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方面

以北京皇室为中心，聚集在明廷方面的主要是贵族、太监、官僚豪绅地主、大商人和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司。中等商人和作坊主多数倾向明廷，也有一部分商贾参加了农民军。一般无封建特权的地主是动摇的，既支持明廷，又与农民军有联系。

这个反动营垒控制了明统治区的政权、军权和财权，貌似庞然大物，实则很虚弱，其特点是腐朽、混乱和矛盾重重。

农民战争爆发后，贵族、太监和大官僚豪绅地主对广大人民的掠夺和迫害仍然有增无减。如岷王朱企在崇祯十三年时，“发武冈民修州城，以盛夏兴工，民失耕种者甚众，糗粮皆令自备，有鬻妻以供役者。企自巡工，有不力者鞭挞之，昼夜不得息，死者载道”。^[33]崇祯十六年，朱企又要筑城，武冈民在罢吏袁有志的倡导下发起暴动，执杀朱企，抄没了他搜括来的大量财产。

太监主要靠向官僚们索贿和受贿而大发横财，在修建工程和军资等方面也肆行贪污，如太监李永贞，“督三殿工，治信王邸所，侵没无算。庄烈帝立，永贞阳引退，行十五万金于（王）体乾及司礼王永祚、王本政求援”。^[34]他们还直接压榨和盘剥人民，如凤阳守备太监杨泽，“贪残苛刻，商民苦之”，^[35]引起崇祯八年商民的暴动。

崇祯时大官僚豪绅地主横暴不法之事所在皆是。明大学士温体仁“居家时以抑买商人木为商人所诉，赂崔呈秀以免”，任官时又以“娶倡、受金、夺人产诸不法事”被御史弹劾。^[36]大学士周延儒，“其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其庐，发其先垄，为言官所纠”。^[37]还有一个大学士王应熊，“其弟应熙横于乡，乡人诣阙击登闻鼓，列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一百七十一万，词连应熊，诏下抚按勘究，会应熊复召，事得解”。^[38]这些贪婪、凶暴的大官僚豪绅地主，只是由于明统治者维护他们的利益，才没有受到应得的惩处。

居乡的官僚豪绅地主称作乡宦或缙绅之家，大都虐害乡里。崇祯时河南有四个大乡宦——南阳曹某、睢州褚太初、宁陵苗思顺、虞城范良彦，号称四凶。这四凶“各畜健仆数千，横行州府，嬉戏之间恒杀人，其平居夺人田宅，掠人妇女，不可胜数，小民不敢一言，有司明知亦不敢一问也”。^[39]其行径与匪盗无异，明官府明知而不敢过问，自然不是真不敢过问，而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明封建统治者不愿过问，即使有上级官吏参奏，一般也不会穷治，而是敷衍了事。

贵族、太监和官僚豪绅地主的猖狂掠夺和迫害，激化了他们同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阶级矛盾。当各地发生农民暴动和起义，他们对农民敌视和恐怖的情绪自然非常强烈。大贵族除支持明廷镇压农民军外，几乎别无出路，虽然很多大贵族都很吝啬，常借口祖制不肯出钱设防和犒赏明守军。大官僚豪绅地主也坚决支持明廷对农民军作战，甚至较小的官僚乡绅地主也尽力反对农民军，他们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被迫向农民军屈服投降。明廷主要依靠这些反动阶层来支撑政局。

大商人与贵族、太监和官僚豪绅关系密切，他们在各地积极协助明军抵御农民军的进攻。如徽商程德乾，“休宁人，尝服贾安丘，明季寇乱，助司牧谋守御，倡义输饷，安丘赖以保全”。^[40]因此农民军往往把他们和官僚豪绅地主放在一起加以惩罚。

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与明廷有一定的矛盾。天启时，永宁土司奢崇明与水西土司安邦彦相继反明，到崇祯初，被明总督朱燮元统军镇压下去。但有些土司是听从明廷的旨令的，如石柱土司秦良玉和石屏州土官龙在田等相继派土司兵去辽东抗击清兵和同农民军作战。秦良玉被崇祯“优诏褒美，召见平台”。其他土司也有被明廷调到内地来进攻农民军。

这些阶级和阶层为共同的利害而结合起来，支持明廷反对农民军，但相互间的矛盾又使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排斥，削弱了明廷的统治力量。

