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质量文化的再识读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展开，并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变革、大发展与大调整而成长。在社会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文化无疑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强劲力量。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和血脉；大学文化是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大学文化更是保证教育质量的软实力。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然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支点在质量文化。当下，大学质量文化淡薄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的主要症结所在，构建内生型和外发内生型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破解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有效路径之一。

一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研究述评

新世纪，在高等教育领域，由于公共财政的压缩，市场竞争的加剧，公众问责的兴起，高等教育质量问题越来越凸显。教育质量、招生、经费问题一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三大中心议题。高等教育正发生着深刻变革，特别是其主要矛盾日益指向严重短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正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成为政府、高校、社会关注的焦点。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明确指出：“21世纪将是更加注重质量的世纪，由数量向质量的转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重视质量是一个时代的命题。谁轻视质量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76]《纲要》指出：“提高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任务。”由此，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展。大量的质量管理和保障机构建立起来，开展了大量的质量管理和保障活动，试图保障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我国而言，对如何有效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学界遵循保障内涵、保障主体、保障内容、保障功能、保障路径的研究逻辑，呈现出三大特点：其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二，从宏观逐渐转向微观；其三，注重多维的研究视角和视野。[77]这些质量保障活动及其研究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随后却开始遭遇瓶颈，“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价事实上一直处于其‘重要性’的不断被强化以及其‘问题性’的不断被批判的尴尬境地”[78]。

为了有效保障教育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许多高校高度重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积极建设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热情和动力一直被强化。新世纪，我们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以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内容的标志性工程，如“211”“985”“质量工程”等。面对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的严峻形势，高教界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思路与方法。之所以一度处于“问题性”的不断被批判的尴尬境地，是因为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实践中，比较容易接受一种技术、方法、工具或程序的更新，而一旦触及思想观念和心智模式的问题，尤其是涉及生活方式的变革，人们的内心都会比较抵触。[79]此外，“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一直局限为一种工具、程序或技术，由于过于强调操作性的便利，从而破坏了高等教育质量本身应具有的一种完整性，使得质量管理与质量本身容易流于两张皮，质量保障的长效机制很难建立。”[80]针对此种情况，研究者提出“质量文化”这一概念与思想来传达他们的质量理念：“质量是一种院校里所有成员共享的观念和集体的责任，质量是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标准与过程。外部监督体系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质量，但高等教育机构里的成员才是保障和改进质量的主体，教育的质量发展应该把新的价值观、技巧和态度纳入机构成员的行为中，以对教学和学习过程产生影响。因此，真正高质量的教育不仅是正式的质量保障程序的结果，而且是高等教育社区里所有成员共享的质量文化生发的结果，要想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起质量保障的长效机制，以质量管理实践为基础，培育出能够融入组织内部、深入组织中所有人内心的质量文化是必然的选择。”[81]

2009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国际网络组织（INQAAHE）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了第十届双年会，年会的主题是“高等教育变革中质量保障的新路径”。会议围绕“质量保障与质量提升”“质量保障实践及反思”“质量文化及其培育”“跨境质量保障”等议题展开交流和研讨，其中“质量文化及其培育”作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被提上会议日程。[82]

2012年，INQAAHE论坛在澳大利亚举行，论坛与会议的主题是“外部质量保障的未来及对发达机构和欠发达机构的影响”，会议围绕“外部质量保障方法的新进展”“高校多样性与质量保障”“外部质量保障和内部质量保障的文化建设”“外部质量保障独立性之内涵的变化”等议题展开交流和研讨。其中“外部质量保障和内部质量保障的文化建设”又一次被提上会议日程。参加中国高教学会评估分会2012学术年会的与会代表们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心已聚焦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建设与提升，而内涵式发展的动力就是质量文化，所以应用文化的力量来达到文化自觉去影响社会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以保障高等教育质量体系建设。[83]

于今观之，对于教育质量保障程序和技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质量的改进问题，学界将研究的焦点转向质量文化，质量文化才是以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与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下面将针对近年来学者对质量文化的研究，循着“质量文化的内涵、功能、特性、建构”对其作一番梳理和回顾。

（一）质量文化的界定

“质量文化”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鉴于当时日本企业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而相比之下，美国的企业优势日渐丧失，并出现衰微的趋势。美国的管理学者就试图从美、日企业管理制度的比较角度，研究日本产品质量迅速提高的“秘诀”，挖掘影响企业竞争力的深层次原因。结果，他们发现，日本经济的成功不是单纯依靠质量工程技术、质量标准等“硬件”，质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质量向人类社会各领域的渗透，质量逐渐超出了企业的范围，质量文化也从企业文化中剥离出来。质量文化从“隐形”到“显性”并走上质量管理的历史舞台。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质量管理机构也开始重视对质量文化的研究。欧洲质量组织第33届年会提出：“全面质量管理从强调全员参与管理，强调最高管理者亲自领导正逐步扩展到强调发展质量文化。”[84]如今质量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新课题。在高等教育领域，学者们对质量文化的研究最初源自企业质量文化，援引企业质量文化理论和实践经验，希冀质量文化之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有可为。

严格来说，“质量文化”属于管理学范畴——质量管理理论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正如人们对“文化”概念的困惑和疑难一样，迄今为止，关于质量文化的界定依旧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关于质量文化的定义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三类：一是认为质量文化是在长期质量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管理思想和精神理念。二是认为质量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为实现企业的质量发展目标而自觉遵守的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三是认为质量文化既是企业的一种质量经营活动过程，又是调节企业质量活动的一种方式；既是企业质量管理的职能，又是企业质量管理的成果；既是企业发展的内容，又是企业发展的形式。[85]拜瑞（Berry，G.）认为，质量文化是一种全面和整体的观念，它吸纳现有人们的共同认识、态度、行为、价值观和信仰，并将之转变为另外一种崇尚质量的模式。[86]萨拉夫和塞巴思庭（Saraph，J.V.and Sebastian，R.J.）则认为，质量文化是一个机构在发展自己适应外部环境及处理内部事务能力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质量价值的集体观念和认识。[87]

显然，上述有关质量文化的概念基本属于描述性的，它们实际上主要揭示了构成质量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这些文化要素相互混合在一起，对组织及组织中人们的行为起到潜在的规范或者控制的作用。

欧洲大学协会认为，“质量文化”是一种以持续提高质量为目标的组织文化，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关于提高质量的程序、结构、管理因素；二是关于质量的文化、心理因素。[88]据此，质量文化概念形成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质量保障的程式，由此而衍生出各种保障工具和保障过程的界定、测量、评估、保证以及强化的各个步骤。另一条则是质量承诺下的文化元素，包含个人层面和团体层面对质量的认知。欧洲大学协会的定义被人们奉为比较经典的质量文化概念之一。它与前述描述性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再执着于具体的要素描述、分析、概括与归类，而是视质量文化为整体性、结构化和可操作性的模式概念，从而就质量文化中所体现出的功能予以规范性的界定。但是，这种界定也有明显的不足，由于完全把质量文化作理性色彩浓厚、功能主义的抽象理解，难免抽干了质量文化本身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内涵。譬如，通常对大学组织内部的整合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情形并不恒久，相对而言，一些“貌似反常”的冲突现象更为普遍，也更为持久，而恰恰是这些冲突反而更能体现大学组织内部所固有的文化内涵。还有，对文化的理解仅仅遵从自上而下的抽象、模式化的假定到证实的线路，并不足取，因为“文化现象在表现形式上的具象性、生动性和丰富多样性，决定了作功能主义的解释难免会带来结论的片面性”[89]。

