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资本主义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

一 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

学术资本主义是在高等教育市场化过程中大学在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与自身内部不断变化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终兴起是由于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拨款的相对减少和高校开支的绝对增加。比如在英国,高等教育生均拨款在 1989—1997年减少了 36%,尽管之后有所回升,但 2003—2004年度的拨款仍然比 1989年低 33%之多。在美国,政府拨款占院校收入的比例从 1973年的 50%,下降到 20 世纪 90年代的 33%左右。与此同时,学生的学费占总收入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15%增加到 22%,来自产业部门的合同收入和高校自身的创收占到近五成。[11]各国政府同时也制定相关政策有意促进高等教育与产业界的相互合作,极力为双方提供广泛的合作空间。除此之外,各方面资金的困难使大学不得不去寻求新的资源,当大学所提供的产品正好能满足产业界对新知识和技术创新的追求时,学术资本主义也就因此开始兴起了。

二 对学术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学术资本主义”一词最早主要在于指出知识分子批判的先天的冲突——知识分子利用其后现代的解构以获得特权与权力,蕴含着负面的含意。[12]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Leslie)在1997年撰写的《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中,提出并论证了“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他们在调查了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四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科研后认为,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是院校和教授为获取外部资金而进行的市场或类似市场的活动。[13]其中,市场行为指大学直接的营利活动,包括专利申请以及随之而来的版权税和许可协议、开办大学科技园、创立衍生公司、知识入股、出售教育产品和服务等创收活动;类似市场的行为指院校和教师为获得外部资金而展开的竞争,包括来自外部的拨款和项目合同、捐款、大学产业伙伴关系等。步入新世纪,斯劳特和加里·雷兹又专门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在《学术资本主义和新经济:市场、政府和高等教育》一书中,从早期分析牟利动机对学术的影响,转向关注以利益为导向的院校行为跟院校能力提升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进行了适度修正。[14]

三 学术资本主义对质量影响的表现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旨在谋求公共福祉的事业,从欧洲中世纪产生大学之时将传授知识、追求真理作为其核心使命以来,经历了纽曼、洪堡、威斯康辛思想的转型与发展,最终将教学、科研、服务社会定位为其三大基本职能。而今,作为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学术资本主义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不可小觑,特别是在我国大学还未形成像西方大学那种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及通识教育的传统之前,就面对市场化、全球化浪潮,它将接受的挑战可能比西方大学更加艰巨。它正通过高等教育的职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质量,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质量

1.专业和学科的分裂

当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的行业导向被市场导向所取代。此时,越是具有应用性质的学科和专业就越是备受大学和市场的青睐。那些关乎“术”的学科和专业成了新宠,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之间等级序列鸿沟被逐渐拉大。尤其是自然学科中的应用科学与技术工艺等科系与市场联系紧密,使得大学里的人文学科所能产生的作用越加微弱,更可悲的是只有在能够支持大学里那些最具有市场吸引力的研究时,人文学科才可能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用武之地。

2.专业和学科的同质化

高等教育学科和专业设置的市场化倾向一方面是市场对高校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是学术被资本化之后的巨大利益使然。当学术成果和技术可以作为商品流入市场时,研发此成果的个人或是组织会得到一笔价值不菲的经济收入。这也是在政府减少对高校的拨款之后,高校自身创收的一个途径。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追求向大而全的综合型大学发展,很多以人文学科而著名的古老院校也大力发展应用技术类专业,丧失了原本的学科和专业特色,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状态。

3.教师的教

教师成为在大学内部能够与市场接触的主要人员,他们利用自身在教学和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市场化优势,通过课题、合同及与工商业的伙伴关系等途径了解市场,注重与产业部门合作,讲求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是“学术资本家”的合格人选。当教师的成绩不再被限定为通过出版物的形式来获得,反而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及市场性活动的成功来衡量时,这使他们逐渐摆脱以“学术研究”价值观,转向以“学术研究”价值观为主导,同时关注社会服务、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多元化”价值体系。[15]在实践活动中,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化倾向,如提供咨询、专利申请、参与科学型区域经济生产以及开办独立运营的公司等。一方面,他们将学术成果商业化,从中获取地位、荣誉和利益,为学校创收;另一方面,他们在专注于商业化运作的同时,忽视了教学,使得教学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4.学生的学