首先是宦官与大官僚豪绅地主的矛盾。崇祯在天启七年八月继位后，贬斥和杀戮魏忠贤、客氏和一群阉党分子，诏定逆案，撤回派往各地的镇守太监，并起用钱龙锡、刘鸿训和韩爌等东林党人。过去不满朝政的大官僚豪绅地主对崇祯报以热烈的欢呼，如文秉在《烈皇小识》中说崇祯“不动声色，巨奸立扫”，“尽撤诸内阉，政俱归于外庭，诚千载一时也”。^[41]可是这种欢呼声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事隔不过三四年，崇祯又不信任廷臣，思用内侍，命司礼太监张彝宪为户部总理，权在两部尚书之上，重令太监提督京营戎政，先后派出许多内监担任边镇的监视和内地诸镇军马的监军职务，高起潜即以监视和总监的名义监辽东军务。太监“势复大振”。^[42]

外廷官僚疏争不得，工部侍郎高弘图因不肯为张彝宪下属，被削籍回里，工部尚书周镳也被罢官而去。太监王坤到宣府不久就弹劾巡按御史胡良机落职按治。马士英在崇祯五年出任宣府巡抚刚一个月，贪污公款数千两，作为贿赂朝臣之费，即被王坤揭发遣戍。^[43]首辅大学士周延儒也受到王坤的弹劾，左副都御史王志道在崇祯六年召对时说：“王坤直劾辅臣，故举朝惶惶，为纪纲法度之忧，内廷既可纠廷臣，廷臣亦可纠内臣，臣为法度惜，非为诸臣地也。”^[44]崇祯认为王志道挟制朝廷，庇护作奸臣僚，将他叱退，并给予削籍处分。

由于太监得势，有些失意的大官僚往往勾结太监来打倒敌对的大官僚。如崇祯十年，温体仁打算逮治东林党政客钱谦益，钱就交结司礼太监曹化淳，由曹化淳告发温体仁的罪状，温体仁被崇祯放归。仇视东林党的大学士薛国观，因事失崇祯意，东林党人礼部主事吴昌时乘机交结东厂太监揭发薛国观受贿事，薛国观不久即被赐死。

太监虽然常使廷臣屈从自己，影响朝政，但他们毕竟不像魏忠贤掌权时代那样能一手蔽天，有些不太得意的太监对崇祯日益不满，心怀异志，成为明廷的隐忧。

大官僚豪绅地主内部的矛盾在崇祯时也很激烈。东林党人和反东林势力的斗争贯彻始终。反东林势力包括阉党余孽王永光、接近阉党的温体仁以及其他仇视东林党的大官僚。崇祯二年，袁崇焕下狱被杀。反东林势力借这个案件致东林党大学士钱龙锡于狱，并排斥了其他东林党人士，由依违于东林党和阉党分子之间的周延儒出任首辅。温体仁和王永光策划起用名在逆案的王之臣、吕纯如等人，被周延儒阻止，温体仁就勾结宣府太监王坤弹劾周延儒，设法将周延儒排挤掉。温体仁于崇祯六年继任首辅。他没有能任逆案中人，却将东林党大官僚姚希孟和文震孟都驱逐出朝了。温体仁因得罪司礼太监曹化淳，于崇祯十年罢职回去。此后反东林的大学士张至发、薛国观先后任首辅。杨嗣昌以非东林人士入阁，自成一种政治力量。罢职里居的周延儒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于崇祯十四年再任首辅，外廷又起用了一些东林党官僚。周延儒排挤掉由杨嗣昌扶植的非东林大僚陈新甲。他于十六年被崇祯赐死。最后由陈演和魏藻德相继为首辅大学士。

这些大官僚进行的政争，有一些涉及明与后金（清）和战的重要问题，如东林党方面在崇祯初支持和议，到崇祯后期又竭力主战，反对主和派。但在大多数场合，这些大官僚们不是在明廷大政方针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而是彼此竞门户，出于争夺权位的混战。他们在廷推阁臣、科场弊端和贪污行贿等问题上互相揭发和攻击。双方都勾结太监来攻倒对方，使明廷陷入混乱不堪的状态。