（二）有关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研究的现状

“质量文化”概念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被热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质量文化的研究在刚刚兴起之时就迅即为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所接受，也与当时人们对日本企业文化比较感兴趣有关。

1.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涵研究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理论界见仁见智，通过梳理发现，学界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内涵的探讨可以归纳为六种观点：

（1）质量文化要素观

此类观点一般倾向于质量文化的状态描述，以企业质量文化为母本。学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指“高等学校在长期教育教学过程中，自觉形成的涉及质量空间的价值观念、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环境意识及传统习惯等‘软件’的总和。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高校质量文化是全体师生员工涉及质量空间的一切精神活动、精神行为以及精神物化产品的总称”。[90]大学质量文化是指大学“在长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自觉形成的涉及质量空间的价值观念、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环境意识及传统习惯等的‘软件’的总和”。[91]有学者认为，高校质量文化即为高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的、为全体成员共同认可的、以高校质量建设为中心的、体现学校精神内核和个性特色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历史传统、风俗习惯、运行机制、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以及行为方式等一切精神活动、精神行为以及精神物化产品的总称。其内容包括质量价值观、质量精神、质量目标和质量形象等多个方面。[92]亦有学者认为，质量文化的概念源于现代企业管理，主要指与企业产品质量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管理理念、行为模式、规章制度等文化因素及其总和。而大学教育质量文化是在现代高等教育中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并被普遍认同的群体质量意识和质量价值观、质量制度建设的总和，[93]是高校质量价值观念和质量行为规范的集合。[94]更有学者从纷繁复杂的关于质量文化的定义中，提炼出了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构成要素：高校质量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对组织全体员工进行质量意识教育的微观文化体系。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质量价值观、质量管理哲学、质量伦理道德、民主参与、学校风尚、质量规章制度；[95]从大学独立自主、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文化传统角度考虑，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要素便是“了解”“承诺”“能力”“改正”“沟通”“持续”“宽容”“信任”“自律”。[96]

（2）质量文化结构观

持此观点者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结构主要有二层次论、三层次论和四层次论。二层次论者认为，高校质量文化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高校质量文化是指在学校系统内，以质量为核心的所有存在方式的总和，包括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方面。狭义的高校质量文化主要是指学校质量文化的精神方面，是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本校特色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是一种团体意识和精神氛围。它具体可以体现为师生员工共同的信念和教学质量观念，以及在追求教学质量过程中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等。它是保证教学质量达到预定目标的精神力量。[97]三层次论者认为，质量文化主要有物质行为层、组织制度层、精神道德层。[98]质量文化最终表现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99]四层次论者认为，质量文化主要有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与精神层。高校教学质量文化是指高校在教学和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质量意识、质量方针、质量规章、质量精神、质量价值观、质量行为和质量形象等的总和，一般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道德文化四个层面。[100]大学质量文化是大学人基于大学组织属性对质量的理解，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组织活动的中心，并依此构建的共有价值体系，是体现大学质量追求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总和。大学质量文化是追求大学本真的文化，体现了作为大学组织的质量文化特性。[101]实际上，三层次论或四层次论者的观点是对二层次论者方法的延伸和拓展，无外乎物质行为、组织制度和精神理念等层面。

（3）质量文化功能观

持此观点者认为，高校质量文化一方面促使学校形成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和提升办学品质；另一方面可以指导实践，加强学校教育教学的战略性管理。高校质量文化是一种以文化的力量来促进和推动教育教学工作的，并且教育工作者在意识上实现了自我追求和自我约束的高度理性的文化，是在不断总结高校的质量管理经验和教训过程中提出的管理理论，是高校质量管理经验的结晶。它形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是一种实践的文化、管理的文化；[102]是在一般学校文化基础上发展提升的、集中体现学校变革及发展进程中在价值观、质量观等方面高境界的质量追求和质量品质的学校文化。它代表着学校变革及发展的品质，体现着学校变革及发展的个性，是学校在变革及发展进程中所积淀的精神成果以及由此具体化的外在的质量表现。[103]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到，为提高质量和协调机构工作人员的努力而制定质量管理程序和致力于永久性提高质量的组织文化。高校在质量保障方面承担着更重大的责任，应当通过内部质量文化的建立来促进战略性的管理。

（4）质量文化形态观

高校质量文化的形态有内隐和外显两种：学校质量文化包括学校内隐的观念文化、心理文化和外显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质量追求及体现出的质量品质。[104]蒋友梅认为，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的形态大致可分为显性形态、关系形态和隐性形态三种。[105]显性形态是指大学质量文化中的物质形态；隐性形态是一种对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中质量的理性认识。关系形态是在文化创造、占有和享受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显性形态是指大学质量文化中可以耳濡目染的物质形态即质量文化的依托物。隐性形态是一种对大学组织内部质量文化中物质形态的二级抽象，是教师、学生、管理者对大学质量的理性认识。关系形态是联系大学质量文化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的“中介”，指人们在文化的创造、占有或享受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为维护这些关系而建成或制定的、充分体现这些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

（5）质量文化人才观

应该说，适切的质量制度对于高校提升教育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强质量管理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实践中，必须注意制度、管理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高等教育领域可能更加明显，其可能带来的问题也更突出。因为高校是培养人的地方，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高校教和学的主体都是人。“只有从根本上把提高教学质量行为由外部约束力变为内部原动力并使其成为全校教职员工自觉自发的行为和终极追求的目标，培育能够融入组织内部、深入组织中所有人内心的质量文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校的质量困惑。”[106]因此，高校质量文化是以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心，以教育教学质量为主题，以全体师生员工为主体，以教育教学过程为主线的一种文化，是具有高等教育特色的意识形态、行为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特征的总和，是质量管理层面的技术文化与质量理念层面的精神文化的统一。[107]大学质量核心是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办学理念、培养模式、师资水平、教学方法与教学条件等表现出来，最终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上，重塑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成为焦点。[108]

（6）卓越质量文化观

正确认识和把握卓越质量文化的内涵，是高校卓越质量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卓越质量文化是学校全体成员在教育质量方面所共有的卓越质量观与质量信念、质量制度，是卓越文化质量管理与“零缺陷”质量行为及其表现的综合。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性：其一，卓越质量文化是一种以追求卓越质量为旨归、整合性较强的生态型文化。其二，卓越质量文化是一种以顾客为中心、满足和超越顾客需求为导向的人本型文化。其三，卓越质量文化是一种以卓越标准为依托、动态生成的内生型文化。其四，卓越质量文化是一种以持续变革、不断突破为核心的创新型文化。[109]

综上所述，尽管对质量文化的界定见仁见智，但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讲，欧洲大学协会对质量文化的界定较为全面，它认为“质量文化”是一种以持续提高质量为目标的组织文化，它有两个显著特征：[110]一是关于提高质量的程序、结构、管理因素；二是关于质量的文化、心理因素。因此，质量文化既有质量保障程序、制度，又有质量保障的文化力量。在国内，蒋友梅认为，“大学组织内部的质量文化是以学生为核心的多重文化作用下的动态结构，它不仅是学术文化、产业服务文化、行政管理文化相互循环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整合的‘情境化’的场域，更是一种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心力’的场域”[111]。这一界定也与国际接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生成就是以人为主体，以大学为载体，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就是在大学组织内部将大学人统一于质量保障的制度规范与文化—认知之中。