学术资本主义对学生最直接、最有力的影响在于学费的攀升。我国的学费制度经历了免费、双轨制、正式形成三个阶段的发展,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负担所有高等教育经费到双轨制时期的公费生与自费生共存且自费生招生比例增加,再到统一本专科收费标准,没有公费自费之分。随后,普通公立高校的学费标准开始逐年攀升,热门专业、市场化程度高的专业的学费更是大大超过其他专业,私人家庭承担的学费在高等教育成本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此外,学术的资本化对学生入学之前填报志愿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骤增,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专业的标准不再是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而是什么专业就业率高就报什么专业,导致有的应用性专业人数爆满,而人文社科类专业则无人问津。这对高等教育服务于公共领域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从教学质量来看,不可否认的是,院校和教师为引进教学资源而进行的这种市场化或类市场化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与市场联系紧密的科系的硬件设施的配备比起其他学科来说就要先进,并且数量充足。但是教师花在教学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则大打折扣,教学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正如纽曼所言:“从最简单和最原始的形式看,大学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组成、探索各种知识的场所。”教学质量保障渐行渐远,更多地充斥着来自于市场的气息。[16]

(二)对科研质量的影响

两极分化严重。学术资本主义对科研质量的影响主要在于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两极分化上。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向来偏重基础性或是因好奇心驱使的研究,此等类型的研究比较不重视商业的利益和应用性,可以说纯粹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可是,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下,政府提供经费的减缩以及偏向补助技术性、应用性与受市场青睐的学科,采取市场取向的绩效责任手段,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展现其办学成效。为回应这些因素的挑战与要求,高等教育机构的成员也调整其态度,积极回应产业界的需求,竞争市场的庞大利益。这种现象使得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由偏重基础性与好奇心驱使的自主性研究,转向重视特定目的、策略性、与商业性的应用性研究。[17]进行学术科学研究的人员较少单纯地出于学术兴趣而追求学术事业,金钱成为他们进行科学研究和创新的最主要目的和动力,趋利而为似乎成为科研的主流趋势。由此导致应用性学科或应用性的研究型院校能够吸纳更多的市场资本,从而赚取更多的名誉和利益,而基础性、人文类学科或基础性教学类院校能申请到的科研经费则少之又少。由此造成两极分化严重,院校或科研机构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洪堡提出的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的著名法则遭受严重的挑战,科研反哺教学不断减少,科研漂移现象日趋严重。

(三)对社会服务质量的影响

社会服务的中坚力量。“为社会服务”的理念自威斯康辛予以践行以来,高等教育就再也没有与社会疏离过,历经百余年,如今联系甚为密切。在埃慈科维茨提出的“三重螺旋结构”理论中,高校、企业和政府围绕科技创新连成了一体,院校及学术人员满足了企业开发新产品的需要,自身成为新技术和产品开发的场所,同时又从政府和企业寻求到了资金资助,而政府由此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提升了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根据“三重螺旋结构”理论,大学、政府和产业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使为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另一个核心职能。这一转向引发了大学的第二次革命,“创业型大学”的兴起就是这次革命的必然结果。[18]大学自身的组织类型不可能永远不变。从最开始的以教学为主,到后来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再到后来的为社会服务,即便是传统的大学也不断发生着演变。

四 学术资本主义对质量影响的归因分析

正如“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被不断修正一样,它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逐步深化。但毋庸置疑的是,学术资本主义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并不只是负面的。因此,有必要看清它对质量产生诸多影响背后的原因,以便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它,更好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在未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之路上扬长避短。

(一)“学”与“术”资本地位的变化是前提

何为“学”?《汉语大词典》上的解释为:效法,钻研知识,获得知识,读书;传授知识的地方;掌握的知识;分门别类的有系统的知识。何为“术”?《汉语大词典》上的解释为:技艺;方法;古代城市中的道路。何为“学术”?《汉语大词典》上的解释为:有系统的专门学问。由此可见,“学术”的含义本应既有“知识”,又有“技艺”,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双重组合,然而“有系统的专门学问”似乎偏重于“学”的概念而淡化了“术”的含义。“资本主义”这个词意味着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私人占用。梅里厄姆·韦伯斯特《韦氏高阶英语学习词典》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一个由私人或公司拥有资本的经济系统,经由私人的决定进行投资而非经由国家的控制,以及价格、生产、销售产品主要都由自由市场所决定。”从这种意义上讲,科学精神特质中的公有性与资本主义经济中把技术当作“私人财产”的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19]这也就必然决定了在后工业时代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学”很难资本化,而那些与市场、社会紧密联系的“术”,则更能迎合市场的需要。因此,“学”与“术”资本地位发生了改变,学术资本有了初始的分化。