还有督抚同镇将的矛盾。明初崇尚武阶，打仗都由武将统领和指挥军队，后来明廷逐渐重文轻武，派任文臣为总督、巡抚，武臣为镇将，由督抚节制镇将，在军事指挥和赏罚上时常发生矛盾。如《明史》誉为“明季良将第一”的总兵曹文诏，“在陕西大小数十战，功最多，（总督洪）承畴不为叙”，^[45]引起曹文诏的不满。曹文诏后因与河南巡按许令誉发生冲突，被调任以致论罪充军。另一员大将左良玉由于不肯对督师杨嗣昌行跪见礼，几乎被杨嗣昌夺去“平贼”将军印。崇祯十三年闰正月，左良玉为了保持这颗印，违反杨嗣昌的军令获得了玛瑙山战役的胜利，挫败了张献忠。左良玉引兵追击张献忠，“追且及，（张献忠）遣其党马元利操重宝啖左良玉曰：‘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指杨嗣昌）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良玉心动，纵之去”。^[46]张献忠利用左良玉和杨嗣昌的矛盾，竟然达到脱离不利境地的目的，反映督抚和将帅的矛盾也是明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有一次，崇祯“偶及岳飞事，叹曰：‘安得将如岳飞者而用之。’周延儒曰：‘岳飞自是名将，然其破女真事，史或多虚张。’”^[47]这是崇祯的一个想法。如果岳飞生活在崇祯时代，担任武将，将会怎样呢？根据当时的制度，他大概也和曹文诏、左良玉等差不多，只是供文臣督抚们驱使，不可能有所作为。候补北科给事中宋权在崇祯四年上言：“今天下武事不振，皆以武之太轻。”^[48]明末不是完全没有岳飞这种人，只是明廷的制度决定了不会有岳飞那样的事迹，而金兵也非清兵可比。

处在这样一种腐朽、混乱和矛盾重重的状态中，明王朝是不是注定要在崇祯十七年左右覆灭呢？恐怕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崇祯刚即位时，明廷还能控制住整个明统治区的局势。陕北农民军的势力尚小，没有产生重要影响，明军虽在辽东一败再败，但仍然坚守锦州、宁远等城，阻止清军的进攻。加派只有辽饷，困苦的农民还不到所在皆起的地步。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尽管严重，还不等于说明王朝业已“元气尽澌，国脉垂绝”。^[49]封建统治者的政策能对这种状况起重要的作用。可以逐步改善局势，也可以使局势更加恶化。如果崇祯处理得宜，这个烂摊子修修补补，尚可延长若干年，虽然这种延长对人民并不利。可是情况与此相反，崇祯不顾一切的战争政策激化了各种矛盾，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过程。

崇祯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天启七年八月即位。这个尚未成年的小皇帝一上台就大权独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必须由他亲自裁决。

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衰败的国家，急需治理和整顿，但崇祯不注重政务，专注于打仗，力图打败后金，从军事上找出路。他认为兵将久不习战，对军政人员应“纠之以猛”，实行严刑峻法，结果适得其反。

当时明廷面临对农民军和对后金（清）政权两线作战的局面。农民军在天启末和崇祯初虽然还不受明廷的重视，但明廷腹背受敌的情况已经逐渐形成。崇祯在天启七年十二月下谕道：“加派之征，势非得已。……目今东西交警，战守迄无定谋，师老财殚，尚鲜成算，御侮之道，其效安在？……尔九卿科道务秉丹诚，各陈所见。”^[50]他为加派进行辩护，主张继续对后金作战，同时防御蒙古部落的进袭，要群臣献策。这个策是很难献的。明右佥都御史杨鹤在崇祯元年上疏道：

自十年以来，辽事加派，大工搜括，诛求殆尽，杼柚其空，而小民之元气伤矣；辽左之役，清河败，三路败，开、铁败，辽阳、广宁败，水、蔺交讧，川黔又败，前后丧师失律，暴骨如麻，士马、刍粮、器械、军资一时俱尽，而封疆之元气伤矣；士大夫分别门户，彼此相攻，后浪前波，互为起伏，逆珰用事，邪人附之，今日追赃，明日削夺，屠戮忠良，死无完骨，而士大夫之元气伤矣。方今之世，如人重病才有起色，百脉未调，风邪易入，所急者培养元气耳。……皇上执要，臣下执详，必有改弦易辙者。^[51]