2.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功能价值研究

对高校质量文化的价值功能，学界的观点是：高校质量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是高校的一种宝贵的无形资产。它具有导向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112]、辐射功能。[113]或者说发展高校质量文化，至少能够体现以下几方面的价值：凝聚作用、约束作用、激励作用、辐射作用[114]，而且能够提升高校的地位，增加学校的美誉度。[115]

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功能价值的认识趋于一致，即认为在“质量问责和质量提升两大取向相通”下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具有导向性、激励性、制约性和弥散性。

3.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特性研究

已有研究对质量文化特性的探讨，从区别于文化的共性特征、不同的学科视角和不同的构成要素着手。

（1）从区别于文化的共性特征来看，质量文化特性有四元论、五元论和综合论。四元论者认为，质量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必然带有文化的共性特征，而质量文化所具有的自身独特性才是其本质特征的具体体现。质量文化的本质特征主要有综合性、全员性、内隐性、实践性。[116]高校教育质量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和质量文化的亚文化，是高校质量文化的核心，其本质特征有实践性、持久性、创新性、时代性。[117]五元论者认为，学校质量文化具有稳定性、时代性、养成性、整体性、学术性特征。[118]因为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积累、循序渐进的复杂过程，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学校质量文化会受到社会文化及学校内部各种因素的影响。需要学校人员有意识地、精心地培育。但文化一旦形成，就会稳定地存在，很难改变。同时其内容势必与时代的主题相一致，反映时代的精神。学校作为人才的培养基地，是一个教学科研单位，学校教学、科研等活动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特点。因此，学校质量文化必然体现出一定的学术性。综合论者认为，高校质量文化的特征应该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社会性与学术性的统一；一致性与独特性的统一；阶段性与系统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119]

（2）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看，管理学视角下质量文化具有形式的文化性、内容的综合性、基础的一致性、功能的整合性、形成的自觉性、目的实践性；[120]文化学视角下质量文化具有实践性、独特性、可塑性、综合性；[121]文化生态学视角下质量文化具有主体性、整体性、动态性（发展变化性）、自律性（约束性）、自由性（非组织性、无序性）、逻辑性（理性）、开放性、相互渗透性、排斥性、主导性。[122]

（3）从质量文化的结构要素来看，大学质量文化各要素具有如下特性。有学者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大学质量文化四个层面的特性[123]：质量文化展现了批判反思的精神品质；质量文化是大学组织文化的深层表现形式；质量文化是大学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形成的为其师生员工所认同和遵循的精神成果与价值观念，最终表现为师生员工的思维方式；质量文化是引领师生员工实现自我超越的制度形式。罗宾斯认为，制度化是文化的前奏。制度涉及组织中人的根本利益，许多利益是通过制度进行调配的，对人的行为动机影响很大；行为文化动态地阐释了大学的质量理念。人们在习惯认识中，往往更愿意谈论大学的精神文化，而忽视实践过程中的行为文化，即在所拥有的理想、信念、行为准则之下的行事方式，导致人们在学校文化认识上的偏差，从而表现出学校文化的二重性，即实际行为与学校文化的脱节。[124]事实上，大学文化本身不单纯是理念的抽象体系，也包含了大学组织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大学质量管理理念必须通过大学组织中人的行为加以注释，也只有行为才能够体现文化的力量。因此，大学组织中人的行为是大学质量文化的动态阐释系统；物质文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质量理念。它以静态的物的形态展现大学的质量，它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保障大学教与学的活动有效开展的建筑、设备及公共设施等；另一类是以文字、图标等对大学组织高度概括的标识系统。大学中的物是大学人依据自己对大学的理解而建立的。

（4）从质量文化的优劣程度看，卓越质量文化具有如下特性：卓越质量文化是学校全体成员在教育质量方面所共有的卓越质量观与质量信念、质量制度，是卓越文化质量管理与“零缺陷”质量行为及其表现的综合。其特性主要表现在：[125]第一，卓越质量文化是一种以追求卓越质量为旨归、整合性较强的生态型文化。第二，卓越质量文化是一种以顾客为中心，以满足和超越顾客需求为导向的人本型文化。第三，卓越质量文化是一种以卓越标准为依托的动态生成的内生型文化。第四，卓越质量文化是一种以持续变革、不断突破为核心的创新型文化。

4.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建设研究

过去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政府和高校制定了非常详细、庞杂的管理制度，企图通过详细的制度规范和全面的程序设计来达到质量保障和提升。显然，这样的质量管理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程序或技术手段被引入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建设中的。[126]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不仅需要严密制度的约束，也需要质量文化的引导，高等教育教学质量需要走向“文化式”管理。缘此认识，学界便开始探讨如何培育和建设积极有效的高校质量文化。

（1）质量文化建设的原则

从质量文化建设策略评价的角度，有学者认为，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策略评价指标设计应遵循如下原则：目标性与过程性相结合原则、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结合原则、全面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原则、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原则。[127]从质量文化建设系统设计的角度，有学者认为，高校质量文化建设应坚持突出特色、领导推动、以人为本、全员参与、继承与创新、[128]总体规划和循序渐进、可持续发展的原则。[129]依循同样的理念，EUA课题组的报告针对高校如何培育质量文化提出了八项较为具体的“优秀原则”：第一，增强职工对学校的认同感；第二，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第三，重视内部沟通并赋予教职工权利；第四，对于评估程序和标准达成一致；第五，对于关键数据作系统的定义、收集和分析；第六，吸纳各方面（教师、学生、家长、雇主等）的适当参与；第七，重视自评；第八，评估后及时跟踪研究并改进工作。[130]

（2）质量文化建设的内容

在2003年《格拉茨宣言》（Graz Declaration）的影响下，大学质量文化成为激发大学教育活力，保障大学教育质量的新理念，英国大学开始建构适合于大学发展的院校层面的质量文化和个体层面的质量文化。“院校层面的质量文化建设主要围绕大学自治、大学事务的透明度与大学教育的效率进行，其直接目的在于整合大学内部成员结构性和管理性资源要素，提升大学教育质量。”“个体层面的质量文化主要是指作为个体的学生和教师在价值观、信仰、期望与成就方面所发生的改变。”[131]高师院校教师教育的特性要求其高等教育的“学术性”和教师教育的“师范性”能达致高水平的统一，以凸显高师院校的办学理念和教师教育的特色，提升高师院校的教育品质。所以，“高师院校质量文化体系的构建及‘教育’品质的提升一般要从院校的领导管理文化、教师群体文化、学生群体文化、物质制度文化等不同方面进行综合整体的设计并加以强化”。[132]

总体而言，高校质量文化建设主要包括精神道德层面、组织制度层面和物质环境层面。精神（道德）层质量文化建设是核心，是先导，主要包括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的质量方针、质量价值观、质量目标、教风、学风、工作作风和道德风貌。“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实质，就是用质量哲学、质量精神统领教职工的意识，从而使他们对工作对象、对质量产生宗教般的激情与狂热，在工作中分享生命的意义。”[133]制度层质量文化建设是保障，以领导体制、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等作为建设的主要内容。物质层质量文化建设是基础，主要包括“品牌文化”建设，环境与校容校貌建设，技术、设备现代化与文明程度建设等，具有不可替代性。[134]值得注意的是，“高校的物质层质量文化建设，要符合其育人环境的特点，体现出其高校独特的学术机构的学术品位。既要表现出庄重、严整的学术氛围，又要体现出青春的活力和雅静的美，还要体现出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高知名度、美誉度的品牌标志体现高质量的形象，以优质的专业机构、优质的工作设施、优质的专业水平、优质的工作环境来保证优质的人才质量，实施‘以物保质’”。[135]