(二)外部环境提供了学术资本主义影响质量的现实土壤

1.政治上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潮

全球化通常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英国学者杰勒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撰写的《知识社会中的大学》对学术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进行了专门论述。作者认为,全球化把大学推向了市场,全球化时代政府关注的重点之一是使大学为技术文明服务,继而使原本处于象牙塔之中的学术研究也走向市场,使学术具有了逐利的性质,知识就是经济,就是资本,学术资本主义应运而生。[20]斯劳特和莱斯利认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至少有四点:第一,能够用于像中学后教育这样的可以自由决定的活动的经费紧缩。第二,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紧密相关的技术科学和领域日益成为中心。第三,跨国公司与产品开发、革新有关的政府机构的关系日趋紧张。第四,跨国公司和老牌工业国更多地关注全球知识产权政策。[21]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让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胀”的困境中,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福利政策逐渐失宠。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特别是 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鼓吹“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并逐步向全球蔓延。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大学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来自国家的直接拨款迅速减少。政府资金开始以项目资助和委托开发的名义下拨到学校,目标激励性拨款、绩效拨款、边际成本拨款、竞争性投标等方式大为流行。与此同时,政府也极力鼓励大学与产业界建立起密切联系,支持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等市场行为。此时,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笔下那种心智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异质同构逐渐消解。

2.经济上的资源依赖理论

全球化理论使我们理解国家在高等教育政策上发生的变化。资源依赖理论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一些大学中学术劳动性质上发生的改变。

资源依赖理论是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存活目标,就是要想办法减低对外部关键资源供应组织的依赖程度。当关键性资源被剥夺之后,组织的资源依赖关系发生变化,因此会寻求新的资源,并且寻求一个可以稳定地掌握这些关键资源的方法。对于高等教育来讲,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给像大学这样的组织提供资源的人有能力对这些组织行使很大的权力。[22]简言之就是:“谁付钱,谁点唱。”谁手里掌握资本并且成为大学的资本源,谁就对大学有发言权。

高等教育领域资源依赖关系的改变正在推动大学内部的实质性变化。世界各国的大学似乎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财政问题。在美国,高等教育被视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财政问题是结构上的问题,并将长期存在。在欧洲,财政方面也有一些压力。1994年欧洲大学校长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力量如何“重塑院校”。在我国,不说一般性院校,仅就 985 工程的重点院校来说,各个研究型大学也都开始寻求来自政府拨款以外的资金支持。随着财政资助模式的变化,大学变得不再稳定,而是更多地依赖资源提供者,不得不在消费资源的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大学逐渐失去完全的自主权。

3.文化体制上的新公共管理和高等教育市场化

新公共管理是指将多种学科知识融合到公共管理研究之中,提出了不同于政府有限论和以市场解救“政府失灵”的一种公共管理模式。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各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强调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最大化,倾向于有目的的、短期的拨款机制,并要求高等学校提供配套资金或实现特定产出。与此同时,作为区域内经济发展的 “动力源”和知识经济的关键性引导者,大学的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对产业界获得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产业部门对新知识及技术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加上政府为增强国家竞争力而有意识地推动高等教育与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无形中促成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下,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大学,由哪个部门主管,以什么名义来实施,甚至不管发生在哪个机构的哪个部分,总之,高等教育正在逐步“市场化”。为招收到最优秀的学生和增强自己的吸引力,世界各地大学都开始把自己“规模化”“品牌化”;为提高大学的知名度和声望,对少数学术大师及科研精英开出巨额薪酬,并给予子女以特殊照顾;真正的纯学术研究逐渐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专利产品;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开始走向市场并最终以高额的价格被买走;高等教育领域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大,很多大学传统的人文学科逐渐萎缩甚至消亡。从大学的管理到培养模式各方面都开始走向市场,以分享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所带来的好处。

(三)内在逻辑埋下了影响教育质量的种子

大学的理念穿越了时间的界限,诠释着大学之所以传承至今乃至永久的真相。纵观大学理念不难发现,高等教育自身为学术资本主义对其质量的影响埋下了历史的种子。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通过“师生行会”这种社团组织,大学对外倡导自治,对内又给学者以充分的学术自由,避免封建教会和世俗城市当局的控制。如纽曼一类的人认为,大学之目的在“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培养绅士的地方。此时的大学完全是一个独立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场所。