杨鹤唱的是反调，他提出“培养元气”和“改弦易辙”，是希望崇祯停止加派、搜括，停止辽左之役和用逆珰等，他提到水、蔺土司，还没有提到陕北农民军。明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在第二年派他任陕西三边总督，镇压农民军。这表明明廷决心要沿着对农民军和对后金政权两线作战的道路走。

农民战争逐渐具有燎原之势，明廷从不重视到转为焦虑，“剿”之不克，“抚”又无成，根本原因是封建剥削和加派太重，贫苦百姓无以为活，“忍饥则死，为盗则生”，参加起义队伍的人数“日盛月多”，“慈父不能有其子，而能禁之使束手就毙乎”。^[52]在这种情况下，明廷兵、饷两缺，加上军事方面的各种失误，瓦解农民军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在另一个战场上，与后金军作战的明廷，一下陷入了既不能战，又不愿和，几乎是无计可施的严重局面。

自万历末发生明金战争以来，明廷屡战屡败。为供应辽东军饷，加派达到五百二十万，超过了正赋。许多饥困的农民被迫揭竿而起。这个战争如果继续进行下去，加派势必有增无减，明廷面临的困难也就会更大。许多明官僚这时虽不能预料农民战争发展的前景，但单就辽东战场而言，他们已经感到无法取胜，难以再打下去了。辽东的明军号称精锐，可是它不仅在野战方面不如后金军队，就是在数量上也不及后金军队多。要改变这种不利的状况，不是短期内所能办到的。负责明辽东军事的宁远巡抚袁崇焕和大学士刘鸿训都主张与后金议和，将战争停下来。

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派李喇嘛和都司傅有爵前往沈阳吊祭努尔哈齐，并贺皇太极即位。皇太极遣人同李喇嘛回报袁崇焕，希望与明廷修好议和。第二年正月，后金军进攻朝鲜，皇太极又写信给袁崇焕，提出和议的条件：明廷送给后金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作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每年后金送给明廷东珠十粒，貂皮十张，人参千斤，明廷回报后金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袁崇焕在复信中希望减少金币数目，皇太极同意将前议中明廷送给后金的和好礼减半，后金以东珠十粒，黑狐皮二张，元狐皮十张，貂鼠皮二万张，人参一千斤相答，每年双方的馈送仍照前议。^[53]对于疆界问题，后金主张以双方实际军事分界线为界。^[54]

为什么后金也愿意议和呢？主要是这时皇太极尚无进攻中原的远图，明军坚守锦州、宁远及大凌河一线，使后金军难以长驱。皇太极感到应先征服朝鲜，接着征服西邻的蒙古诸部落，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与明廷议和有利于他进行这些军事行动，虽然他并不很担心明廷乘机进攻后金地区。在后金内部，皇太极为了发展封建专制主义，与满洲大贵族阿敏、莽古尔泰存在矛盾，明廷在政治上的承认能提高他的统治地位，增强他制服这些大贵族的力量。通过和议还可以从明廷那里获得很多金银和缎布，这些财物都是后金所需要的东西。据《国榷》说：“时建虏苦饥，欲胁款也。”^[55]

和议对双方都有益处，而对明廷的益处应当更大。因为后金在辽东战争中居于优势地位，不议和也能克服种种困难，而明廷在辽东战场上处于劣势地位，不议和不但劳师糜饷，而且会因对后金继续作战激发国内的种种问题，以至于动摇明廷的统治地位。后金在和议中提出的金银缎布比明廷每年付出的五百多万两边饷显然要小得多，明廷在议和后即使不能废除辽饷，也可以不再增多加派数字。

和与战，是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的。明廷如有战胜后金的可能性，廷臣们自然都不会考虑议和。事实上当时并没有这种可能性，明辽东主帅袁崇焕提出款议，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明廷继续把战争打下去，只能加重人民的负担和灾难，促使它早一天垮台。

和议不会长久维持，但明廷可以利用它来稳定一下国内的政局，缓和农民的反抗情绪，增强抗击后金（清）军的军事力量。徐光启曾主张野战时用战车，以火器制胜。^[56]阉党分子霍维华在天启末也提出发展进攻性的火器来对付后金军队凶猛的骑射攻杀。^[57]这即使是实际可行的办法，明廷为了组织和训练这样一支大型作战部队，也需要有好几年的准备时间和很多金钱，不谈和就不易办到。皇太极征服蒙古各部落的举动，到崇祯八年才大体上完成。和谈后他在短期内一般不会破坏和局。