（3）质量文化建设的策略

纵观学界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方法和途径的探讨，质量文化建设一般遵循质量文化的制度设计、质量文化取向阐释、质量文化内涵教育和质量文化的行为激励来形塑大学质量文化，筑牢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文化根基。

质量文化的制度设计。在哈唯和纳艾特看来，质量文化的培育有五个重要元素：[136]提高质量应被视为一个转变过程，而非结果；决议应自下而上制定；对外开放，并对外界要求反应迅速；重视措施的有效性；反应敏感的外部监督机制。有效质量文化的建构需要以下五个条件：[137]有效的质量文化需要多种质量保障工具，需要与高等院校战略和价值相关联；有效的质量保障制度源自有效的内部决策程序与结构；内部质量保障程序也是权力的反映；教师发展在质量保障中十分重要；在界定大学质量与内部质量保障程序以确保其与学校现状、战略、组织文化相一致方面，质量保障组织的自治十分重要。构建良性的高校内部质量文化的思路：[138]高校内部质量文化应当体现以人为本，即围绕学生成长成才和教师专业成长来构建质量文化；高校内部质量文化应当体现宽松自由；高校内部质量文化应当体现宁静致远，即高校内部质量文化构建要从“安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开始，而不为眼花缭乱的功利需求所迷惑以至急功近利、失去自我，既要培养“关注脚下”的人，又要培养经常“仰望星空”的人；高校内部质量文化应当体现个性创新，即高校内部质量文化应当是异彩纷呈的，不同高校有自己的内部质量文化。就我国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而言，其实质是一种“控制”理念，是一种由上而下的质量管理机制。它的巨大优越性是：明确了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性和导向性，确立了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内容指标体系，形成了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其最大缺陷是对“自主”的贬抑：学校、教学基层与教师在评估中处于客体地位，出现了评估过程中专家话语霸权，师生很少把质量建设当成自己的事情及导致师生员工的浮躁情绪。我国本科教学评估的基本方法应该是“控制”与“自主”的平衡。[139]事实上，“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的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140]这就要求任何一项旨在推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都需要把决策者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及时地传递出来，加深公众对大学文化的理解，最终上升到质量文化的高度，从内心深处认可质量制度设计的价值与意义。

质量文化的取向阐释。质量文化的培育是日常办学行为中师生共同参与、自省反思、动态生成的过程。培育有效的质量文化的关键在于赢得大多数教职工、学生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如家长、雇主等）的支持和参与。例如牛顿就指出，一个有效的质量体系应当有全体职工的参与。[141]高校质量文化的培育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此间，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借鉴、INQAAHE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大有裨益，而追求卓越的质量意识是推动院校质量文化发展的核心内生力。[142]树立卓越的质量意识和质量理念需塑造共同质量愿景。塑造“共同质量愿景”是卓越质量文化建设的核心与灵魂。“共同愿景”是学校所有成员共同的、发自内心的意愿，它所表达的景象是学校未来质量文化发展与建设的目标、任务和使命，它对于提升学校教育质量、促进卓越质量文化建设至关重要。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圣吉所说：“当一群人执着于一种心中的愿景时，便会产生一种力量，做出许多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共同愿景是一个方向舵，能够在遭遇混乱或阻力时，继续循正确的路径前进。”[143]因此，一方面，确立卓越质量理念与精神，为学校质量文化建设指引方向。另一方面，确立卓越质量目标、塑造“共同质量愿景”，为卓越质量文化建设提供动力。

质量文化内涵教育。在英国学者哈奇森看来，“制度维护共同的观念和预期，且被共同的观念和预期维护……制度融入了价值和规范的估价过程，特别是制度增强了它们自身的道德合法性”[144]。也就是说，制度在个人或集体的选择过程中，植根于社会文化结构之中，受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营造良好的质量文化氛围，是高校教学质量文化建设的动力。积极开展质量文化宣传与教育，营造“追求卓越”的良好氛围是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外部保障。因此，首先要加大质量文化建设的宣传力度。其次要坚持对学校成员开展质量培训活动。通过卓越质量宣传与培训等措施，使学校成员树立从单纯符合标准的符合性质量观向“以顾客为关注焦点、满足和超越顾客需求”的卓越质量意识转变，营造一种“人人关心质量、关心顾客，人人追求质量、追求卓越”“提高教育质量是学校成员的职责与使命，超越顾客期望是学校成员应尽的义务”的良好质量氛围。[145]

质量文化的行为激励。在大学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理解与认同大学质量文化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实现，但是，把大学质量文化上升到引领行为的高度，成为全体教职工，特别是决策者的价值取向与行动指针则较为困难。[146]建立健全质量制度，创新质量激励机制，建立健全质量制度与规范，创新激励机制是质量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一方面要加强质量制度建设力度，建立健全质量制度体系。高校质量文化建设需要建立健全各项质量工作制度、责任制度、管理制度、评估制度、奖惩制度、培训制度等，从而使学校核心价值观、质量理念与质量精神得以落实，并为学校全体成员质量行为提供准则与规范。另一方面要完善和创新激励机制。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激发学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质量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另外，高校质量文化建设应该树立质量意识、健全规章制度、加强师资团队建设等。比如有学者认为，高校教学质量文化建设应该“树立质量意识，质量意识包括人本意识、竞争意识、特色意识、团队意识、创新意识、管理意识、服务意识；重视教学硬件层面的物质文化建设，是高校教学质量文化建设的基础；健全高校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是高校教学质量文化建设的保障；营造良好的质量文化氛围，是高校教学质量文化建设的动力；加强师资队伍和教学团队建设，是高校教学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充分发挥现代网络技术的作用，是高校教学质量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147]

（三）总结与反思

当前学术界对高校质量文化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对我国高校的质量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尽管质量文化是一个外来词，学界对其内涵的把握难免有借鉴甚至复制之嫌，然而，随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的展开，质量文化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已是不争的事实。对质量文化林林总总、斑斑斓斓的观点无疑从理论上为本书提供了极为丰富而又珍贵的资源。但是，应该明确的是，作为一个移植的概念，高校质量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主导的研究体系和范式。正是由于在研究体系中对一些核心范畴未能加以清晰的界定，研究的边界显得模糊而混乱，使高校对其作深入研究遭遇了困境。有学者认为：“国内对高校质量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人还不多，大多数学者把高校质量文化分析研究与企业质量文化混为一谈，都没有站在高校培养人的这一使命基点上深入探讨质量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及其表现方式。不少文章都是就质量谈质量，就管理说管理，就文化论文化，各方面研究基本都停留在比较抽象的认识论上，缺乏对实践课题的思考，缺少具体的研究方法，结果也没有形成可操作的建议。”[148]

