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与完全理性假定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之运行机制暗含着完全信息及计划者具有完全理性的假定，但完全信息是不可能的，而计划者的理性则是有限的。

现实中的、具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文化发展运行机制，总是严重偏离抽象的理论模型。导致这种偏离的基本因素之一，是信息费用或信息效率。换言之，信息费用与信息效率是决定计划边界和计划范围的重要因素之一。当计划范围的边际信息费用恒为零或始终接近于零时，计划范围就能够无所不包，即可以在广度和深度上涵盖全部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形成完全的集中计划。然而，在现实中，信息并非免费物品，为了获得决策所需的必要信息，必须付出搜寻的代价，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搜寻费用过高，放弃信息的搜寻是明智和经济的。正因如此，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声称：由于价格体系已经集中了人们所需的全部信息，人们并不需要完全信息，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下，经济主体只要获得有关其自身偏好和价格方面的信息就已经足够了。由于信息费用的存在，使得无论对于什么样的决策者来说，用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和消费决策的信息，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充分的程度。因此，像在其他产品生产和消费决策上追求十全十美一样，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和消费的决策上追求十全十美，也是不经济的行为。

另一方面，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消费之计划者的理性也受到人自身理性能力的约束。计划者也是由担负计划职能的机构及其在机构中从事计划工作的人员组成的。不仅普通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计划人员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所谓有限理性，是指人们有达到理性的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有限理性学说，特别强调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威廉姆森把这种限制归结于神经生理和语言两个方面。神经生理限制表现在个人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传递、处理信息的能力在水平和储量上所受到的限制。语言限制表现为个人无力运用文字、数目和几何图形使他人完全了解其知识和情感，不管人们如何努力，都可能是词不达意，从而不得不借助于其他方法，如表演、边干边学等等，以达到使对方理解的目的。[23]西蒙认为，人的理性要受三种限制：“每一种备选方案所导致的后果的不确定性，不完全了解备选方案，以及必要计算无法进行的复杂性。”[24]由于人类所处环境的约束和人类自身计算能力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知道全部备选方案，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也无力精确计算出所有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25]知识的不完备性、预见未来的困难性以及备选行为范围的有限性决定了“完全理性”在实际行动中是不存在的，人类行为所依赖的既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是“非理性”，而是介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只能被视为一个具有学习及适应能力的体系，而不应被看作是一个完全理性（或绝对理性）的体系。

人的理性受到自身理性能力的约束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计划者都不是先知先觉和料事如神的人，他的知识经验和受教育的程度都是不完全的，对信息的处理和计算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人们想把事情做得最好，追求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但人的理性能力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人们可以把顾客当上帝，但自己却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实际掌管过计划经济的捷克前副总理、经济学家奥塔·希克曾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在生产不断革新、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根本不能按计划把几百万种产品的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协调起来，并同时保证实现最高的社会生产率和最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26]

在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领域，计划者的理性也要受到环境的约束，即受到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约束。根据布坎南的看法，由于各人的偏好、能力、环境条件等各不相同，所以选择的主观性使得他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是不可预测的。据此，布坎南不承认个人效用函数可以加总为一个社会福利函数。按照这一逻辑，对外部观察者来说，不论应用什么方法（包括借用历史统计资料）推测社会需求结构以及作为其制约因素的需求偏好的变化都是不可靠的。[27]文化需求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需求，当然也具有布坎南所概括的人类一般需求的特点。所谓文化需求是指人们在一定时期内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精神需要而形成的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包括对实物与非实物形式存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人类的文化需求是单一或较为单一的，那么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的计划就是可能的；相反，如果人类文化需求是多样的、不确定的、多变的，那么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的计划就是不可能的。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考茨基就已经预见到计划经济将会遇到的难题：“国家必须成为二百万生产场所的生产领导者及其产品周转的调解者，这些产品有一部分是作为生产资料彼此供应的，有一部分是作为消费资料销售给消费者的，而在消费者中，每人都有其时时改变的特殊需求。这项任务显然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否则就得按照一个简单公式自上而下地调节人们的需要；像过兵营生活那样，让每个人只分得其最低的份额，从而把现代化的文明生活降到何等低下的水平！”[28]显然，考茨基描述的计划经济的这种难题，不仅会出现于经济领域，而且也会出现于文化领域。

