言差异上了。一般人认为译文（至少在内容上）应等同于原文，中外都有这样的看法。这种观点注重译文和原文的文本关系，通常描写这个关系的术语是“对应”、“对等”、“等值”、“近似”。这样界定翻译必然会将翻译的原则或标准引向“忠实”——译文依附于原文而存在，是从属——忠实于原文（作者）。到现在忠实论者仍大有人在，许多学者和译者在讨论所谓“翻译的标准”时都归结于“忠实”。

再深入一步，我们看到了翻译界这种原作中心论的做法背后，起决定性的思维模式就是对普遍性（或称同一性）的追求，而向原作无穷无尽的靠拢甚至是同一便是这种观点背后最深刻的原因所在。在对普遍性的追求过程中，普遍性要优于差异性，一元要统一多元，理性要高于感性。于是差异性就被忽略了。这种追求普遍性的根源在于乔姆斯基对于人类一切语言共性的挖掘和总结，而这些共性的存在就为不同语言间的转换准备了条件。

翻译语言学派的理论家认为，第一，在语言形式的背后有一个深层的、统一的存在，被称为“内核”、“核心”、“本质”或“精神”。翻译过程中，语言形式被认为是表面的、次要的、第二性的，而语言的深层意义则是本质的、第一性的。尽管不同的语言在结构上有很多差异，但是语言间存在的共性之多是惊人的。第二，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经验和经历。因而，各种语言具有同等的表达力。翻译语言学派的理论家认为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事情，必然能够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给人的启示就在于翻译活动始终是在语言层次上展开的，所以人们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是必要的。语言学派通过对语言的抽象分析，把它变成一种逻辑的形式，并通过与其他语言的参照比对，发现语言间的共同之处与普遍规律，从而证明语言间的可译性与语际间转换所应遵循的规律。这说明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存在着相同的结构。所以语言学派将注意力投诸原文本，相信某种深层结构一定存在于原文本里，只要翻译家努力，一定能找到。这样，语言学派的理论基石便是语言所拥有的共性，因而在这种共性的基础上找到了可译性的证据。总之，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研究以直译意译为其方法，以词、短语、句、篇章为其翻译单位，以“忠实”为其标准，以对等或等值为其终极。这种认识观体现出译者与译作的地位对于原作者和原作品而言，是依从和附属的，因而也是低下的。因此，翻译学科的地位也是附属于语言学的，自然处于学术的边缘。这点，我们只要反思一下卡特福德、纽马克与奈达的翻译理论，即可“略见一斑”。

可是，无论译者是谁，由于其使用的语言与原著不同，因而也面对着完全不同的读者群，也就是在不同的文化范畴下运作翻译，受各种各样不同的因素所制约，因而在翻译时会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考虑，根本不可能翻译出与原文一模一样的译文来。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安德烈·勒菲维尔所说，“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注59而这恰恰就是经过千年讨论，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共同认可的翻译标准的原因，也是没有所谓“完美”翻译的原因。因此，王宏志说，“翻译理论家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出一个相对的真实，结果出现了什么直译意译，什么形似神似，什么等值，其实都只不过是不同形式的让步、妥协与修正。”^注60这种评价非常公允。

这是一个两难局面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以原作为中心，竭力追求与原作一致；另一方面又知道根本不可能跟原作完全一致，最后，所有的译文都难以令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译文便会遭到歧视，因为它只不过是原作的仿制品，所以翻译工作便被视为模仿，是对原作的破坏。由此，原作中心论把翻译推到了次要的位置。长久以来，翻译和译者的地位卑微，中外皆然。当原作中心论者疾呼要把翻译做得更好，以求让人更尊重翻译的时候，却在无意间成为导致翻译遭鄙视的真正元凶，原因是他们只不过是继续在夸大原作中心论的观点：原作比译文优胜，反正译文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原作。故而，要真正提高翻译的地位，并不是要去找出更崇高伟大的翻译标准，也不是要找出更为完善的翻译方法，而是要彻底改变对翻译的理解，改变人们对原作与译作关系的认知，从而把翻译从原作中解放出来。

翻译本身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家、跨时代的实践活动，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非常复杂，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学流派愈来愈显露出窘态与局限。翻译研究中所涉及的问题，如：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下就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而且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辨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注61这个见解在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的著作中大量显现。根茨勒的著作分七个部分，共200多页，对西方近20年来翻译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与概评，其中讨论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仅占一小部分，而且作者对语言学派提出了许多批评。主要体现在：第一，语言学派太拘泥于原文的信息层，对原文的诗性、审美因素及文化因素缺乏有力的研究手段；第二，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术语成堆，理论之间缺乏协调，常有相互抵牾之处。该书用很大篇幅探讨了解构主义（或称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跨文化交际学翻译理论、文艺学（或称诗学）翻译理论及其他学派的翻译理论，还展望了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翻译研究从此扩展了新视野。

当代翻译理论家纽波特和施莱夫认为：“当代翻译研究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研究。翻译理论工作者大量借用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的新成果。多学科研究给翻译理论带来了勃勃生机”^注62。由于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多学科研究是翻译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是语言学影响逐渐减少，跨学科研究分量加重。”^注63

翻译从边缘活动，到语言学家将翻译活动纳入科学认识的领域，再到翻译研究视角的多元整合，人们对翻译的认识逐渐加深，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逐渐得到解释。这就期待着翻译理论家以新的视角对译本中的偏移现象做出解释，这不仅要求对翻译做出语言上、诗学上的解释，还要有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正如王东风所言，“翻译研究应该关注那些实实在在的、可以证伪的文化数据，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也就是说，要把由一棵棵的树所组成的那个林子给显现出来，而不仅仅是一棵树。”^注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