总之，目前的高校质量文化研究既没有形成一个可行的研究理论框架，也没有厚实的实践经验作基础，总体呈现出三大误区。一是复制企业质量文化研究。对“什么是高校质量文化”“高校质量文化结构”等本体性问题的研究，基本套用企业质量文化研究的成果，可以说，迄今为止的所有高校质量文化研究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多是套用其定义，复制其结构，利用企业质量文化研究的分析框架来构建高校质量文化的研究体系，完全忽视了企业与高校文化建设的区别，最终导致高校质量文化研究的隔靴搔痒与支离破碎。二是把质量保障程序或制度文化等同于质量文化。应该说，质量保障制度文化是质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绝不可等同，当前的高校质量文化研究由于复制企业的研究模式，关注的重点是管理文化与制度建设，即使谈到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也仅是作为质量文化建设的目标，既无法论证实现的可能性，也没有透析实现的途径。三是没有明晰质量文化与质量保障之间的关系，这就导致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研究既偏离了教育质量和文化之间的本质关系，又忽略了高校质量文化的特有属性，研究的层次与有效性都大打折扣。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随着质量保障的展开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语境。通过梳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相关研究现状和存在的偏差，更为深入地探讨了质量文化的内涵、质量文化之于质量保障的交互作用以及质量文化的建构路径。应该说，高教界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建设和培育也处于“重要性”不断被强化阶段，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涵、质量文化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关系探讨以及如何培育和建设积极的质量文化的研究似乎依然需要时间和耐心。缘此认识，本书以质量文化为研究对象，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就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涵、质量文化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关系以及如何建设和培育有效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等问题作一番探讨，以期为新时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提升注入新鲜血液，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角。

二 内生型和外发内生型质量文化的由来及蕴含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如雨后春笋般展开，并随高等教育的大变革、大发展与大调整而成长。在社会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文化无疑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强劲力量。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和血脉；大学文化是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大学文化更是保证教育质量的软实力。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然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支点在文化。当下，大学质量文化淡薄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要症结所在，而破解之路又在何方？

（一）内生型和外发内生型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由来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在传统上强调大学自我管理和自我负责。其质量保障体系经历了“从大学自治到强化外部控制再到以大学自治为主、内外控制有机结合的演变过程”[149]。正如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罗纳德·巴内特（Ronald Barnet）所说，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走过一段弯路，经历了大学自己负责教学质量，到外部评估教学质量，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学校自己负责教学质量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这个过程用了2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教训。[150]近年来，尽管英国大学教育质量也受到质疑，遭遇政府和社会的干预，但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QAA）在吸纳来自院校和社会质疑的基础上，于2002年开始以“院校审计”取代“院校评估”，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视为高等院校自身的学术事务，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责任的承担者应该是教师、学生以及管理者，高等教育质量的真正保障在于建立一个成熟的主动自我规范、力行学术自治的学术共同体。同时在评估中提出了“质量文化”理念。该理念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院校自己的责任，而高校保障教育质量的所有努力，只有内化为高校广大员工积极自觉的行动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种行为只有当质量成为高校全体成员共同信奉的价值，成为高校全体成员的内在追求时，才有可能实现。”[151]比如，剑桥大学理事会明确指出，大学质量保障应与大学的教学、学习、评估活动相称，而不是被外部质量管理体制所驱使。[152]教与学质量保障程序旨在反映大学的使命、大学作为学者共同体的特性以及大学委托给各院系发展、监督自身质量保障程序的责任，确保学术人员与学生在支持性、参与性的大学环境内是高效的。[153]作为英国继牛津、剑桥后的第三所大学，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质量文化”。英国大学教育保障的实践表明，过于频繁的外部评估和过于刚性的外部行政管理只能对大学质量文化建设以及大学自主发展造成伤害，无益于大学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因此，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责任落实到院校自身，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根本是发挥高校各个部门尤其是广大教师的自觉性。当质量成为大学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教师、学生、行政人员的追求和信念时，高校的质量自然就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与提升。[154]由此可见，质量自治是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新思维和新路径，同时是“内生型”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的结果。

不同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以大学自我管理和自我负责为特点，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以专门机构及民间中介组织主导为特点。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则是高等教育认证机制下的认证机构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认证（accreditation），以检查和评估其高等教育质量。[155]比如美国的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院校认证分两种：一种是属于院校自发组织的认证机构，另一种是政府建立的认证机构，属于外部质量评价，大致每十年一次。院校认证机构主要负责检验院校质量，以及院校如何达成自己的战略规划以及如何应对挑战，等等。政府认证机构主要负责对院校的政策、规则、制度进行认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联邦政府有所关联，政府为这些院校认证机构提供正式许可和政策依据。专业认证主要由一些专业认证组织进行。一些系（不是全部系）在诸如工程、舞蹈、商业、医学领域提供某些专业项目，专业认证组织对院校的这些专业学术项目进行认证。[156]

伴随着质量保障体系的“进化”，如今美国大学形成了包含“外部认证+大学自评估”的质量保障模式。正是这种外部发起的认证活动，促使大学自评估制度的形成，从而催生了美国大学的院校研究。[157]院校研究指的是拥有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为大学提供准确、及时的研究，确保满足认证报告的需要以及为大学进行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比如，哈佛大学的院校研究办公室负有对大学内部的评估和自评估的责任，同时要接受新英格兰院校协会（NEASC）的认证与再认证。[158]由此可知，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催生了内外相生的“外发内生型”质量文化。

（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蕴含

“质量文化”的概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是随着世界范围内质量管理的实践发展而来的。学者们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研究最初源自企业质量文化，将其理念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希冀质量文化之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有可为。近年来，质量文化伴随着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成为高教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唐华生教授认为，大学质量文化是指“大学在长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自觉形成的涉及质量空间的价值观念、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环境意识及传统习惯等的‘软件’的总和”[159]。该定义明确了质量文化的构成要素，反映了质量文化的状态性结构。诚然，与文化一样，质量文化的内涵博大而精深，颇具抽象意义，质量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乃学者们研究的永恒追求。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讲，欧洲大学协会对其的界定比较全面，它认为“质量文化”是一种以持续提高质量为目标的组织文化，它有两个显著特征：[160]一是关于提高质量的程序、结构、管理因素，二是关于质量的文化、心理因素。在国内，蒋友梅认为：大学组织内部的质量文化是以学生为核心的多重文化作用下的动态结构，它不仅是大学多重文化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情境化”的场域，也是大学人集体智慧式引领大学发展的一种“心力”的场域。[161]这一界定与国际相接轨。缘此认识，质量文化概念下形成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质量保障的程式，由此而衍生出各种保障工具和对保障过程的界定、测量、评估、保证以及强化的各个步骤。另一条则是质量承诺下的文化元素，包含个体层面和团体层面对质量的认知。第一条路径是质量文化之明线，更为显见，而第二条路径涉及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抽象层面的东西，实属质量文化的暗线，相对而言难以驾驭。这两条路径要很好地对接，使其不至于各行其道，大学人须寻求大学生存之根，以质量文化引领、提高教育质量，保证大学健康发展。因此，人是质量文化生成的主体，大学是质量文化的承载，持续提升和有效保障高等教育质量需要大学人齐心协力，努力构建大学质量文化。

无疑，要对质量文化做出一个全面而又确切的界定是艰难的，我们能够做到的，或许只能是在理解上述一系列概念表述的基础上，对质量文化概念的轮廓作大致勾勒。

根据质量文化的描述性定义，我们可以将其主要构成因素作如下归类。

1.观念形态即质量意识：主要指大学组织内部全员所持有的基本价值取向，包括组织成员共有的信条、信念，人们对组织的忠诚，以及组织的理念，等等。

2.规范即质量制度：制度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正式规范是指大学组织内部那些具体条文形式，针对其成员的行为而作的有关硬性规定，它对成员的行为有引导、协调、约束和控制作用，如组织内部各种有关质量保障的规章制度就属于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则是指组织内部那些虽然没有成文规定，但又可以被成员所理解、认同甚至被不假思索地接纳的隐性规定，如包括教风、学风、习俗、惯例等则属于非正式规范。

3.符号即质量话语：主要指那些被组织内部成员所共同接受的、代表某种意义的特殊标志。如大学组织内部人们所采用的言说方式、概念系统，标志组织成员身份的不同称谓、头衔，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仪式、旗子、图案、歌曲、标语和口号等标志，等等。