然而,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曾在《大学之理念》中指出:“……因为大学为公共服务领域那些需要具备各科研能力和学术训练的职业提供了毕业生……如此说来,大学自然是服务于实际目的的机构。”[23]事实确实如此。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以英国伦敦大学和一大批城市学院的建立为首的“新大学运动”,打破了大学教学中固守古典课程,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面。英国大学的培养目标从为统治阶级服务转向立足于社会需要,为工商业发展服务。19 世纪洪堡创建柏林大学后,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独立地位基本形成。[24]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首要任务,为世界大学教育提供了新模式,大学由此成为集教学与科研功能于一体的机构。1862年,美国政府颁布《莫里尔法案》,通过立法建立起大学为社会服务的体制,注重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推动大学更加深入地参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而开启大学“产学研”相结合的新风,对世界各国的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此,大学的性质由单纯的“教学场所”逐渐变成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的“研究机构”,再到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 “社会服务站”。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被最终确立为大学的三大职能,成为现代大学理念的目标与追求。

与大学理念相比,大学精神并不着重于人才培养模式、大学的课程等微观方面的理想设计。相反,它似乎总是站在一种宏观的立场上,以一种批判性的向度审视大学的现状,检视大学目的的合理性与行为的意义和根据。正如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它永远停留于正常话语的外围,超越和独立于权力、货币等具体利益的操纵,以其独特的价值立场实现对大学存在的批判。[25]大学在其有形的实体结构内部深藏着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一种精神存在,立足于大学发展的现实根基,这就为学术资本主义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播下了历史的种子。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精神还执行着对大学理念的批判,但是,大学的资源依赖性和脆弱性也决定了大学必须变通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中世纪特殊时代背景所造就的大学自治的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分别遭遇宗教、政治、经济这些社会主导力量的干预之后,经历了由最初的纯粹自治到伴随着神学信仰直到国家本位再到社会服务站等一系列角色的转变。“自由、独立、批判”的大学精神具有时代内涵,也许正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大学精神才得以丰富和传承,这也是它基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精华所在。

五 运用学术资本主义保障教育质量的建议

(一)高等教育质量的“守”

高等教育的核心宗旨是培养人才,人才的质量体现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成败。在面对学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挑战的同时,我们不能被浮云遮望眼,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要守住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目标——人才培养质量。在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中,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最基本的或者说固有的职能,科学研究是人才培养职能的延伸,社会服务又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职能的延伸。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中,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科学研究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服务质量,因为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来实现的。潘懋元先生在论及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及其相互关系时指出:“高等学校三个职能的产生与发展,是有规律性的。先有培养人才,再有发展科学,再有直接为社会服务。它的重要性也跟产生的顺序一样,产生的顺序也就是它的重要性顺序。应该说,第一,人才培养;第二,发展科学;第三,直接为社会服务。不能颠倒过来,把直接为社会服务摆在第一位,把教学或者科研摆在第二位、第三位。”[26]正因为如此,《纲要》明确要求高等学校“牢固树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这充分体现了高等学校应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的思想。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永恒的主题,这是教育的基本规律,也是高等学校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根本之所在。

(二)高等教育质量的“变”

高等教育质量的“变”并不是说在高等教育面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时候要顺应,要屈从,要改变高等教育质量的衡量标准,而是说要懂得适当变换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手段。通过学术资本化的形式,倾听市场的声音,满足社会的诉求,让学术的价值在社会和市场中得以充分体现,使高等教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西方大学延续 800 多年,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学术体系和运行机制,它有其相对独立的大学精神和自由的学术传统,在市场的冲击下不太容易迷失方向。而中国的大学由于自身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情况可能更为艰巨和复杂,还正在摸索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就要面对市场化的冲击,受到的负面影响比较大些。为此,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由高等教育三大职能决定的教育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构成的大学价值体系中,基于高等教育围绕知识而展开活动的特性,无论是创造知识、传播知识还是应用知识,我们都很容易发现学术价值是其核心价值,其他价值都是以学术价值的实现为前提的“伴随价值”。学术真正的价值体现在教学的质量、科研的质量以及人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质量上。高等教育既要维护其学术价值以保障质量,又要适当地考虑社会效益。在学术资本主义这股市场化浪潮面前,最重要的就是明确区分目的和手段,市场化只是手段,而绝非目的。就像我国所采取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样,体制只是方式和手段,目的是发展经济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高等教育在学术价值的诉求下与市场“联姻”,唯有在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满足学术资本主义的新要求,方可继续生存;唯有归宿于学术价值的实现,方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