崇祯在元年对廷臣说：“朕疆事仗一喇嘛（指李喇嘛）讲款，诸文武何为？虏不轻我中国哉？”大学士刘鸿训回答说：“讲款，权也。”^[58]意思是和议乃权宜之计，以后还可从长计较。顺天府尹刘宗周上疏说：求治不能“程效太急”，现在国内是“三空四尽之日”，竭尽天下的财力去供养“饥军”同后金军打仗，是“计之左也”。^[59]他明显反对继续进行对后金的战争。

崇祯听不进这些规谏。十几年深宫的教育养成他一种极端歧视少数民族的心理，他梦想能有一天一举荡平后金，祭告郊庙，“与天下更新”，“还祖宗之旧”，成为一代中兴之主。他不考虑人民生活的困苦和明廷的实力，对袁崇焕往返商谈的和谈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置廷臣的谏议于不顾。

对后金战争继续进行，赋役加派就继续增加，农民战争也就不断扩大了。

在喜峰口和古北口外，明廷和后金之间存在蒙古朵颜部的不少部落。这些部落接受明廷的款抚，无形中起着替明廷守门的作用，明臣称作蓟镇三协的“三十六家守门诸夷”。他们为插汉部（察哈尔部）所逼，有的倒向后金，一般对明廷和后金采取两面应付的态度。明守边抚镇主张对这些蒙古部落继续行款抚政策，即使不能利用他们进攻后金，也可以利用他们阻隔后金，看守蓟镇大门。崇祯错误地把他们两面应付的做法看作私通后金，“至是中外迎上指，并革其赏，诸部已哄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扬去，乃尽折入建虏，不受汉索矣”，而“边事不可为”。^[60]这一带蒙古部落归附后金后，后金军队不用走宁远、山海关这条路入关，可以从喜峰口至古北口一线自由入塞去进攻明廷，沿线地区没有坚城重兵防御，后金军完全掌握了入塞的主动权，这是明廷的又一失策。

崇祯二年三月，明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到辽东，宁远的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对他说：后金“必舍辽而攻蓟，动天下之兵何益？”^[61]这个确切的预报，并没有引起明廷的注意。

这一年的十月，皇太极果然率后金军从喜峰口附近的大安口、马兰峪等地入塞。后金军到达北京附近时，明督师袁崇焕从辽东领兵入卫。崇祯因袁崇焕在元年时轻言“五年灭辽”，杀“毛文龙”以及这次入援怯战退保等罪状将他逮捕下狱，大学士成基命叩头谏阻无效，最后崇祯对袁崇焕处以磔刑。

袁崇焕轻言“五年灭辽”是不对的，但在他做此对话以后，云南道御史毛羽健曾向崇祯代为陈述，说：“恐此语（指‘五年灭辽’——引者注）非平日成算，迫于顾问，猝然以对耳”，^[62]这应当能适当消除这句话的错误影响。这次后金军并没有通过宁远防线，而是由旧蒙古部落驻地入塞，袁崇焕没有很大责任。论起罪来，主要应由崇祯自己来负，因为他拒绝款抚这些蒙古部落，又不注意设防，使后金军队取得从这个地区自由入塞的便宜条件。但崇祯不肯归咎自己，将引起后金军入塞的罪责全加到袁崇焕的头上，使得廷臣不得不跟着谴责袁崇焕。袁崇焕杀毛文龙是错误的，而崇祯杀袁崇焕的错误就应当更大。崇祯认为士大夫有负国家，不得已始信用太监，其祸尤烈。^[63]

崇祯即位的头两年（天启七年和崇祯元年），是明廷的重要时刻，如果这时能与后金议和，“一意专修内治，急裁累加之饷，别议生财之道，使闾阎喘息稍苏”，^[64]形势自当一变，明廷的国事尚有作为，不至于“国脉垂绝”。错过了这个时机，明廷就掉进两线作战的泥淖，日子愈来愈难过了。

自天启末以来，有些明臣以宋金和战为借鉴，反对同后金议和。崇祯三年，御史袁耀然以此攻击兵部尚书梁廷栋。^[65]崇祯十一年，杨嗣昌主张款清（后金），编修杨廷麟又以此反对杨嗣昌。^[66]他们不知道今昔异势，这时危害明廷的已不是主和派，而是他们这些主战派了。