4.组织结构即质量组织：指大学组织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要素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人们相互间的工作关系、权力关系、情感关系和利益关系等。此外，根据质量文化的功能性定义，大学组织内部存在的种种相沿成习的实践模式，抑或那些带有普遍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也属于质量文化范畴。

以上是对质量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所作的基本框定，毫无疑问，这种泛泛的概念体系厘定并不会使人们对之一目了然。但是，最起码我们会对质量文化的基本内涵获得一种知觉感受，并且在认知层面上，可以据此建构一个大致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作为组织的高等教育质量所具备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特征。故此，我们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指涉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活动中内外相生、以外促内的“双型”合成体，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和人文性的特征，是大学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深入人心的以质量为目标的价值认同和履行质量承诺的行为表征的统一，是大学保障教育质量的技术层面的可操作和文化层面的可认知的统一，是在大学内部群体一致认同的情境之下上升到大学组织文化的层面，在大学内部凝结而成的一种“文化模式”。

三 质量文化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相互作用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建设是一个不断的、动态的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和质量文化交互作用、互动发展。高等教育质量的产生和发展深深地打上了质量文化的烙印，若隐若现地反映了质量文化的轨迹。质量文化在对内产生作用的同时，也在向外辐射和传播，良好的质量文化氛围为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了基础。因此，质量文化之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无可厚非。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诉求呈多元化、多样性和多变性，探寻内生型和外发内生型质量文化之间及其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交互作用以强化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一）内生型和外发内生型质量文化的交互作用

内生型质量文化是外发内生型质量文化的原动力。“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以高等教育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为契机，文化作为引领大学科学发展的浪潮不可阻挡。大学作为优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质量文化在大学内部油然而生，须以内部质量的卓越引起外部及时的回应。从根本上而言，大学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学与科研质量和社会服务质量为根本使命。唯其如此，质量文化才能保证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故此，我们认为，内生型是外发内生型实现的原动力。

外发内生型质量文化是内生型质量文化的助产者。“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高等教育质量的保证与提升是质量文化生成的“润滑剂”和“助推器”。为满足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当下高等教育质量时常备受指责与批评，大学发展也因此经历了从保守到开放、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技术到文化、从侧重工具理性到回归价值理性的认知过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在坚守使命的历程中探寻一种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源自内部的质量文化。因为大学从本该是一个集教学、科研、服务于一体的人才培养的“文化站” 已经蜕变为服务社会的“服务站”。因此，促成质量文化的生成，保障教育质量理应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使命。唯其如此，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满足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多变价值诉求和有力地实现为社会服务之目的。故此，我们认为，外发内生型质量文化是内生型质量文化的外驱力和助产者。

（二）质量文化和质量保障的相互作用

质量文化是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核心和灵魂。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高校本质上是一个文化机构。文化从根本上决定着高校的生存和发展，是高校教育质量的根本体现。高校质量文化的生成蕴含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尤其是内部质量保障的全过程和结果当中，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造就了高校质量文化。

1.高等教育质量制度给予质量文化建设以保障

制度的产生是社会进步的有机特性，而文化创新时期特别有利于新生事物的产生。不同的制度选择需要以不同的文化为前提。只有通过文化创新才有可能改变制度变迁的“历史惯性”，意即对文化的惯性依赖。改变制度变迁初始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给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注入新的文化力量，从而改变制度变迁主体的固有观念和思维模式。[162]因此，大学文化的根本在于对大学人的改造，而对大学人的改造之根本就是培养其主体意识。培养其主体意识旨在“建立大学人的主体性，以完成大学人之自我解放……使大学人可以挺立心志，自我支撑，而不再屈从于大学人以外的‘客体’的主宰和制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是大学精神培育和大学质量文化传承与创新不可或缺的制度文化和制度支撑。没有科学完善的各项规制，就不可能有稳定而有序的质量保障环境，更谈不上大学质量文化的培育。大学质量文化作为一所高校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沉淀着学校的精神内核和学术传统，凝聚着大学的办学质量和水平，其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发展，无疑是推进大学质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文化保障。

新时期我们之所以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因为“科学合理的大学制度，对规范每个大学人的行为举止，引领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具有极为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长期性和持久性会逐步转变每个人的自觉行为，形成一种文化，升华为一种精神即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163]同样的道理，形成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最根本的是张扬一种深沉的、博大的、批判的、求真向善尚美的大学质量文化。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保证了大学的文化地位，维护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优秀传统，从而为大学质量文化建设提供了保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进程中，首要的任务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规范，协调大学与外界的价值冲突，维护知识的权威，实施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发展的职能，保障大学作为知识权威的文化地位。一种理想的新型的大学、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是三者之间形成一个交往的共同体。大学最终还是要摆脱权力和金钱的诱惑，进行自身的文化再生产，大学在与外部的交往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164]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因为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优秀的精神和传统——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校长治校。这些优秀的精神和传统恰恰成为今天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基本内涵，为大学质量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2.质量文化赋予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以精神和灵魂

文化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大学文化则是一所大学发展水平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建设一所高水平、高质量的大学，不仅需要大楼和大师，而且需要“大学文化”。[165]制度与文化就是硬件和软件的关系，是肉体和灵魂的关系。制度如果失落了文化，最终只能是空有“躯壳”，而无文化之精髓来引领和驾驭。反之亦然，我们在进行制度之建构时，必须关注它与文化的这种紧密的制约性和关联性。“名校”成长的历程证明，大学的竞争是文化实力的竞争而不是经济实力的竞争。[166]这一特性决定了文化机制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根本途径，同时，质量文化赋予其精神和灵魂，是一个不断渗透和影响的过程。质量文化内化到大学人的思想深处，成为其思维和行动的基本指南和规范，从而引领大学人形成一种思想和共同目标，推动大学健康发展，成为推动大学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灵魂支撑。当然，在其背后也隐含着文化的选择与价值判断。比如，中世纪大学制度的一项重要价值在于它通过制度的建构彰显了大学独特的批判、追求真理等精神气质，并由此诞生了大学自治与大学自由等文化传统；柏林大学制度的价值关键在于它吸纳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张扬了自由与理性精神。[167]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学精神与之相适应，否则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据此而言，质量文化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精神和灵魂。

（1）从作用机制来看，质量文化是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的新路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是高校为维持和提高自身教育教学质量而主动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管理过程，是高校作为一个自主发展的学术自组织，运用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与技术构建的具有自我改进、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功能的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系统。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中，最根本的作用机制是文化，因为“学校保障教育质量的所有努力，只有通过组织高校广大教职员工积极自觉地行动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种行动只有当质量成为高校全体成员共同信奉的价值，成为高校全体成员的内在追求时，才有可能实现”[168]。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必须从质量文化培育着手，只有当高校的质量要求融入全校所有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内化为全体成员的自觉意识和追求，最终使质量作为全体成员的一种生活方式或习惯时，质量保障活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任何科学的标准体系、合理的制度规范、恰当的技术方法，只有在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中才可能奏效。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依靠内部和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机结合来实现的，但一般是“以内为主、以外促内、内外结合”，即把高校作为质量保障的真正主体，用外部主体的要求推动高校采取实际行动，最终通过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实现质量保障的目标。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中，最根本的作用机制是文化，因为学校保障教育质量的所有努力，“只有通过组织高校广大教职员工积极自觉的行动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种行动只有当质量成为高校全体成员共同信奉的价值，成为高校全体成员的内在追求时，才有可能实现”[169]。