经济学家往往侧重于从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等因素来研究消费需求。比如，把价格上升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为它的替代效应部分和它的收入效应部分。当一种物品的价格上升时，人们趋向于用其他物品来代替价格上升的物品，以便保持原有的福利水平。除了由于替代而导致的物品数量减少以外，还有收入效应：由于家庭收入降低时，人们会购买较少数量的某一物品，所以该物品的价格上升——价格上升造成人们实际收入或实际购买力的下降——会导致该物品的消费量的进一步减少，因为人们的实际收入已经降低。[29]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从大量随机显示出来的消费需求偏好中，是可以寻找到某些规律的。他们把消费理解为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即对消费品的购买、使用和占有。这些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是消费理性，即一种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满足的计算能力；一种理性地认识和确定自己的需要、同时又理性地追求和实现自身所追求的目标的能力。这种计算是直接与所追求对象的有用性和功利性联系在一起的，其把人对消费品的需要简化为对一种“有用性”、“功利性”功能的需要。

但实际上，包括文化消费需求在内的人类消费需求是极其复杂的、不确定的、多种多样的、多变的，既受价格、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受人们的文化素质、受教育的程度、闲暇时间、风俗习惯、环境等社会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无可否认的是，消费尤其是文化消费，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意义秩序。如鲍德里亚所说，“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和声音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substance）来界定的。消费是在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30]玛丽·道格拉斯、贝伦·依舍伍德也认为，我们要丢开消费的实际用途，要“忘记物品好吃、穿起来漂亮、住起来舒服，充分忘记物品的实用性”，要明确意识到“消费的实际功能在于它有意义”。[31]

布迪厄、西尔弗斯通、韦伯的研究也都表明，文化资本是影响消费偏好的重要因素。布迪厄认为，不同阶级集团的成员具有不同的美学偏好以及不同的文化资本，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消费选择。西尔弗斯通等也持有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一旦商品进入交换系统，它们就进入一个差异系统。这个系统内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为商品在价值等级中的位置提供了基础，而且逐渐为它们在一个围绕和通过消费而建构的社会中的位置提供了基础，“有了这一基础，消费者和所有者、趣味和风格就区分开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通过商品，谈论自身并与其他人交谈，以确立地位和与众不同的差异。“个人的和社会的身份在消费的可能性的网络之中，以及在这一网络对实物的选择与展示中形成。”[32]韦伯曾对集体行动者注重象征性商品的使用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参与竞争的各方是具有某种社会地位的集团，他们所为之展开竞争的对象是地位文化、风格、特性、技巧等文化性事物。成功的竞争使得某个地位集团垄断了各类文化资源，并由此提高了集团的内部团结和外部声望。同时，这又反过来提高了集团获得良好的工作、贸易权利、住房及配偶等物质报酬的能力。由于地位文化能够使集团成员得以分辨同伴和外人，它就必须是稳定而公开的。这样，通过集团内的社会化、集体礼仪等就逐渐使成员产生了特定的消费偏好。由此可见，人类需求偏好是非常多样化和复杂的，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影响需求偏好的因素等同于所有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因素。

不仅如此，人类的文化需求也是经常变化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已经阐明，人类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依次产生，前一种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甚至部分满足，就会产生后一种需要。作为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文化需求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文化需求的变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程式，而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心理的、环境的乃至宗教的等各种因素变化的综合作用力影响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因素所发生的作用力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这就意味着无论应用什么方法推测文化需求结构以及作为其制约因素的需求变化，都是不可靠的。因此，正如弗兰克·奈特和桑顿·梅里安所说，“一个人仅当所有其他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并且能够准确地预测的时候，才能在任何规模的群体中理智地选择或计划。这意味着，很显然的，其他人不是理性地选择而是机械地根据一种固定的已知方式来选择，或者第一方有某种强制性力量，这种力量是靠使用强力或者欺骗而获得”。“假如没有一些协商过程，一个人的任何实际行为，如果稍稍背离其过去的惯例，都会使那些从他过去行为臆测其行为并据此而行动的其他人的预期落空并打乱其计划。”[33]

上述表明，由于包括文化消费需求在内的人类消费需求是多样的、不确定的，并且不断变化的，因此，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全面的计划，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按照布坎南所谓个人效用函数不可以加总为一个社会福利函数逻辑的一个自然推论，每个个人的文化需求也是不可以加总为全社会的总体文化需求的。罗贝尔·埃斯卡皮对书籍市场的分析和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埃斯卡皮认为，如果书籍能够满足某种定向的集体需要，人们就能像卖其他任何产品一样把书卖出去，这就是作为物品的书籍或是功能性书籍所处的状况。人们可以对百科全书、教科书、烹调书、色情书的市场进行分析、预测、研究和计划。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文学欣赏过程中，每一个个人的每一种阅读行为都是独立和独特的、无法相互取代的。同一个人的一种阅读行为与其他阅读行为，或者与其他人的阅读行为之间的联系，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由此可见，即使把读者的选择行为转换或简化成二元的说法：购买或不购买，那么当涉及另外一本书的购买或不购买时，人们也很难从中得出确定的结论。正因如此，埃斯卡皮进一步指出：“文学出版社按常规是不能编订计划的。然而不在最低限度上制定一个规划又无法使出版社生存下去。这一矛盾产生的结果是，文学出版社逐渐通过非文学的动机来争取文学读者，诸如习惯、赶时髦、炫耀性的消费，以及那种语言的言外之意，即隐含结构的边缘地带的巧妙运用或是文化上的犯罪现象。”[34]由于文化消费需求是多样和多变的，一个文学出版社尚且都很难制订和实施计划，更遑论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了。