到崇祯十五年时，明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同清（后金）进行议和。此时情况已经同崇祯初大不相同了，与十一年时也不能相比。农民军遍及南北各地，明廷在河南和辽东战场都遭到惨败。由于内阁和科道的反对，和议仍然不能成功。这次和议即使达成，将辽东军队调进关内，也只能使明廷多存在一些时日，无济于大事了。

过去封建史家在评论崇祯时，一面恭维崇祯“承熹宗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锐意更始，治核名实”，“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一面也指摘崇祯的不少过失，如“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在杀袁崇焕以后，不信任士大夫，“乃复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委任的廷臣，“非庸即佞”。对于农民军，“剿抚两端，茫无成算”。由于实行严刑峻法，“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赣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抑以去”，对将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能制”，^[67]等等。

对崇祯的恭维之词，除掉铲除魏忠贤和阉党分子这件事外，并无他事值得一提。对崇祯过失的指摘，比较具体，能够说明明廷覆灭的部分原因，但并不是重要的。崇祯即使没有这些失误，只要他坚持推行对农民军和对清（后金）军两线作战的方针，“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农民战争的规模肯定会愈来愈大，明廷也一定会瓦解崩溃。崇祯在十七年时回忆杨鹤在元年的奏议，表示要“培养元气”，但这时还有什么元气可以培养呢？一切都完了。

在崇祯推行两线作战方针的影响下，第一，明廷的财政极端困难，崇祯元年，户部侍郎王家祯上御览册，开新旧饷岁出超过岁入二百八十余万。各镇普遍亏欠军饷，其中延绥镇欠饷三十一个月，固原镇欠饷两年半。宁远明兵因缺欠粮饷鼓噪，执缚巡抚毕自肃和总兵朱梅等，加以捶击，毕自肃身受重伤，不久自杀。

为了用兵筹饷，明廷在崇祯三年增加加派银一百六十五万两，合旧辽饷银五百二十万两，共计六百八十余万两。御史吴执御在崇祯四年奏道：“今日生财，无逾加派，夫古今生财，虽曰多端，而有以赋民为生财者乎？”他反对加派、捐助和搜括。崇祯骂他妄言、支节，说：“加派原不累贫，捐助听之好义，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抚按稽察，岂至病民”，^[68]竟肯定加派等做法，认为加派不累贫。那么累了什么人呢？贵族和官僚豪绅地主享受优免的特权，一般地主设法规避，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在加派的重压下，纷纷逃亡和起义，怎么能说不累贫呢？

明廷可以“别议生财之道”，如宗禄一项，嘉靖时御史林润曾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二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宜令大臣集议，共陈善后良策。”^[69]贵族们都有庄田，一般宗室也占夺民地，^[70]宗禄自可裁减，如果能减少宗禄一半，就是一笔大数目。再如免粮一项，官僚豪绅地主不按明廷的优免规定，几乎全部土地都不纳钱粮，对绝大部分滥免的税粮进行征收，也能获得很可观的款项。有了这些收入，不用再强征辽饷加派。但是明廷为了维护贵族和官僚豪绅地主的利益，从来不采用这种生财的办法。

崇祯九年，有一位武生李琎奏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71]他说缙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其万计者不能枚举，大有油水可捞。这种办法不是封建贵族地主政权所能行得通的，崇祯虽然欣赏，可是被代表大官僚豪绅地主的大学士钱士升反对掉了。

搜括巨室办不到，于是明廷继续增多加派。崇祯八年，卢象升加征助饷。十年，明廷谋议大举进攻农民军，苦于无饷，根据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加征剿饷二百八十万两。崇祯在诏谕中说：“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但一年过去之后，不但辽饷、剿饷继续存在，崇祯十二年再加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前后加派数字达到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72]合九边旧饷共二千万两。御史郝晋说：“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73]明廷在崇祯元年的赋税正额是三百二三十万两，而加派比正赋多出好几倍。

为了表示对横征搜括的憎恨，老百姓将崇祯称作为“重征”。^[74]

明廷没有因加派解决财政困难，相反困难更大了，因为许多地方成为农民军占领和活动的区域，赋税根本收不到，不但加派，连正赋也化为乌有。在明廷控制的区域，农民苦于粮徭加派，大半逃亡，不能完征，“添新饷司而旧饷司渐渐拖欠矣，再添练饷司而新旧二饷渐渐拖欠矣。……明明数虽加而实反减”。^[75]减征的银两又常被官吏所中饱。加派只使明廷收到饮鸩止渴的恶果。