（2）从构成要素来看，质量文化是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实现的核心竞争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要素有两部分：一是有形资源如规章制度、组织结构、保障程序、物质环境等；二是无形资源如质量标准、机构的宗旨、组织理念、质量文化等。其中，质量文化决定着整个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价值取向、运行方式、保障效果等。长期以来，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实现总是依赖于管理技术。从纯技术的视角看，质量保障体系实现活动体现为确保主体需要和期望得到持续满足的完整过程。但是，随着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实现活动的不断发展，质量保障活动就逐步超越其技术范畴而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质量文化。高校质量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把质量管理的本质及理念从单纯的硬性管理转变为以软管理为主的管理系统。它对质量管理本质的认识已从“物”发展到“人”，并从“个体的人”发展到“整体的人”，从简单、片面的人发展到复杂、全面的人的管理；从“个体”发展到整体，着力塑造的是全部的工作质量与形象，是内外结合的利益系统。[170]如此，高校质量文化就以质量价值观、质量精神、质量管理哲学、质量伦理道德、学校风尚、管理规章制度为主要因素，形成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以人为本对全员进行质量管理的文化体系。[171]高校质量文化是一套共享的价值，是大学人（包括师生、管理者）的一种集体责任，也是高校自觉地致力于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一种集体责任。我们关注更多的质量保障程序的建构实际上只是质量文化的结构性因素的一部分。质量保障程序的建构有助于加强质量文化，而质量文化的建构才能为持续的质量保障提供不竭的动力，赋予质量保障程序的建构与运作以深层的价值驱动。[172]它才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得以实现的核心竞争力。

（3）从功能价值来看，质量文化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高校质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着导向目标、凝聚力量、激发动力、约束行为、辐射社会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在质量保障体系中，质量文化不仅渗透到质量保障活动的方方面面，而且决定着整个质量保障体系的价值取向、运行方式和保障效果。一是导向目标，它对全体师生员工有一种内在的感召力，能够引导全体师生员工把个人的目标和理想拴系在同一个目标上，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质量文化通过其形成的校园氛围的熏陶和影响，使教职工的个人质量观与学校的质量取向趋于一致，从而能够对全体师生员工起到在工作上、心理上和行为上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促使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获得并发展类似的信念、价值标准以及能力，形成自觉的约束机制，能动地从事质量管理活动。”[173]二是凝聚力量，质量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高校教职员工的教育教学思想和行为，使人们对学校的质量观念、质量方针、质量规范等产生使命感和认同感，产生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吸引和激发师生员工为实现质量目标而努力工作。三是激发动力，通过质量文化的定势作用和质量文化氛围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吸引和激发人们为实现质量目标而努力工作，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四是约束行为，通过明确质量目标以及制定质量管理规章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和职业道德，形成自觉的约束机制。五是辐射社会，质量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精髓，通过宣传、交流、展示，发挥优秀的质量文化对社会风尚的积极辐射作用，引导和推动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174]

四 构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现实路径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文化是贯穿于这一生命线的“灵魂”和“血脉”。在“文化强教”战略下，保证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质量文化的建设。就实质而言，质量文化建设应坚持以育人为本，以“文化自觉”为基石、以“文化自信”为灯塔、以“文化自强”为动力。然而，质量文化是一项系统的质量工程，主要涉及理念、制度、行为等方面，需要长期的涵养过程。为此，我国大学应致力于构建自身的“双型”质量文化，使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真正实现“近悦远来”。

（一）内生型质量文化的建构

内生型质量文化的生成有赖于大学自反性功能的形成。吉登斯和贝克等人认为，“自反性”具有反身性、客观性、过程性和分叉性等特点。[175]一言以蔽之，自反性指大学不依赖外部力量，以具体问题为切入点，对自身质量行为进行反思与监控、修正与改进，自主地、自觉地致力于提升质量。中国大学组织内部多样性质量文化的形成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应该是中国大学在组织模式上的趋同化，这种趋同化使得中国的大学没有形成一种具有自己风格的质量文化，没有与学生多样的能力倾向相适应。[176]那么大学的自反性功能如何形成呢？大学以培养人才质量的价值取向为依托，依据自身办学条件和特色，制定质量标准并对质量负责，对质量教育行为进行修正、改进，经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逐步提升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也离不开制度文化作为保障。制度文化有显性制度文化和隐性制度文化。显性制度文化是以文本等形式呈现的制度；隐性制度文化是对创建制度与遵守制度的态度、价值观、认同感等。[177]我们的质量管理模式从根本上说，还是以“控制”为主的方法而不是“控制”与“自主”统一的方法，是一个外部约束机制而不是一个自发自动的内部机制，没有从“外部性”变成“内在性”。比如我国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实质上是一种“控制”理念，是一种由上而下的质量制度。它的巨大优越性是明确了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性和导向性，确立了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内容指标体系，形成了可操作的运行机制；但其最大的缺陷是对“自主”的贬抑。比如学校、教学基层与教师在评估中处于客体地位，出现了评估过程中专家话语霸权，师生很少把质量建设当成自己的事情及导致师生员工的浮躁情绪。[178]要从根本上使质量行为成为高校教师的自发行为与自律行为，真正做到以学生发展为根本，除了硬件投入和硬性约束外，必须真正培育以教师为主体的质量文化，建立常态化质量管理模式，变被动为主动，变约束为自发和自觉的行为。[179]任何制度规范的合理、程序结构的完善、标准体系的科学、技术方法的恰当，唯有在卓越的质量文化中才可能奏效。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不能局限于一种工具、标准、程序或技术，而应该形成以质量保障实践为基础，融入教育教学生活，深入组织成员内心的质量文化。

大学应以内生型质量文化，积极向社会、政府、市场等提供其绩效证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归根结底在于大学自己，唯有在大学人认同基础上的质量理念，将其渗透于大学组织中所有成员的意识之中，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时，大学提高质量才会成为一种自发自为的行为，而非迫于压力的被动应付。安心教授认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而非检查出来的，一个真正持久的质量保证应当是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180]也即质量是设计、生成、实现的“流程再造”过程。在此理念下，大学人应协同参与制定全员认同的质量保障制度，使大学质量保障的具体行为有章可循。因此，自反性的质量制度要保证大学组织内部所有成员的集体认同并使实施具有科学性、效果具有人文性。科学性、人文性的质量制度绝不是纸上谈兵、光怪陆离，最终应显见于大学人的工作风范和精神风尚中，最终应回归学校生活，建设学校“自主”的质量文化。

（二）外发内生型质量文化的建构

在政府对大学绩效日趋重视，大学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大学质量诉求多样化、显性化，以及大学间优质生源战日益激烈的当下，[181]外发内生型质量文化的生成和培育并非盲目的、自发的，而是一种包容、多样和有弹性的卓越质量文化。它需要以卓越的质量文化观为导引，需要更新质量理念，需要创建卓越质量组织和团队，需要变革学校成员的质量行为方式为其提供内在动力，也需要营造质量文化氛围为其提供外部支持。