只有当人们的文化需求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与人类自身理性能力相结合时，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消费的计划才显示出了局限性并进入困境。如前所述，如果计划决策者的理性不受局限，或者说具有完全理性，从而能够拥有完全信息，那么无论人类文化需求如何复杂多变，如何不确定，他们都足以应对自如。如果人类文化需求较为单一，计划决策者也不会感受到理性能力的不足。只有当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作、生产、消费的计划在人类文化需求复杂、多样、多变、不确定的前提下进行，而计划决策者的理性能力又受局限时，理性的限制才会被实际地感觉到，才会出现“有限理性”的现象。因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理性受约束的计划决策者要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复杂多样、多变的文化需求状况，并使文化发展计划始终跟上这种变化，适时地对文化资源配置作出合理调节，这是很难实现的。“从理论上讲，计划体制需要信息被源源不断地反馈到中央计划部门，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生产和价格不进行调整。就是说，无论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投入方面，每一个企业都被剥夺了作选择的可能性。这种体制本身采取的是一种刚性计划，不能根据技术、组织和需求条件的变化，进行灵活的调整。”[35]经济领域如此，文化领域也如此。

计划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与人类文化需求多样性、复杂性、多变性、不确定性的矛盾和难题，是否可以用先进的电子计算机加以克服呢？林德布洛姆早就指出，“计划理论的革新，一般来说，现在仍然专门注意于对计划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达到全面或概括的控制。因此电子计算大受欢迎，因为它大大扩大了可供处理资料的数量，同时可以把大量的计算编入解决方案。人们认为，电子计算和正规设计这两者对问题的解决，跟运筹学和系统分析的情况一样，其长处是可以促进分析趋于完善，可以把所考虑的一切重要变数都组织到所发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中。从根本上说，这些革新的理由是，它们可以使分析者把以前所不得不略去的东西结合进去，可以通过数量表示，把原先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只是粗略地，有时是直觉地使彼此关联的大量变数，系统地加以归并”。然而，“计划编制方法的这些有希望的革新，没有一个是以战略计划编制的方式来设计的，在战略计划中，完整性或概括性被认为是不可能的”。[36]纽伯格进一步分析了电子计算机无法从根本上克服或弥补计划决策者“有限理性”缺陷的原因：“电子计算机乌托邦的实行障碍来源于整理和组织数据的困难，即难于设计一种经济模式，发展一套能够管理这样复杂的模式的数学计算系统，建立适合于中央和企业传输信息的语言，并且取得输入这个模式的准确的有关未来的信息。根据现有的知识状况，希望设计出一种非常详细的能非常准确地反映一切相互作用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空想。对一切相关的变数，一切参数的价值和无数决策的函数关系缺乏完全的知识，模式开始设计的时间和模式投入使用的时间存在着差距，这一切都说明模式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此外，只有在一切必要的参数可以被衡量，被编成程序和受到控制的领域，这种模式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因此，诸如产品质量和技术革新的应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在电子计算机乌托邦模式中很难得到解决。”[37]

上述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论模型，要求完全信息以及计划决策者具有完全的或无限的理性。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信息并不是免费物品，获取信息需要付出搜寻成本，完全信息是难以做到的。另一方面，计划决策者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正如普通人一样，他们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显然，这种难以调和的完全与不完全、无限与有限的矛盾，乃是导致计划经济实践过程中文化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重要原因。所谓文化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指的是由于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在给定技术条件下，不能通过投入要素（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最有效（机会成本最低）的组合生产出最优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组合。这里所说的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既包括文化投资方向、投资领域、投资重点等选择不合理，也包括在创作、生产适应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的不同文化产品和服务之间的配置不合理。因此，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企事业部门大量存在的损害文化资源配置效率现象所作的一种概括。诸如文化部门内部结构失调、投资效率过低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供求脱节、供需不平衡等现象，都是文化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