第二，吏治败坏。明官僚的贪污腐化现象在崇祯刚即位时已很严重。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在崇祯元年七月上疏道：

皇上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一语，然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所闻见，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阙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阙，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半以此得之，馆选亦然，臣之风闻此。臣起县官，今居言路。以官言之，则县官行贿之首，而给事给贿之魁。诸臣言蠹民者俱归咎守令之不廉，俸薪几何，上司票取，不曰无碍官银，则曰未完抵赎。冲涂过客，动有书议，多则十金以上，少者十金以下，欲结心知，不在此例，岁送不知几许，至巡按荐谢每百金，旁荐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于例。遇考满朝觐，或费至三四十金，夫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人号为开市，臣两月内辞书仪可百余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乞大为惩创。^[76]

崇祯命韩一良当群臣面诵读此奏，阉党余孽吏部尚书王永光立刻要韩一良指劾，韩一良只说是风闻，不敢指名。崇祯为嘉励韩一良，超擢为右佥都御史，但过了三个月，韩一良就被罢职回家了。

这封奏疏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明廷无官不贪、不得不贪的事实。各官俱有纳贿的定价。马士英在崇祯五年任宣府巡抚一月，即从府库里拿出六千金行贿，正是按照官场的牌价来做的，并未违例。只是太监有意参劾，他才罢官而去。而太监的贪污受贿活动比官僚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未被参劾的官僚自然仍得按例价来行贿受贿。

自崇祯推行两线作战的方针以后，财政非常困窘。明廷为了大搞加派搜括，以官吏“催科急者为上考，督责严者号循良”，谁强征得多，便得到上级的称许，列为“上考”、“循良”官吏，相反就要受到指摘和惩罚。据《怀陵流寇始终录》载，崇祯四年，“上以新考选官在任钱粮有负，下户部尚书毕自严于狱，廷臣疏救。上切责之。自是考选唯论钱粮，不及抚字，士风一变”。^[77]文震孟说：“守令惕功令之严，畏参罚之峻，不得不举鸠形鹄面、无食无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琅珰而桁扬之，使愁苦之气上薄于天，冤痛之声下彻于地。”^[78]农民到处暴动就是被“上考”、“循良”官吏和豪绅地主硬逼而成的。

加派搜括得愈多，官吏们贪污得也愈多。工部右侍郎刘宗周在崇祯九年三月奏道：“参罚在钱粮而官愈贪，吏愈横，赋愈逋。”^[79]地方官贪风大炽，上司票取的数目也跟着加码。周延儒崇祯在十四年第二次入阁任大学士，花了二十万两银子（一作六万两）向宦官行贿，反映这时官场行贿的牌价可能升高了。按照“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的通例，他至少得贪污二十万两银子，才能偿付行贿银两。

各地的贪官污吏百般残害人民。御史方玮在崇祯八年奏道：“民穷极矣，弱者为鬼，强者为盗，此皆贪吏驱之也。夫人一入仕路，唯图温饱，其自好者不过苟且因循以俟迁转，谁有真心作事为地方求治安者乎？”^[80]他所说的“自好者”好像不曾贪污，其实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要按惯例行贿受贿，只是贪污少一些，不被当时人目为贪吏而已。

明廷的用兵筹饷，搞得民不堪命和吏治极端败坏。

第三，军力不足。崇祯时明廷的大部分兵卒来自招募，军户也继续被强制当兵，还征调一些少数民族土司军队，并在辽东和沿边一带收编了为数不多的蒙古族士卒。

明廷的劲旅是辽东的关宁兵和山、陕边兵。崇祯初，袁崇焕统领的关宁兵一共十二万人，各镇边兵达三十万人。^[81]京营兵有十几万人，^[82]其他各地的州县兵有几十万人。

崇祯十二年，廷臣请练边兵，经杨嗣昌议定，其数量是：官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有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有奇，议设保定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十五万七千有奇，加上总督和各镇练兵数量，议兵员凡七十三万有奇。这种兵员数量不可靠，因“民流饷绌，未尝有实也”。^[83]