1.澄清卓越质量文化的内涵，正视卓越质量文化建设的意义

外发内生型质量文化在大学组织内部生根发芽，必须要求大学组织内部有一套相匹配的组织机制，这就需要大学组织内部逐步改进和创生，这样，大学组织内部的质量文化才能走向“卓越”[182]。但是，“卓越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基本水平，而是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维持最高的标准”[183]。因此，卓越质量文化建设需要经历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动态过程。王建华教授认为，“卓越”和“优秀”的最根本区别在于：“优秀只不过是应尽本分而获得的一句评价，卓越则是超越本分并不懈进取的精神。优秀可能保持于一时一事，而卓越能够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并渗入日常行事的文化中去，驱使组织建立起优势地位并日益稳固。符合标准的优秀是落后的温床，而追求卓越的理念则是驱动创新的质量文化。”[184]它强调卓越质量理念、“零缺陷”的工作态度、卓越标准和持续改进与突破。故此，有学者就认为，卓越质量文化是学校成员共有的、较为稳定的卓越质量理念与卓越质量价值观、“零缺陷”质量行为的综合，是以创造卓越教育质量为根本旨趣的特殊文化形态。[185]卓越的质量理念和卓越质量文化不仅仅强调过程和变化，它更注重“人”的存在。既然卓越质量文化指向教育中的人，那么，它在人才培养质量、教科研质量、教育品质以及学校核心竞争力提升等方面都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2.树立追求卓越的质量理念，塑造共同质量愿景。树立卓越质量理念，塑造“共同质量愿景”是卓越质量文化建设的核心与灵魂。“高等教育质量理念的真正问题在于高校自身制定的质量标准往往存在惰性，易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脱离，外部制定的质量标准由于其利益取得易导致手段置换目的，且难以确保真正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186]解题之关键是树立追求卓越的质量理念。卓越质量理念的核心是强调“顾客满意”。“高等教育真正需要发生改变的则是质量文化，是要在组织中树立起顾客满意的质量理念。”[187]在高等教育中树立“顾客满意”就是要达成以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的全面、全员、全过程的顾客满意。真正将突破建立在学校自身的文化而不是外界的监督和控制之上。这就需要塑造“共同质量愿景”。何为“共同愿景”？正如彼得·圣吉所说：“当一群人执着于一种心中的愿景时，便会产生一种力量，做出许多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共同愿景是一个方向舵，能够在遭遇混乱或阻力时，继续循正确的路径前进。”[188]它是学校所有成员共同的、发自内心的意愿，它所表达的愿景是学校未来质量文化发展与建设的目标、任务和使命。[189]

3.培育领导者卓越领导力，创建卓越组织和团队

积极创建卓越组织与团队是卓越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基于组织变革理论，哈里斯（Harris）认为，领导者是学校变革的制造者，不一定非得是学校的高层，只要能够促进学校变革和改进的，都能成为领导者，教师不是学校愿景、使命和目标的简单执行者，他们和学校管理人员一样拥有创造学校愿景的权力和权利，应该与学校管理人员共同承担制定愿景的责任和义务。[190]与传统领导力不同，卓越领导力的培育一是将领导力视为组织团队，重视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二是将领导力视为来自组织所有成员的力量集合，而不是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某个正式职位或领导角色。

（1）提升领导者的专业素养，培育卓越领导力。卓越质量文化建设需要领导者具备以下基本素养：一是专业知识。“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长久以来大学教师服膺于内心的呼唤，从探究未知领域的内心冲动出发，选择研究的方向，躲在象牙塔中，不问窗外之事，不懈地追求真理。”[191]因此，大学校长要具备指导教科研的专业知识。二是专业技能。在不断学习、增强自身修养、改善知识结构、提升思维水平与领导管理能力的基础上，用坚定的教育信念、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独特的办学思想，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聚集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上来；用国际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较强的民主法制意识和较强的人格魅力，促进学校成员密切合作，形成卓越的质量组织和卓越团队。三是专业伦理。在道德标准多元化的时代，学校领导者要坚持把培养学生的“良知”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从而使学生成长为各行业中的伦理领袖和道德楷模。

（2）创建卓越质量组织和团队。美国学者爱德华·撒丽斯曾指出，传统组织由于缺乏共同使命，部门之间存在隔阂，组织层级明显，过分依赖僵化的程序步骤，所以越来越难以处理质量文化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192]传统组织与质量组织的区别就在于：“在组织与管理相关性的维度上，一般组织是规模管理时代的产物，质量组织则是质量管理时代的宠儿。为了规模管理的需要，一般组织必须以科层或层级为中心；相比之下，为了满足质量管理的需要，质量组织则必须以质量为中心，尽量淡化科层或层级的界限。与一般组织相比，质量组织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193]这种质量组织以顾客为中心，有策略性的质量愿景，通过鼓励创新质量，有清楚的使命以及与学校发展战略相匹配的质量计划。因为“要达到卓越，就必须保证培养活动的持续性和针对性，作为一种核心的管理手段，它不仅有助于实现绩效激励的目的，而且还有利于创建一个责任共担的有效团队”。[194]从世界一流大学来看，它们往往荟萃了一批世界顶尖级人才和一支世界一流的师资与团队，这也是它们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所在。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所指出的那样：“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教师的质量。一所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色。”“在依靠人才方面，十个二流的人不能代替一个一流的人。”[195]由此，卓越质量组织的创建应该明确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具有可行的质量策划；建立动态的质量管理系统；制定质量标准和质量评估计划；开展质量教育与培训等，并以此作为质量组织的主要职责，卓越的质量组织和质量团队应是一个“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团队”。

4.积极开展质量文化教育，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营造良好的质量文化氛围，是高校教学质量文化建设的动力。因此，一是要加大质量文化建设的宣传力度；二是要坚持对学校成员开展质量教育培训活动；三是要营造一种“人人关心质量、关心顾客，人人追求质量、追求卓越”“提高教育质量是学校成员的职责与使命，超越顾客期望是学校成员应尽的义务”的良好质量氛围。[196]通过卓越质量宣传与教育培训以及营造质量文化氛围等措施，使学校成员树立从单纯符合标准的符合性质量文化观转变为“以顾客为关注焦点、满足和超越顾客需求”的卓越质量文化观。

从我国质量管理与保障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无论是首轮评估之前的质量推动措施，还是首轮评估结束后提出的加强高校内部质量管理，建立内部质量保障机制，都主要是从外部刺激、技术手段和机制层面出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但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最终要落到每个具体的机构成员身上。[197]高校虽然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囿于质量管理的技术、程序与规则，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依旧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正是由于处于这样的困惑和尴尬局面，我们认为，唯有培育外发内生型的质量文化才能持续地改进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此，2012年3月22日，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上，教育部、财政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2012计划”）。“2012计划”指出，高校必须肩负起协同创新的时代重任，因为高校拥有天然的多学科优势、丰富的人才资源以及多功能特性，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创新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作用。[198]强调以注重原始创新质量、注重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贡献度、贡献率为导向，提升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准确把握建立健全协同创新机制这个工作重点；要促进创新组织从个体、封闭向流动、开放的方式转变，促进创新要素从孤立、分散的状态向汇聚、融合的方面转变，促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分割状态向科技工作的上中下游联合、贯通的方向转变，建立协同创新机制。[199]为此，依托高校得天独厚的优势，搭建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等深度合作的创新平台，形成协同创新机制是培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有效途径。

总而言之，质量文化的涵养需在协同创新的引领下，坚持“多元、动态、融合、持续”的原则，需要“内外结合”“上下结合”，但最终要落到内部、沉到下部，即生成独特的质量文化的责任最终要落到每个大学人的身上，须充分调动教职工“全员”的积极性，发挥其自觉性，唯有全员共同弹奏“同一根质量文化之弦”，方可彰显持续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文化魅力”，触及质量文化之于保证教育质量的真正内核，实现文化引领大学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使大学走出“重病”的阴影，保证其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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