明廷的兵数并不算少，但常感军力不足，原因是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在对抗后金（清）军的同时，明廷要进攻农民军，还要防御蒙古部落、防海和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尽管明军的总数多于后金（清）军，也多于初期的农民军，但分配到这两个战场上的明军，既少于农民军，也少于后金（清）军。

农民军与明军作战，始终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明军一般只有农民军的几分之一或十分之一，这是明军不能击灭农民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辽东战场上，天启七年，后金军进攻朝鲜，明登莱巡抚李嵩建议明廷派袁崇焕率关宁兵进攻沈阳，去“击虏拯鲜”，袁崇焕反对，说：“闻虏十万掠朝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虏穴之虚乎？……万一我兵已东，虏骑北出而袭我关宁，此时救人耶，抑自救耶？”^[84]明军和后金军相比，在数量上也居于劣势地位。

其次是虚冒空额过多，各镇边兵说有三十万，但究竟有多少，无法弄清楚。崇祯十五年六月，兵部“奉御批九边缺额是否止十六万，还行各督抚彻底清核，务得见在实数”。^[85]直到明亡，这个实在数字也没有清核出来。京营“故有占役虚冒之弊。占役者其人为诸将所役，一小营至四五百人。且有卖闲包操诸弊。虚冒者，无其人，诸将及勋戚、阉寺、豪强以苍头冒选锋壮丁，月支厚饷”。^[86]崇祯二年，协理戎政侍郎加兵部尚书李邦华为整顿京营，核还占役，清除虚冒，裁汰老弱，结果“怨谤纷然”，李邦华被劾罢闲住。从此京营“戎政不可问矣”。

更为严重的是明军大部分战斗力不强。由于严重缺饷，明军在进攻农民军时，“兵多哗伍，未肯用命”，^[87]经常发生兵士执缚以致迫死主将事件。明将往往“纵兵抢掠”，其“掠如剃”，但兵士还是面有菜色，衣服不周，兵器不全，困苦不堪。崇祯十年十二月，明宣大总督卢象升西阅晋边后疏称：“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明兵）向之那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且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裤者，有少鞋蔑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如此光景何以责成？有烦庙算者一也。”^[88]崇祯十二年，明督师杨嗣昌到湖广后上疏：“郧镇之兵，臣见秦启、谢严二枝，人仅骨立，衣甲全无，枪执空筒，药弹殊少，据启禀称，缺饷五月致然，他兵尤不堪于启，则何可虚糜剿饷也。”^[89]这样的兵士是不可能有很强的斗志的。杨嗣昌曾对楚抚方孔炤说：“兵将不堪，大抵南北皆同。”^[90]

辽东和宣大一带的明军中有一些蒙古“降丁”，比较擅长冲锋陷阵，但这种兵也容易哗变，^[91]或被后金（清）军诱降，不能过分倚靠。明廷征调了一些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军队，由秦翼明、杨正芳和龙在田等统领去进击农民军，“频有功”。这些兵因人数有限，加上明廷臣将的猜忌，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龙在田在崇祯十五年上疏说：他“五岁捷二十有八，忌口中阻，逼臣病归，自臣罢，亲藩辱，名城屡陷”。^[92]石柱女土司秦良玉也曾奏明廷道：“臣自征播以来，所建之功不满谗妒口。”^[93]崇祯十六年初，张献忠进兵四川以前，秦良玉曾建议明四川巡抚陈士奇增兵守入川口十三隘，陈士奇不肯采用，张献忠因此得以长驱直下夔州。

反动立场和缺乏统治经验，使崇祯推行了对农民军和对后金（清）政权的两线作战方针，并且坚持到底，这完全超出了明廷实际力量所能承担的程度，失败和灭亡，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事。一些支持这种方针的明大官僚们应对明亡负相当的责任。

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总是要受到后世的耻笑和唾骂，崇祯算是一个例外。在崇祯活着的时候，明廷大官僚中有种种非难他的意见，斥之为“冲主”。^[94]可是崇祯吊死煤山之后，清军占领北京，福王政权在南京成立，情况就不同了。他被福王政权尊谥为思宗烈皇帝和毅宗正皇帝，又被清政权谥为怀宗端皇帝。南明大官僚们为崇祯之死而“呜咽悲愤”，几乎都对崇祯表示崇敬。当福王继承崇祯即位时，据说麒麟都在泗州出现了。